#洛阳地铁# 【洛阳地铁2号线文化墙“亮相”——遇见古今辉映，走向诗和远方[打call]】在地铁车站这样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里，设置人文景观公共艺术品是诠释城市文明与风貌的“最佳窗口”，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千年帝都 牡丹花城”的美誉，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内涵，构成了这座城市特有的人文生态环境。#洛阳好网民##青春心动洛阳#
地铁文化墙不仅可以延续地上的文化，也是诠释和宣传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文明建设，更是展示洛阳城市风貌，张扬城市个性的载体和窗口。跟地铁1号线相比，2号线更注重展示“古都新貌 守正出新”等文化理念，其中文博园站和二乔路站两站文化墙均出自洛阳李学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团队之手，在文化墙设计展示中将历史文化与当代艺术完美融合，可谓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致力于打造成洛阳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文博园站，由于该站点靠近洛阳博物馆，历史文化元素更为明显。在通透明亮的玻璃顶下方四面墙壁上，由洛阳李学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团队设计制作的大型历史壁画《五都荟洛》，刻画了洛阳众多历史文物古迹，如应天门、天子驾六、白马寺、华夏第一爵等等，全面展示了从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王城、汉魏洛阳城至隋唐洛阳城长达千余年的建都史，灿烂的华夏文明得以充分的展示。整个文化墙与地铁站装修风格及地面建筑遥相辉映，形成了统一的设计风格。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二乔路站是洛阳目前唯一以牡丹品种命名的地铁站名，其站点周边有着浓郁的牡丹文化氛围。该站文化墙也由洛阳李学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团队设计制作，并采用了手工浮雕、手工彩绘等传统技艺。画面以硕大的二乔牡丹为中心，两侧寓意吉祥的凤凰图案作以衬托，似太极结构。与之展开的是随风飘舞的七彩丝带，其下是缥缈流淌的洛河，极富动感和韵律。画面中“蝴蝶谷”洋溢着欢快的节奏，和飘带形成点线的互动。文化墙两侧延绵的山川、富贵的牡丹以及古今洛阳城市画卷，则再现了洛阳这座“古今辉映 诗和远方”的城市风貌！
地铁文化墙不仅可以延续地上的文化，也是诠释和宣传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文明建设，更是展示洛阳城市风貌，张扬城市个性的载体和窗口。跟地铁1号线相比，2号线更注重展示“古都新貌 守正出新”等文化理念，其中文博园站和二乔路站两站文化墙均出自洛阳李学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团队之手，在文化墙设计展示中将历史文化与当代艺术完美融合，可谓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致力于打造成洛阳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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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兼祧中国禅宗五家法脉详情（4⃣️）
查此宗是灵佑祖师起，四传至芭蕉慧清，其徒继彻起演二十字，继字下应是妙字，顺次以绍先宗。然书载宋三角志谦及兴阳词铎二公止。一说二公为昆仲，同嗣报慈韶祖作六世。一说志谦为六世，词铎为七世。今因此宗传承甚少，故双存之，以兴阳词铎嗣三角志谦为七世。以后已无考据。兹以词公与余各摘上一字，继演五十六字，以待后贤，绍续无穷。”
虚云和尚将沩仰宗传承世代确定为：
第一世 沩山灵佑禅师
第二世 仰山慧寂禅师
第三世 西塔光穆禅师
第四世 资福如宝禅师
第五世 报慈德韶禅师
第六世 三角志谦禅师
第七世 兴阳词铎禅师
第八世 虚云德清禅师
虚云和尚遥嗣兴阳词铎禅师，自列为沩仰宗第八世，并作传派字偈56字：词德宣衍道大兴。戒鼎馨遍五分新。慧焰弥布周沙界。香云普荫灿古今。慈悲济世愿无尽。光昭日月朗太清。振启拈花宏沩上。圆相心灯永昌明。
虚云和尚按此派字传沩仰法嗣，为嗣法人取法名均用“宣”字。
本派虚云和尚子孙中比较著名的，有宣化度轮、宣玄圣一、宣明海灯、宣成达定、宣传月川(传印)、宣圣法亮（心明）、宣道净慧、宣德绍云、衍心一诚、衍妙戒全等。
笔者细考虚云和尚文记中内容，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虚云和尚所说“甲戌夏”宝生法师来南华一事，是误记。
“甲戌夏”，指1934年5月初至8月初期间。这时，虚云和尚还在福建鼓山，后来至9月才被迎请到广东南华寺，何来“余居南华”呢。虚云和尚实际上于1935年秋天后才处理完鼓山事务，回到南华寺开始重建工作。
虚云和尚法汇中收录有1938年秋宝生长老致虚云和尚的信函及虚云和尚的复信。信函内容显示宝生法师在1938年秋之前未见过虚云和尚，对虚云和尚是“久仰慈范，愧未亲近”。
沩山密印寺是禅宗南岳系灵佑禅师于唐宣宗大中年间所创建的道场，为国内名刹，千年之间几经兴废。清季光绪末年，八指头陀敬安禅师曾主密印寺法席，沩山鼓螺为之一振。到1918年，密印寺被人纵火烧毁。太虚法师于1922年应邀担任住持湖南宁乡大沩山密印寺，12月11日进院，12月16日返长沙，仅在沩山住了5天，以后再没有回来过。1933年秋，诸山长老推举宝生法师出任沩山密印寺住持。宝生法师出长密印寺之时，已年近花甲，但为了恢复祖师道场，光大南岳门风，不辞辛劳，远走江淮荆楚，广募捐款，边募边建，历时八年，重建竣工。
宝生法师在信中提到，密印寺早前“尽成灰烬”，担任住持后，经过修复重建，“大殿、禅堂、斋堂、僧寮、山门、渐次告成”。宝生法师于1933年秋出任沩山密印寺住持，不可能到1934年夏天，这中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这许多工程。可见虚云和尚的追述有误。
第二，密印寺住持宝生法师、首座了照法师不知道虚云和尚承嗣沩仰宗法脉。
宝生法师仰慕虚云和尚道誉，于1938年秋致函虚云和尚，请求虚云和尚担任大沩山密印寺住持，恢复规矩，再续禅灯。宝生法师信中说“密印苟不得人，禅灯难续。……愿得公为该寺住持，俾佑祖法炬，暗而复明”，包含了请虚云和尚承嗣沩仰宗法脉的意思。但是，虚云和尚在复信中婉辞担任密印寺住持之请，也没有提及承嗣沩仰宗法脉的事。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宝生、了照等密印寺僧众并不知道虚云和尚承嗣沩仰宗法脉的事情。
1944年4月30日，太虚法师作《续沩仰宗派记》，记述自己应密印寺住持潜影法师、首座了照法师等两序大众请求，续传沩仰宗法脉。太虚法师作沩仰宗传法字偈32字，确定沩仰宗传承世系如下：
第一世 沩山灵佑――第二世 仰山慧寂――第三世 西塔光穆――第四世资福如宝――第五世 资福真邃――第六世 太虚惟心――第七世 宝生法利――第八世 潜影善修
显然，虚云和尚应宝生法师等所请承嗣沩仰宗法脉，宝生、了照法师并不知情。因为如果知情，密印寺一定视之为一件大事，还极可能隆重地请求虚云和尚传法。继宝生法师之后任密印寺住持的潜影法师也一定会知道。按虚云和尚的自述，密印寺了照首座也是当初请求他承续沩仰宗法派的人之一，如果了照法师知道虚云和尚已经承嗣沩仰宗派，肯定不会在几年之后，舍近求远，向身在重庆的太虚法师请求继承沩仰宗派，而不向正在广东韶关的虚云和尚求法。
因此，可以推断，虚云和尚在1938年秋，推辞大沩山密印寺住持的请职后，感到未能挑起振兴沩仰宗的担子，有负大众的期望，对不起禅宗祖师，故私下考查典籍，遥接沩仰宗法脉，继演宗派字偈，以接续、传承沩仰法脉为己任，为将来因缘成熟时复兴沩仰宗派作点准备，算是自己不能即时担起复兴沩仰宗职责之过的一种弥补。虚云和尚没有公开自己的做法，故密印寺方面并不知晓。虚云和尚后来果真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挂沩仰钟板，传沩仰宗脉，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沩仰宗法子法孙，真正把沩仰宗派恢复起来了。
（二）因决心兴复云门大觉禅寺而发心承嗣云门宗
虚云和尚遥接南宋光孝已庵深净禅师的法，自列为云门宗第十二世。虚云和尚记述：“又余在南华，因悉云门祖庭，香灯断续无定，勉为兴复。
—— 未完待续 ——#佛法看世间##历史那些事##修行##佛教##老照片#
查此宗是灵佑祖师起，四传至芭蕉慧清，其徒继彻起演二十字，继字下应是妙字，顺次以绍先宗。然书载宋三角志谦及兴阳词铎二公止。一说二公为昆仲，同嗣报慈韶祖作六世。一说志谦为六世，词铎为七世。今因此宗传承甚少，故双存之，以兴阳词铎嗣三角志谦为七世。以后已无考据。兹以词公与余各摘上一字，继演五十六字，以待后贤，绍续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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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 沩山灵佑禅师
第二世 仰山慧寂禅师
第三世 西塔光穆禅师
第四世 资福如宝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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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世 三角志谦禅师
第七世 兴阳词铎禅师
第八世 虚云德清禅师
虚云和尚遥嗣兴阳词铎禅师，自列为沩仰宗第八世，并作传派字偈56字：词德宣衍道大兴。戒鼎馨遍五分新。慧焰弥布周沙界。香云普荫灿古今。慈悲济世愿无尽。光昭日月朗太清。振启拈花宏沩上。圆相心灯永昌明。
虚云和尚按此派字传沩仰法嗣，为嗣法人取法名均用“宣”字。
本派虚云和尚子孙中比较著名的，有宣化度轮、宣玄圣一、宣明海灯、宣成达定、宣传月川(传印)、宣圣法亮（心明）、宣道净慧、宣德绍云、衍心一诚、衍妙戒全等。
笔者细考虚云和尚文记中内容，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虚云和尚所说“甲戌夏”宝生法师来南华一事，是误记。
“甲戌夏”，指1934年5月初至8月初期间。这时，虚云和尚还在福建鼓山，后来至9月才被迎请到广东南华寺，何来“余居南华”呢。虚云和尚实际上于1935年秋天后才处理完鼓山事务，回到南华寺开始重建工作。
虚云和尚法汇中收录有1938年秋宝生长老致虚云和尚的信函及虚云和尚的复信。信函内容显示宝生法师在1938年秋之前未见过虚云和尚，对虚云和尚是“久仰慈范，愧未亲近”。
沩山密印寺是禅宗南岳系灵佑禅师于唐宣宗大中年间所创建的道场，为国内名刹，千年之间几经兴废。清季光绪末年，八指头陀敬安禅师曾主密印寺法席，沩山鼓螺为之一振。到1918年，密印寺被人纵火烧毁。太虚法师于1922年应邀担任住持湖南宁乡大沩山密印寺，12月11日进院，12月16日返长沙，仅在沩山住了5天，以后再没有回来过。1933年秋，诸山长老推举宝生法师出任沩山密印寺住持。宝生法师出长密印寺之时，已年近花甲，但为了恢复祖师道场，光大南岳门风，不辞辛劳，远走江淮荆楚，广募捐款，边募边建，历时八年，重建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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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密印寺住持宝生法师、首座了照法师不知道虚云和尚承嗣沩仰宗法脉。
宝生法师仰慕虚云和尚道誉，于1938年秋致函虚云和尚，请求虚云和尚担任大沩山密印寺住持，恢复规矩，再续禅灯。宝生法师信中说“密印苟不得人，禅灯难续。……愿得公为该寺住持，俾佑祖法炬，暗而复明”，包含了请虚云和尚承嗣沩仰宗法脉的意思。但是，虚云和尚在复信中婉辞担任密印寺住持之请，也没有提及承嗣沩仰宗法脉的事。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宝生、了照等密印寺僧众并不知道虚云和尚承嗣沩仰宗法脉的事情。
1944年4月30日，太虚法师作《续沩仰宗派记》，记述自己应密印寺住持潜影法师、首座了照法师等两序大众请求，续传沩仰宗法脉。太虚法师作沩仰宗传法字偈32字，确定沩仰宗传承世系如下：
第一世 沩山灵佑――第二世 仰山慧寂――第三世 西塔光穆――第四世资福如宝――第五世 资福真邃――第六世 太虚惟心――第七世 宝生法利――第八世 潜影善修
显然，虚云和尚应宝生法师等所请承嗣沩仰宗法脉，宝生、了照法师并不知情。因为如果知情，密印寺一定视之为一件大事，还极可能隆重地请求虚云和尚传法。继宝生法师之后任密印寺住持的潜影法师也一定会知道。按虚云和尚的自述，密印寺了照首座也是当初请求他承续沩仰宗法派的人之一，如果了照法师知道虚云和尚已经承嗣沩仰宗派，肯定不会在几年之后，舍近求远，向身在重庆的太虚法师请求继承沩仰宗派，而不向正在广东韶关的虚云和尚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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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遥接南宋光孝已庵深净禅师的法，自列为云门宗第十二世。虚云和尚记述：“又余在南华，因悉云门祖庭，香灯断续无定，勉为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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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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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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