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保养纯洁的精神 • 去除名利的心思
一、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内心的主宰，那么外在事物不管多大限度地满足他的需求，他的人生都很难有幸福可言，因为内心存在主宰，#国学实录# 才有正确感知生命且平衡外在事物的能力。
在《后汉书》之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安贫乐道，恬于进取，三辅诸儒莫不慕。”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贫富和仁义之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宁可忍受外在物质的贫苦也不愿放弃内心的仁义。
拥有外在的物质并不是坏事，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外在的物质都是生活的重要基础，但是正是因为物质所体现的重要性，才导致很多人在无形之中颠倒了物质与生命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一味忽略内心仁义的同时，过分地追求外在的物质生活。
最后不仅仅不能靠物质给自己带来良好的生活，反而活成了物质的傀儡，在物质存在于生命的得失过程中活的痛苦不堪。
就像《道德经》之中所说：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这就是内心力量缺失所造成的遗憾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仅会在事物的得失之间彷徨徘徊，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正心正念，那么他也并不具备抓住拥有物质的机会，甚至当世俗层面上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时，他依然不能把握，甚至也不曾察觉。
这一点不能从人生的一时得失之中去看，要从相对长远的眼光去审视其中的得失存在，甚至可以绵延到自己后辈几代人之中，反之，只有具备深藏于内心的正确智慧与信仰之后，才能在两者的驱使下，得到正确的结果。
因为能够支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根本，一定是深藏于内心的厚道与智慧。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智慧典故，能够很恰当地说明这一点，#读书# 那就是与孙叔敖有关的事情。
在春秋期间，楚国令尹孙叔敖因为功劳卓著，非常受楚庄王器重，但是他品行依旧简朴，庄王几次想封地给他，都推辞不受。
后来孙叔敖病重之时，就嘱托自己的儿子孙安说：“我死后你就回乡下种地，千万不要做官，如果大王非赏赐你东西，你就要那一块没人要的寝丘之地。”
而寝丘之地位于楚越之间，地方十分偏僻，而且名字也非常不好，寓意为鬼地，不管在什么时代，这样一种不祥之地是不被人重视的。
后来孙叔敖去世之后，楚庄王果然封孙安为大夫，并且赏赐给他封地，孙安就依照孙叔敖的嘱托，要了寝丘之地。
辗转数年之后，按照惯例，一般大臣获取的封地都会在两代之后改封给其他功臣，但是寝丘之地则因为太过偏远，以至于被朝廷遗忘，所以孙叔敖的子孙十几代人都拥有这块地，也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
二、
真正能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安身立命，甚至平安富贵的根本，其实就是取决于内在的智慧，也是自己人生的核心主宰。
而这个核心也必然含有超越世俗功利层面的信仰，只有用高于世俗的智慧去应对世俗，才能在世俗变化之间活得平安祥和，使自身具有在世间安身立命的资本。
《菜根谭》之中有一句话说：天理路上甚宽，稍游心，胸中便觉广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才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追求自然真理的正道非常宽广，稍微用心追求，就感觉心胸坦荡开朗。追求个人欲望的邪道非常狭窄，刚一跻身于此，就发现眼前布满荆棘泥泞，导致寸步难行。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
在世俗之中，大多数人也都是活在名利之中，名利在无形之中仿佛已经成了世俗之人毋庸置疑的信仰，总祈求这种世俗的信仰能满足所有生命的需求。
但是遗憾的是，#传统文化# 如果一个人太过分重视外在名利物质的同时，必然会因为自己错误的执着心，使自己做出急功近利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人由本心欲念生出错误念头的过程，最终导致的必然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就好像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在欲望的驱使下做出违反道德或者违反法律的事情，在以错误行为伤害他人的同时，最终也自食恶果，即便自己没有遇见这个错误所带来的惩罚，他的后辈子孙也依然需要为这潜移默化中的业障付出代价。
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甚至是知道如何通过擅长的事物去追求自己所需要的，并不一定真的重要，因为能够让你的人生变好的并不一定是你所擅长的和你认为自身所需要的。
真正能起到良好作用的，恰恰是世俗的观念中轻易忽略的，是那些潜藏于灵魂深处最纯净的东西。
能够适当地从自己擅长的和期待的眼光中逃离出来，当下或许是一种失去，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去看，或许才是真正的得到。
就像《淮南子》之中有一句话说：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
意思就是说：因此圣人要在内部修治根本，而不在外部粉饰末节，保养他的内心精神，熄灭他的智巧；寂静无声地依循规律，就没有什么办不成；淡泊的好像不加治理而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
所谓“去除他的智巧”，就是去除外在追求世俗名利的心思；所谓“保养他的内心精神”，就是保养那个轻易被我们所忽略的仁德之心。
只有富养了自己厚重的灵魂，才有可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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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内心的主宰，那么外在事物不管多大限度地满足他的需求，他的人生都很难有幸福可言，因为内心存在主宰，#国学实录# 才有正确感知生命且平衡外在事物的能力。
在《后汉书》之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安贫乐道，恬于进取，三辅诸儒莫不慕。”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贫富和仁义之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宁可忍受外在物质的贫苦也不愿放弃内心的仁义。
拥有外在的物质并不是坏事，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外在的物质都是生活的重要基础，但是正是因为物质所体现的重要性，才导致很多人在无形之中颠倒了物质与生命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一味忽略内心仁义的同时，过分地追求外在的物质生活。
最后不仅仅不能靠物质给自己带来良好的生活，反而活成了物质的傀儡，在物质存在于生命的得失过程中活的痛苦不堪。
就像《道德经》之中所说：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这就是内心力量缺失所造成的遗憾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仅会在事物的得失之间彷徨徘徊，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正心正念，那么他也并不具备抓住拥有物质的机会，甚至当世俗层面上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时，他依然不能把握，甚至也不曾察觉。
这一点不能从人生的一时得失之中去看，要从相对长远的眼光去审视其中的得失存在，甚至可以绵延到自己后辈几代人之中，反之，只有具备深藏于内心的正确智慧与信仰之后，才能在两者的驱使下，得到正确的结果。
因为能够支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根本，一定是深藏于内心的厚道与智慧。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智慧典故，能够很恰当地说明这一点，#读书# 那就是与孙叔敖有关的事情。
在春秋期间，楚国令尹孙叔敖因为功劳卓著，非常受楚庄王器重，但是他品行依旧简朴，庄王几次想封地给他，都推辞不受。
后来孙叔敖病重之时，就嘱托自己的儿子孙安说：“我死后你就回乡下种地，千万不要做官，如果大王非赏赐你东西，你就要那一块没人要的寝丘之地。”
而寝丘之地位于楚越之间，地方十分偏僻，而且名字也非常不好，寓意为鬼地，不管在什么时代，这样一种不祥之地是不被人重视的。
后来孙叔敖去世之后，楚庄王果然封孙安为大夫，并且赏赐给他封地，孙安就依照孙叔敖的嘱托，要了寝丘之地。
辗转数年之后，按照惯例，一般大臣获取的封地都会在两代之后改封给其他功臣，但是寝丘之地则因为太过偏远，以至于被朝廷遗忘，所以孙叔敖的子孙十几代人都拥有这块地，也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
二、
真正能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安身立命，甚至平安富贵的根本，其实就是取决于内在的智慧，也是自己人生的核心主宰。
而这个核心也必然含有超越世俗功利层面的信仰，只有用高于世俗的智慧去应对世俗，才能在世俗变化之间活得平安祥和，使自身具有在世间安身立命的资本。
《菜根谭》之中有一句话说：天理路上甚宽，稍游心，胸中便觉广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才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追求自然真理的正道非常宽广，稍微用心追求，就感觉心胸坦荡开朗。追求个人欲望的邪道非常狭窄，刚一跻身于此，就发现眼前布满荆棘泥泞，导致寸步难行。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
在世俗之中，大多数人也都是活在名利之中，名利在无形之中仿佛已经成了世俗之人毋庸置疑的信仰，总祈求这种世俗的信仰能满足所有生命的需求。
但是遗憾的是，#传统文化# 如果一个人太过分重视外在名利物质的同时，必然会因为自己错误的执着心，使自己做出急功近利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人由本心欲念生出错误念头的过程，最终导致的必然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就好像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在欲望的驱使下做出违反道德或者违反法律的事情，在以错误行为伤害他人的同时，最终也自食恶果，即便自己没有遇见这个错误所带来的惩罚，他的后辈子孙也依然需要为这潜移默化中的业障付出代价。
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甚至是知道如何通过擅长的事物去追求自己所需要的，并不一定真的重要，因为能够让你的人生变好的并不一定是你所擅长的和你认为自身所需要的。
真正能起到良好作用的，恰恰是世俗的观念中轻易忽略的，是那些潜藏于灵魂深处最纯净的东西。
能够适当地从自己擅长的和期待的眼光中逃离出来，当下或许是一种失去，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去看，或许才是真正的得到。
就像《淮南子》之中有一句话说：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
意思就是说：因此圣人要在内部修治根本，而不在外部粉饰末节，保养他的内心精神，熄灭他的智巧；寂静无声地依循规律，就没有什么办不成；淡泊的好像不加治理而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
所谓“去除他的智巧”，就是去除外在追求世俗名利的心思；所谓“保养他的内心精神”，就是保养那个轻易被我们所忽略的仁德之心。
只有富养了自己厚重的灵魂，才有可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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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只知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移画于纸油然之心生，则能于轮廓一线之际，平面上有一分之地，与之以生命。盖大艺术家个人之情操，不仅表现于形象之构想与配置，即于极微之明暗间，为官能所不能觉者，亦有真精神焉。
世人只知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移画于纸油然之心生，则能于轮廓一线之际，平面上有一分之地，与之以生命。盖大艺术家个人之情操，不仅表现于形象之构想与配置，即于极微之明暗间，为官能所不能觉者，亦有真精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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