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鉴评】漫谈西周玉器
名家艺术品鉴定经纪评估中心
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名家艺术品鉴定经纪评估中心
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中国民间互帮互助的行为源远流长，在云贵灾荒救助中有所体现】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震天撼地上锣鼓】 史耀增/文 史沛鸿/图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合阳县境41.2公里。黄河西塬畔从北往南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村庄，在徐水汇入黄河之处的南塬上有个东雷村，村里有一样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正月十五上锣鼓。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一直传承至今。这种民俗无论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形式，还是所使用的鼓铙，以及鼓手、锣手们奇特的装扮，都与众不同，饱含浓郁的祭祀色彩。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专家们对命名合阳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时进行评审，当看完上锣鼓的表演后，由衷赞叹道：“你们合阳人了不起，把中华民族六七千年前的部落文化传承下来了！”
橘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却为枳，是因为“水土异也”。为什么上锣鼓单单在东雷村里才有？据村中老人和热好家们（当地方言，指热爱、喜欢此类活动的人）讲述，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东雷村村南有一块半岛状的塬伸向黄河中央，站在这里往北望可见到禹门，朝南看隐约可见扼陕、豫、晋三省咽喉的金陡潼关，可谓“挥手堪指雷首月，举目能识禹门船”，当地人称“看船嘴”。黄河出了禹门，河床开阔平坦，流速减慢，分成许多支流。到了和东雷村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临猗县赵村村北，受冲积台地的阻隔，又汇成一股，流向西南，斜着向“看船嘴”奔来。所以这里不管是枯水期还是涨水期，也不论上游的主流靠哪边，常年四季可以行船，当地人称“铁码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打船的、当水手的也就多。除了方便过往客商外还把山西的优质煤炭（俗称东炭）、运城的潞盐和铁器等运到合阳，这对当时没一家煤矿，燃料十分困难的合阳县来说，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主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四季平安”，每年新春伊始，都要为供在村东“三官庙”(内有“水官”)里的神唱戏，闹社火，上锣鼓，以图消灾免祸。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铁码头”虽然冷落了，三官庙也在抗日战争中修河防工事时拆毁了，但“上锣鼓”这种娱神的民俗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每次上锣鼓之前，都要在黄河塬畔的打麦场上举行隆重的祭河神仪式，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祭水神仪式的一种延续。
过去该村社火队伍的最前头打一面大旗，约一米宽、五六米长。杏黄色缎子作心，黑平绒镶边，中间的黑平绒字足有斗大。笔者1961年元宵节第一次看东雷社火，只记得开头四字是：“有疫于郊”，下面的字因为当时人头攒动，拥拥挤挤，再加上火铳硝烟弥漫，看不甚清。这面大旗被“破四旧”的烈火化为灰烬，如今几十年过去，遍访村中老人，竟无一人能记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些什么，实在遗憾。但仅由开头四字可以推知，该村的出社火、上锣鼓都和祈福、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活动。上锣鼓从何时起源的？无据可考，更无文字记载。问村中老人，都说：“先人手里一直就是这向！”
东雷村因为有塬下黄河边的“铁码头”，当水手、运炭的人也就多。常年的水上生活，艰苦的吃住条件，练就他们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和黄河一样开朗坚强的性格。东雷村虽然靠着黄河，人畜用水却非常困难，过去一直靠双肩挑，上坡下塬，来回成十里。笨重的水桶装上100多斤重的水，可真够苦的。东雷村东靠黄河，北依徐水沟，南临太里沟，往西和中雷村相隔仅二里地，耕地十分狭窄，每人平均一亩多些，沟坡地是耕地的重要补充部分。这种坡地多是羊肠小道，耕作十分不便，运粪土靠担，收庄稼靠背，一步不鼓劲也挪不动。所以过去合阳县东乡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说：“饿死饿活，甭给中东雷熬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馍。不是人担，就是驴驮。”尽管如此，但东雷人喜爱这生养他们的地方，经常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们是喝崖水长大的，人粗糙。”外村的小伙子看着东雷人担上水健步如飞，背着整齐的柴火捆神态自若，不由眼红，但却打心底里佩服！东雷人粗犷豪放、赤诚淳朴的性格，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想，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和黄河中的激流险滩搏斗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年复一年地在那沟坡地上夺取丰收吗？而这种种也必然要在民间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上锣鼓用的乐器也颇具特色。大鼓比周围村的略小些，直径约二尺、高二尺五左右，但铙却是专门定做的，比其他村的大得多，一般的一副五到七斤，重了一倍，敲起来声音洪亮，可以传得很远。时间长了铙钹的颜色会变黑，村民亲切地称其为“黑老鸹”。上锣鼓的人全都赤着上身（近年来有的穿背心)，斜挂一串马铃，虽是隆冬寒天，只穿一条短裤。搭眼一看，便觉得“陕西楞娃”的味儿特浓。但据老年人讲，从来没发现有人感冒过。甚至敲大鼓的人身后还专门有个人用小簸箕扇凉呢！有的人用核桃皮挖个洞做成“眼镜”，或者用破草帽扯去遮檐戴在头上，上插一根红萝ト，再插几根鸡毛；也有的戴个牛笼嘴，脸上随意用红白黑涂抹，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上锣鼓早先在南北两条大巷里轮流进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在村中间的广场上进行，南北两社的锣鼓对扎营盘，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争斗性。起初时各敲各的，互不干涉。上锣鼓开始，敲的鼓点叫“排锣”。节奏较缓，十分整齐，是在酝酿情绪，同时向看热闹的人宣告：上锣鼓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还有呼叫那些尚未到场的同伴的意思；接下来的鼓点称为“流水”，比“排锣”节奏加快，花样也多，向对方挑战的意思十分明显，显示鼓手敲打水平也在这一部分；再下来进入“上鼓”阶段，此时敲打的人情绪发展到高潮，鼓手骑马蹲裆，敲锣的一脚踏鼓，一脚踩地，锣棰经头部划弧，先击鼓，后击锣。鼓手则高举鼓槌，和锣手调开击鼓，否则就要砸烂手的。鼓手和锣手边敲边围鼓转圈，十分整齐。敲铙钹的和准备替换的站成一个大圆圈，双手举过头顶，矫健有力。此时鼓点节奏急促，气氛热烈，有如爆豆一般，观众受到感染，随着鼓的节奏齐声“噢——”“噢——”地高呼。气氛酝酿成熟了，领头的人使个手势，鼓点换成“乱刮风”。锣、鼓、钹齐鸣，没有明显的节拍，有如风吹梢林，松涛怒吼，又似大海涨潮，浊浪排空。只听领头人“吁——”的一声悠长的口哨，早已做好准备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猛地蹲下身，双手抓住大鼓上的铁环，抡上脊背，扛上便跑，其他人在后紧随；另一家见状，同样扛鼓便追。于是两家在广场上追逐，追上了，便要硬把自家的鼓摞在对方的鼓上面，对方不但不让，也想占上风呢！据老人说，上锣鼓的“上”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如此来回两三个回合之后，两社锣鼓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敲打一阵，当晚活动便告结束。一般的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进行三个晚上。
上锣鼓的时候，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地下万盏灯笼争辉，芦苇扎成的火把高高举起，枣刺、干柴、麦秸笼起的火堆熊熊燃烧；火铳震天，硝烟弥漫，口哨声此起彼伏，动人心魄。马铃哗哗，喊声阵阵，你要在我的锣上敲一下，我要在你的鼓上敲一下，鼓槌飞舞，锣棰乱抡，使人如入“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阵之中。在这种场合里，难免碰破点皮，流上点血，可是谁也懒得管他，相反地觉得俨然自己是村里的英雄，鼓槌、锣棰抡得更欢。置身于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环境里，眼前自然会出现六七千年前部落时代的先民们获得猎物之后围着火堆狂欢的场面，感到今日的东雷村上锣鼓和古老的部落文化真正是一脉相传。
东雷村的人对上锣鼓十分喜爱，男女老少都想找点事干，不惜为此作出牺牲。据村中老人讲，曾有个农民苦干一冬，挖回的刺柴在家门口堆了好大一堆，足够做饭烧上三五个月，上锣鼓时却大方地叫小伙子用杈把刺柴挑着往火堆上扔，一冬辛苦烧个精光。有人说：“你一冬黑水汗流图了个啥?”他说：“火堆越旺越美！”有一年，扎火把的芦苇不够了，有个人二话没说，就把家中准备修房的苇箔扛出来扎火把。1984年组织上锣鼓的社火头儿叫马生发，一生热爱上锣鼓，临终时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把咱这上锣鼓当个事，可不敢叫失传了！”他的儿子也没有辜负他的厚望，长子马正民敲小鼓，技艺精湛；次子马正杰敲大鼓，全身心投入，是鼓队的核心。
东雷村的上锣鼓是一种粗犷豪放、情绪热烈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村庄地处偏僻，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知。1986年元宵节，渭南地区群众艺术馆为上锣鼓录了像，在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签订议定书大会上播放后引起轰动；从那时起到1987年元宵节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陕西省电视台和陕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两家来录像。1994年除夕，上锣鼓又在中央电视台的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红红火火过大年》中与观众见面。从那时起，上锣鼓多次赴市、省表演；2005年，为庆祝渭南建市十周年，组织了一台名为《华山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文艺晚会，渭南辖区之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悉数亮相，总编导王宏看罢后心情激动，特意让上锣鼓的高潮部分从头至尾在舞台上整体呈现。2007年5月，上锣鼓列入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1986年元宵节，东雷村大队部的大门上（门前便是表演“上锣鼓”的广场）贴了一副对联：
擂鼓鸣锣，为天地助威，真正有民族气魄；
张灯结彩，与日月增辉，分明是地方特色。
准确形象又简练地道出了东雷村“上锣鼓”这种独特民俗的与众不同之处。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