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代王爷的府邸是谁的？为什么说清代的皇帝都是包租公？】在清代能封为亲王的，必定是皇上的近亲，这些王爷所住的府邸，只能居住不能拥有或买卖，不具有商品的属性，只是一种待遇，一旦是王爵失去之后，全家老小便要搬离。

这些王府真正的拥有人不是朝廷，无论是内阁还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没有处置这些房屋的权利，因为房主是皇帝本人，是皇帝的私产。比如修理皇宫的费用，以及太监和宫女的月钱，不是来自于朝廷的户部，而是由皇上自己的大内支出，而具体管理的这些房屋的是内务府，有点类似今天的物业。

清代的内务府，除了管理宫庭事务之外，有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将皇上所拥有的这些房屋出租出去，所得费用归入大内，也就是皇上自己的钱包。所以内务府是个很庞大的系统，有七司三院＋五十多个衙门，而且费用单用。

到了康熙的时候，还把部分盐业归入到内务府，再加上专属的人参贩卖，以及放贷和当铺，每年会有很多银子进来，而这里面房屋的出租和买卖，是最大的进账。

那么内务府，究竟管理着宫外多少间房呢？

从清代乾隆年间的内务府账本来看。乾隆六年也就是乾隆初期的内务府，共有府院40套+房屋1400间。过了二十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除了划拨给亲王，郡王，公主和公爵所住的府邸之外，另有8千多间房屋。又过了二十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六年，内务府计共有1万间房屋+一百块地契。

这些房屋，一个是内务府自己修建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出租，因为修建的地点，一般都是道路两旁，跟今天的临街店铺一样。比如有一份保留下来的乾隆批复，大概意思就是同意在正阳门外，今天的大栅栏的一处空地上修盖房子。内务府得旨之后，一共修建了1千多间房屋和一百多间门脸房。

再一个就是购买出售的房屋。比如乾隆同意，一次性买了4000间房屋，几乎将正在出售的房屋全都买了。

另外就是官员被抄家的房屋，比如在嘉庆初年，和珅家被抄之后，其中的1千间房子，被归入到内务府。

除了出租之外，也用来赏赐有功之臣。用来出租的租金，根据位置以及大小的不同，一般是每月1钱~2钱银子不等，主要是租给各级大臣用， 有调动的时候再交回，租金一般是每3个月从俸禄里扣。而出售的房屋，一般是给旗人，价格从10到70两不等。而出租的店铺，比如当铺，大多数是亏损的。

按照清代的规定，凡是皇上的儿子，只要年龄一到十五，就得离开皇宫自己过，也就是分府，根据爵位的不同，府邸的大小和位置也不相同，但是，所有王府都是皇产，全部由内务府管理。

一旦所住的王爷故去，如有后代继承爵位，一切不变。如无人继承爵位，或者爵位下降，就必须改变王府规模和样式，如果降至贝勒，就必须搬到由内务府指定的新府邸。#历史故事# #历史云讲堂#

如果说「怪异杀手」的神秘感来自于档案的缺失，那「齐格弗里德」所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则更多来自于她本人的……迷糊？

她诞生于巴比伦学园时，神格的信息片段似乎混入了现世的一些其他的认知，也许……只是说也许，她本不该是一位迷糊女仆，而是些其他正气凛然的形象？

当然，没有在说女仆不好的意思啦。只是由于她诞生时记忆有所缺失的问题，很难不怀疑这与她“冒失小迷糊”的称号有所关联。好在留下的记忆包含了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启示，让她和隔壁学院的「法夫尼尔」成为了好友~

同时，巴比伦学园还有一位能作为榜样的顶尖女仆——「莉芙」~她总是能在「齐格弗里德」惊慌失措时，给予安抚；丢三落四时，及时挑选合适的礼物。话说，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作伴，一定会受到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像是「莉芙」常常挂在嘴边的“家训”什么的？
#崩坏学园2[超话]#

2.王安石没有顺手搭救过苏轼。

整个乌台诗案的各种各样的相关记载中有过营救苏轼行为举动的人有：苏辙（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曹太皇太后（这个后面细讲），张方平，范镇，王安礼和吴充，章惇，王安石。
其中张方平范镇，他们的记载和上书营救行为细节都来自于他们当事人本人（大苏本人给张方平范镇）写得墓志铭、神道碑文、行状，李焘在长编中也引用考证了，这是确凿无疑的。王安礼和吴充都是面谏神宗，李焘在写长编时说他读到的王安礼的面谏记录来自《王安礼行状》，可信度较高，后《宋史》中王安礼的本传也采用了这一事迹。吴充的面谏记录来自吕本中《杂记》，李焘说是孤证，当考。

然而，章惇和王安石在乌台诗案时上书进言的记载都只来自南宋人周紫芝的《诗谳》。也就是说，【有且只有】这么一份【孤证】记录。如下：

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选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

虽然周紫芝说自己见到的是表章原文，但是此上书内容在章惇别集中无存，没有其他任何旁证的资料，且内容与曹太皇太后劝说神宗的进言十分相似。不过章惇和苏轼确实在元祐之前并未决裂，苏轼在黄州依然有写给章惇的信件，于是内山精也认为似有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有关王安石的这个段子，在周紫芝的《诗谳》之前、之后，都完全找不到同类的记录，即没有任何当世人提到过王安石本人在此案中有任何表态。周紫芝本人的用词也是“旧传”，传闻就罢了，还要加个“旧”，即可信度非常非常之低。
至于周紫芝是个什么人呢？周紫芝（1082-1155年），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人，南宋文学家。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中进士。“紫芝年过六十始通籍，而集中谀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且不说乌台诗案发生的年代已有多远，就单说记叙者是这样一位人品的人物。
但，朱刚老师的考证甚至认为《诗谳》是书商牟利之作，内容简略，且署名出于伪托。——意思就是就连周紫芝可能都攀扯不上，完全就是一本东拼西凑的《揭秘清宫疑云》《解密民国xx大案》之流的盗版地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