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发布：新电商持续助力农产品上行，“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在青藏高原腹地创业，年销藜麦超千万元的青年商家，今年在新电商平台又打磨推出一款潜力爆品杂粮青稞；在四川大凉山年销盐源苹果1500万斤的拼多多店铺，今年加入了新电商苹果产业带双11狂欢；电视剧《山海情》的原型、闽宁镇上的留守妇女组建了一个电商扶贫车间，通过平台把闽宁凉皮、蘑菇等产品销往全宁夏…… 2021年，一批新农人、新业态、新模式，继续涌现在我国农村电商领域，推动农产品上行主流化发展。
11月26日，瞭望智库发布《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下称“报告”)。报告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是一场重配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在坚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新发展格局下，农村电商在此背景下也迎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报告分析，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平台近年来持续深耕农村市场，推动农产品上行主流化发展，并在生产端“最初一公里”给偏远地区带去新思路、新逻辑，助力重塑农产品价值供应链。报告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2021年以来，农产品线上“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农业科技、人工智能等正在持续推进农村电商的数字化发展。
新农人、新业态涌现，“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
“相较其他行业，农业是真正的星辰大海。”报告表示，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从政策层面大力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在实现从脱贫攻坚更好更快地向乡村振兴过渡的过程中，农村电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培育国产优质品牌”、“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强化品牌保护”等。
报告称，“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持续深耕农村市场，助力农产品上行，支持各地立足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带，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之一。”
在四川大凉山深处，“离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源苹果，已借助电商打造亿级产业。盐源苹果电商产业自2015年起步，短短几年发展，苹果线上销售占比跃升至50%左右。盐源苹果从养在大山的“丑苹果”，逐渐成为全国消费者熟知的“网红苹果”。2020年，盐源苹果在拼多多“苹果畅销榜”排名第一，打败了其他产区的苹果。
今年10月以来，为助力苹果丰产丰收，推动苹果产地及企业品牌建设，拼多多联合四川、山西、陕西、山东、甘肃、新疆等六大国内苹果产业带，开启苹果双11狂欢，投入百亿补贴等平台扶持资源，通过“农地云拼”模式，帮助产地精准对接用户，助力我国苹果产地品牌，以及多家年销超过1亿元的本土年轻苹果企业品牌高速成长。
报告显示，经过多年持续深入推进，拼多多在农产品上行的实践与努力成效显著。每天有数千万订单诞生在农村地区，农产品上行每年的新增市场规模超过了千亿级别，在中国乡村助力孵化了海量的就业岗位，助力产业发展。以新电商平台为代表的“最初一公里”战略推动了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构，打破了农产品规模化的制约，为农产品品牌化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农业科技持续赋能农村电商，助力农产品上行主流化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各大电商平台正将农业科技、人工智能应用到农村电商的发展，持续推进农产品上行，助力乡村振兴。相比于农村电商发展初始阶段，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传统电商平台依靠工业品下乡助力乡村发展，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则通过变革农产品供应链、推动农产品上行的方式找到了困局破解的密码。
报告称，拼多多基于开拓性的分布式人工智能“农地云拼”体系带动农产品大规模上行，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突破传统流通模式的限制，直连全国大市场。此举打破了传统渠道农产品销售的限制，延长了农产品价值链。同时，借助现代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销售规模化，从而提高人均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平创新。
自2020年以来，拼多多在“三区三州”发起消费扶贫活动，有效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通道，并以多多课堂为工具，扶贫先扶智，培训出一批电商思维的新农人，助力偏远地区持续发展完善特色产业链，帮助农民培育更多富农果、惠农果。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海外硕士毕业的新疆姑娘赵闫，毅然放弃澳洲的“绿卡”回到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带领自己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专门从事新疆红枣的种植、加工和销售。仅仅用了3年，她就成长为拼多多的头部商家，店铺年销红枣3000万元，并带领当地合作社村民一起致富。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青年创业者冯常俊创造了一个边远地区农产品电商的神话。2021年初，他销售的高原藜麦单品获得了拼多多杂粮类目销量第一名，成为格尔木市最大的电商商家。在当地一间民房，冯常俊每天要向全国各地发出2000个藜麦包裹，全年累计销售藜麦超过千万元，今年底，冯常俊又开发了青稞等特产新品，继续展现爆卖潜力。
报告还称，随着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数字科技农业也正引领农村电商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一批中国两院院士、农业科研机构，与电商平台开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利用双方的科研、资金和用户规模优势，加快科研成果向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转化，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为助力乡村经济振兴产生强大的驱动力。
作为国内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还在2021年宣布设立“百亿农研”专项，旨在面向农业及乡村的重大需求，不以商业价值和盈利为目的，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普惠。今年，拼多多连续第二年开展“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联合国内外顶级院校的农业科研团队，在前沿的营养科学、精准农业等技术上展开攻坚。
近期，拼多多宣布一项“农产品种植方法、装置、系统、设备及存储介质”专利，这一发明可实现温室种植的各类设备的自动控制，从而促进和提高作物的种植成果和种植效率。
报告总结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产品线上“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农业科技、人工智能等正在持续推进农村的数字化发展，农村电商发展趋势向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新载体。
图1：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图片来自《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
图2：农村电商发展趋势图，图片来自《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
图3：新电商“农地云拼”重塑农村供应链，图片来自《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
图4：2021年，文旦柚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拼多多“触网”，通过产地直发销往全国。马可 摄
11月26日，瞭望智库发布《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下称“报告”)。报告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是一场重配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在坚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新发展格局下，农村电商在此背景下也迎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报告分析，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平台近年来持续深耕农村市场，推动农产品上行主流化发展，并在生产端“最初一公里”给偏远地区带去新思路、新逻辑，助力重塑农产品价值供应链。报告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2021年以来，农产品线上“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农业科技、人工智能等正在持续推进农村电商的数字化发展。
新农人、新业态涌现，“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
“相较其他行业，农业是真正的星辰大海。”报告表示，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从政策层面大力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在实现从脱贫攻坚更好更快地向乡村振兴过渡的过程中，农村电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培育国产优质品牌”、“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强化品牌保护”等。
报告称，“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持续深耕农村市场，助力农产品上行，支持各地立足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带，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之一。”
在四川大凉山深处，“离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源苹果，已借助电商打造亿级产业。盐源苹果电商产业自2015年起步，短短几年发展，苹果线上销售占比跃升至50%左右。盐源苹果从养在大山的“丑苹果”，逐渐成为全国消费者熟知的“网红苹果”。2020年，盐源苹果在拼多多“苹果畅销榜”排名第一，打败了其他产区的苹果。
今年10月以来，为助力苹果丰产丰收，推动苹果产地及企业品牌建设，拼多多联合四川、山西、陕西、山东、甘肃、新疆等六大国内苹果产业带，开启苹果双11狂欢，投入百亿补贴等平台扶持资源，通过“农地云拼”模式，帮助产地精准对接用户，助力我国苹果产地品牌，以及多家年销超过1亿元的本土年轻苹果企业品牌高速成长。
报告显示，经过多年持续深入推进，拼多多在农产品上行的实践与努力成效显著。每天有数千万订单诞生在农村地区，农产品上行每年的新增市场规模超过了千亿级别，在中国乡村助力孵化了海量的就业岗位，助力产业发展。以新电商平台为代表的“最初一公里”战略推动了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构，打破了农产品规模化的制约，为农产品品牌化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农业科技持续赋能农村电商，助力农产品上行主流化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各大电商平台正将农业科技、人工智能应用到农村电商的发展，持续推进农产品上行，助力乡村振兴。相比于农村电商发展初始阶段，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传统电商平台依靠工业品下乡助力乡村发展，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则通过变革农产品供应链、推动农产品上行的方式找到了困局破解的密码。
报告称，拼多多基于开拓性的分布式人工智能“农地云拼”体系带动农产品大规模上行，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突破传统流通模式的限制，直连全国大市场。此举打破了传统渠道农产品销售的限制，延长了农产品价值链。同时，借助现代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销售规模化，从而提高人均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平创新。
自2020年以来，拼多多在“三区三州”发起消费扶贫活动，有效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通道，并以多多课堂为工具，扶贫先扶智，培训出一批电商思维的新农人，助力偏远地区持续发展完善特色产业链，帮助农民培育更多富农果、惠农果。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海外硕士毕业的新疆姑娘赵闫，毅然放弃澳洲的“绿卡”回到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带领自己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专门从事新疆红枣的种植、加工和销售。仅仅用了3年，她就成长为拼多多的头部商家，店铺年销红枣3000万元，并带领当地合作社村民一起致富。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青年创业者冯常俊创造了一个边远地区农产品电商的神话。2021年初，他销售的高原藜麦单品获得了拼多多杂粮类目销量第一名，成为格尔木市最大的电商商家。在当地一间民房，冯常俊每天要向全国各地发出2000个藜麦包裹，全年累计销售藜麦超过千万元，今年底，冯常俊又开发了青稞等特产新品，继续展现爆卖潜力。
报告还称，随着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数字科技农业也正引领农村电商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一批中国两院院士、农业科研机构，与电商平台开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利用双方的科研、资金和用户规模优势，加快科研成果向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转化，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为助力乡村经济振兴产生强大的驱动力。
作为国内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还在2021年宣布设立“百亿农研”专项，旨在面向农业及乡村的重大需求，不以商业价值和盈利为目的，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普惠。今年，拼多多连续第二年开展“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联合国内外顶级院校的农业科研团队，在前沿的营养科学、精准农业等技术上展开攻坚。
近期，拼多多宣布一项“农产品种植方法、装置、系统、设备及存储介质”专利，这一发明可实现温室种植的各类设备的自动控制，从而促进和提高作物的种植成果和种植效率。
报告总结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产品线上“品牌化+平台化”方向趋势发展明显，农业科技、人工智能等正在持续推进农村的数字化发展，农村电商发展趋势向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新载体。
图1：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图片来自《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
图2：农村电商发展趋势图，图片来自《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
图3：新电商“农地云拼”重塑农村供应链，图片来自《2021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报告》
图4：2021年，文旦柚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拼多多“触网”，通过产地直发销往全国。马可 摄
“今日看点：杜卡迪的造车哲学”
意大利摩托车品牌杜卡迪的产量对比其他日本车厂，产量是非常低的。2018 年杜卡迪只生产了 5 万 3000 台车子，与其他日本车厂动辄每年千万台计算的产量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车厂的造车哲学和销售对象决定了杜卡迪的产量数字。
杜卡迪在意大利的车厂，每天生产的机车数字从 60 台到 300 台不等。取决于天气情况，若是在冬天，车厂就会相应减少产量，因为没人会在冬天下雪时骑车。杜卡迪生产的机车有九成是供出口到意大利以外的市场。
杜卡迪在意大利 Panigale 的工厂目前生产六种型号的车子和三种不同的引擎。三条生产线专门组装引擎，和四条生产线组装车子。杜卡迪并不会把所有制造流程都包在身上，例如铸模、成型、涂漆和其他一些预组装的零件就是外包给其他厂商。其中 90％的整流罩和外壳的涂漆作业就是交给外界处理。
杜卡迪车厂并不像其他日本车厂那样采取高度自动化的模式。所有引擎和车子大多数都还是人手组装。也因为还处于传统人手模式，杜卡迪对于每一种型号车子，每一天每一步的制作步骤都可以严格控制。在每一个步骤中，所需要的正确零件数目都会预先计算准确，甚至小到一刻螺丝钉也是计算好的，万一某一位工人组装车子，把他当天的工作产量完成时，其工作台上如果多了一颗螺丝钉的话，就表示当天的组装过程出了错误，必须彻底检查。
杜卡迪的工厂聘有约 1100 名职员。杜卡迪的产能严重依赖工人的熟练程度和精神状态。以 959 为例，其双缸引擎生产线每 60 分钟就要换一个班次，组装好一副 959 引擎需要 2 小时；顶级的 Panigale V4 引擎由于结构更加复杂，每 45 分钟就要换一班避免工人产生疲劳，组装一副 Panigale V4 引擎甚至需要 3 小时。2018 年整座工厂只生产 6000 台 Panigale V4，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这台车价钱如此昂贵了。
在引擎组装区，身穿红衣的技术人员从电脑屏幕会跟随过程的每个步骤，电脑会告诉每个工人接下来要从装配托盘中抓住什么，如何安装，以及需要拧紧哪一颗螺栓等。
引擎组装好之后，就必须进行冷测试，也称中低转速密封性测试。测试是在没有汽油的情况下进行。冷测试的目的是要验证每天制造的所有引擎。 在引擎内部添加一些机油即可进行冷测试。 由于不使用汽油，工人将引擎连接到电动马达上，该电动马达可以引擎使活塞和凸轮轴运转。
引擎以每分钟 3000 转的速度运行三分钟，并且在测试过程中，引擎上有传感器可以通过电脑监控引擎的功率。 进行该测试是为了验证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对引擎中的机油压缩过程，其次是验证组件的质量。 毕竟，引擎是纯人手装配。 人手多少都会犯错误。 如果引擎通过电脑审核，就会将其直接发送到摩托车的生产线。 如果引擎未通过电脑测试，工人就要全部拆除并重新组装，直到通过为止。
接下来是Panigale 的车子装配。在这里，工人将车架、散热水箱和排气装置一起安装。
组装摩托车的方法与引擎一样。工人们都会有一个的箱子，里面容纳了摩托车小零件。至于车轮，手把或后摇臂等其他尺寸的零件就位于生产线上，因此工人们必须操控所有零件来完成一台车子的装配。
装配一台车子的平均时间是每台车大约 90 分钟。这是平均水平。对于 Monster 型号来说，可能不需要 90 分钟，但 Panigale 可能就要多一些。
一旦车子完全组装好以后，就可以进行车子的整车动力测试了。 首先，固定后轮，并操纵前轮以测试内置的速度传感器和 ABS 组件。 然后固定前轮，来验证后轮速度传感器和牵引力控制电子设备。 然后，引擎被点火，车子开始运转，在重复的功率测试中，全 200 马力的动力释放在测试里了。
整车动力测试结束后，工人必须检查排气管的废气排放并验证喷油器系统。工人必须对所有车子进行这些检查，因为不同国家/地区的规则不同。 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也必须像澳洲一样装上超大的挡泥板，因为如果不装这些东西，车子就不被允许在这些国家/地区出售
因此，当车子经过验证和批准后，我们将车子直接运到各自国家地区。车子会被装在有黄色板条箱，每一个箱子会放置两台车子，车子的最终交付地点是位于距离工厂 5公里的大仓库中，在那里会装上整流罩，包装维修手册，工具箱和电池来完成车子的最后一道安装工序。
如果订单来自意大利国内或欧洲其他国家，杜卡迪需要 40-50 天的时间才能交付给客户。 如果订单来自澳洲、美国或其他国家，则需要 60-70 天，因为车子是通过海路运送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杜卡迪在 1993 年生产出第一台 Monster 和第一台916 时，平均交货时间约为 9 个月至一年。 当客户收到车子时，杜卡迪已经开始为明年生产新车型了，所以客户普遍都很失望。
「要与本田和山叶这样的公司竞争，您需要提供一款完美的产品。感谢上帝，完美并不存在这个世界，即使日本车子也可能有缺陷。但是我们承担不起一台比日本车更多缺陷的成本。现在，人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杜卡迪价钱这么昂贵，因为从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意大利的生产成本比其他国家都要高，客户们无法想像不是在意大利制造的杜卡迪。」
「我们向所有人展示我们的工厂和博物馆。我们不在乎您拥有哪种摩托车。如果您在这里骑杜卡迪，您可以将车子留在停车场的大门口。如果您不骑杜卡迪， 您可以停在入口外面，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制造摩托车界里面的种族歧视，我们对日本人充满着尊敬，就像日本人对我们表示尊重一样，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热情，我们知道骑摩托车可以既有趣又危险。摩托车骑士彼此之间的尊重也是因为如此。」
#杜卡迪##motogp#
意大利摩托车品牌杜卡迪的产量对比其他日本车厂，产量是非常低的。2018 年杜卡迪只生产了 5 万 3000 台车子，与其他日本车厂动辄每年千万台计算的产量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车厂的造车哲学和销售对象决定了杜卡迪的产量数字。
杜卡迪在意大利的车厂，每天生产的机车数字从 60 台到 300 台不等。取决于天气情况，若是在冬天，车厂就会相应减少产量，因为没人会在冬天下雪时骑车。杜卡迪生产的机车有九成是供出口到意大利以外的市场。
杜卡迪在意大利 Panigale 的工厂目前生产六种型号的车子和三种不同的引擎。三条生产线专门组装引擎，和四条生产线组装车子。杜卡迪并不会把所有制造流程都包在身上，例如铸模、成型、涂漆和其他一些预组装的零件就是外包给其他厂商。其中 90％的整流罩和外壳的涂漆作业就是交给外界处理。
杜卡迪车厂并不像其他日本车厂那样采取高度自动化的模式。所有引擎和车子大多数都还是人手组装。也因为还处于传统人手模式，杜卡迪对于每一种型号车子，每一天每一步的制作步骤都可以严格控制。在每一个步骤中，所需要的正确零件数目都会预先计算准确，甚至小到一刻螺丝钉也是计算好的，万一某一位工人组装车子，把他当天的工作产量完成时，其工作台上如果多了一颗螺丝钉的话，就表示当天的组装过程出了错误，必须彻底检查。
杜卡迪的工厂聘有约 1100 名职员。杜卡迪的产能严重依赖工人的熟练程度和精神状态。以 959 为例，其双缸引擎生产线每 60 分钟就要换一个班次，组装好一副 959 引擎需要 2 小时；顶级的 Panigale V4 引擎由于结构更加复杂，每 45 分钟就要换一班避免工人产生疲劳，组装一副 Panigale V4 引擎甚至需要 3 小时。2018 年整座工厂只生产 6000 台 Panigale V4，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这台车价钱如此昂贵了。
在引擎组装区，身穿红衣的技术人员从电脑屏幕会跟随过程的每个步骤，电脑会告诉每个工人接下来要从装配托盘中抓住什么，如何安装，以及需要拧紧哪一颗螺栓等。
引擎组装好之后，就必须进行冷测试，也称中低转速密封性测试。测试是在没有汽油的情况下进行。冷测试的目的是要验证每天制造的所有引擎。 在引擎内部添加一些机油即可进行冷测试。 由于不使用汽油，工人将引擎连接到电动马达上，该电动马达可以引擎使活塞和凸轮轴运转。
引擎以每分钟 3000 转的速度运行三分钟，并且在测试过程中，引擎上有传感器可以通过电脑监控引擎的功率。 进行该测试是为了验证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对引擎中的机油压缩过程，其次是验证组件的质量。 毕竟，引擎是纯人手装配。 人手多少都会犯错误。 如果引擎通过电脑审核，就会将其直接发送到摩托车的生产线。 如果引擎未通过电脑测试，工人就要全部拆除并重新组装，直到通过为止。
接下来是Panigale 的车子装配。在这里，工人将车架、散热水箱和排气装置一起安装。
组装摩托车的方法与引擎一样。工人们都会有一个的箱子，里面容纳了摩托车小零件。至于车轮，手把或后摇臂等其他尺寸的零件就位于生产线上，因此工人们必须操控所有零件来完成一台车子的装配。
装配一台车子的平均时间是每台车大约 90 分钟。这是平均水平。对于 Monster 型号来说，可能不需要 90 分钟，但 Panigale 可能就要多一些。
一旦车子完全组装好以后，就可以进行车子的整车动力测试了。 首先，固定后轮，并操纵前轮以测试内置的速度传感器和 ABS 组件。 然后固定前轮，来验证后轮速度传感器和牵引力控制电子设备。 然后，引擎被点火，车子开始运转，在重复的功率测试中，全 200 马力的动力释放在测试里了。
整车动力测试结束后，工人必须检查排气管的废气排放并验证喷油器系统。工人必须对所有车子进行这些检查，因为不同国家/地区的规则不同。 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也必须像澳洲一样装上超大的挡泥板，因为如果不装这些东西，车子就不被允许在这些国家/地区出售
因此，当车子经过验证和批准后，我们将车子直接运到各自国家地区。车子会被装在有黄色板条箱，每一个箱子会放置两台车子，车子的最终交付地点是位于距离工厂 5公里的大仓库中，在那里会装上整流罩，包装维修手册，工具箱和电池来完成车子的最后一道安装工序。
如果订单来自意大利国内或欧洲其他国家，杜卡迪需要 40-50 天的时间才能交付给客户。 如果订单来自澳洲、美国或其他国家，则需要 60-70 天，因为车子是通过海路运送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杜卡迪在 1993 年生产出第一台 Monster 和第一台916 时，平均交货时间约为 9 个月至一年。 当客户收到车子时，杜卡迪已经开始为明年生产新车型了，所以客户普遍都很失望。
「要与本田和山叶这样的公司竞争，您需要提供一款完美的产品。感谢上帝，完美并不存在这个世界，即使日本车子也可能有缺陷。但是我们承担不起一台比日本车更多缺陷的成本。现在，人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杜卡迪价钱这么昂贵，因为从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意大利的生产成本比其他国家都要高，客户们无法想像不是在意大利制造的杜卡迪。」
「我们向所有人展示我们的工厂和博物馆。我们不在乎您拥有哪种摩托车。如果您在这里骑杜卡迪，您可以将车子留在停车场的大门口。如果您不骑杜卡迪， 您可以停在入口外面，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制造摩托车界里面的种族歧视，我们对日本人充满着尊敬，就像日本人对我们表示尊重一样，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热情，我们知道骑摩托车可以既有趣又危险。摩托车骑士彼此之间的尊重也是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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