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zz At Lincoln Center Orchestra With Wynton Marsalis
溫頓.馬薩利斯與林肯中心爵士樂團，
2019,3,12 在星海音樂廳。
殿堂級的巨星 溫頓.馬薩利斯，曾9次榮獲爵士和古典樂的格萊美大獎，也曾榮登《時代》雜誌封面，他把爵士音樂推到了美國文化的最前沿，是“當今時代最棒的古典音樂和爵士音樂小號手“。
Wynton Marsalis 昨晚攜林肯中心爵士樂團到訪廣州演出，這無疑是廣州大件事。昨天風和日麗，伴隨 雪堡 本地鮮釀啤酒的清香，這個爵士樂團 驚豔 呈現，是頂級的爵士現場。
紐約林肯中心除了大都會歌劇院 met opera 如雷貫耳，avery fisher hall的古典音樂也成為重要地標，其實幾步之隔的jazz at lincoln center 也一直收穫坊間口碑。
紐約是爵士樂重鎮，我從古典樂轉而認知爵士樂，到深度癡迷爵士樂，也是從紐約開始。
還記得我經常在met opera看完歌劇，就馬不停蹄搭1號地鐵趕往christopher str，因為 前衛村 village vangard 的爵士現場的第二段演出，往往在晚上11點到淩晨一點。這個village vanguard，大凡爵士歷史上的名家，都在這裡演出過。
我很沉迷於幾乎是忱著一號地鐵在鐵軌上滑動的震動，在一杯紅酒的微醺中，被某個驚豔的爵士樂團俘獲。當然，走到門口，似乎不太像一個著名的爵士樂地標，其實 village vanguard 是在地下一層的空間，很粗糲，這就是紐約的風格。
捕捉這演出信息是從 《village voice 》 村聲 得來。當然連同附近的 fat cat，blind tigar，都成了我午夜經常逗留的地方。不過 blue note 也許更加出名，總之紐約從黃昏到午夜，總有爵士音樂現場，好比這城主要的精神底色。
後來，我旅行到舊金山，芝加哥，新奧爾良，鹽湖城，丹佛，發現這是從黃昏開始的街角，最主要的氣氛——衹需端一杯酒，隨著爵士音樂摇擺，就算是融進了美國精神。
是的，美國的精神生活，也是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爵士音樂站出來成為這一過程中人們的精神痛楚的代言——所有的痛悔，傷感，失落，好心的陌生人，絢麗，得意，欣喜若狂，都通過科川，路易斯.阿姆斯特郎，miles davis等爵士大師們的聲音表現出來。所以，爵士最能代言一種複杂的況味，悲欣交集，盡在其中。
反過來，一個練達之人，在江湖上浮沉，又豈能不通過爵士來慰藉呢？所以，爵士與什麼情調，優雅，毫無關係，他是一種精神語彙，專門表達複杂況味，比如不高興，也不難過，既不失落，也不盛氣淩人。它的得體與分寸，是恰到好處。
當然，爵士與古典音樂的象徵主義，哲學意味，都形成區別，它只在乎一種嘆息，一種當下的黯然失色或欣喜若狂。所以，爵士似乎更加入世地呈現一種練達，而不急於去訴說意義。再說，人生有意義嗎？
或許有，爵士也亮出大段的歌唱性旋律，或者乾脆用人聲來講述，多半是一些鮮為人知的遭際或奇遇，或純粹在乎一種對生活面貌的把玩。
於是大多數時候，當我在 華格納 的大歌劇里崇高而且沉重之餘，比如 《唐懷瑟》 或 《崔斯坦和伊索爾德》，我總是忙不迭地回到爵士的現世感裡面療愈，借著一杯酒的酒力。
或許，在紐約最能全面呈現這種映照和對比，紳士們既要 象徵與抽象，又要當下的喘息和貼地。於是，在紐約城 nyc，週日一般 大都會歌劇院 met opera 的歌劇演出如火如荼，電臺也直播，不過中央公園最活躍的仍是各類爵士音樂現場——
好比這城沉重的呼吸，又如同那個擔負沉重生活負擔，遠處迷茫，近處還有爵士的成年人感嘆。
Wynton Marsalis 正是從紐約上城的 lincoln center 走來，他的爵士樂作品和古典樂演出，都斬獲了格萊美榮譽。昨晚的廣州現場，氣息迷人，聲音好極了，那些樂句，透過大師浸淫的樂團不疾不徐的流瀉出來。層次清晰，分寸極好，撕心裂肺和平靜陳述，現場進入大師特殊的氣場。
大師或殿堂級，主要在於它的集中，凝練，不輕不重的淡然，閒庭信步一樣的駕馭，正如那些走過千山萬水的獨行俠，面對塵世的一種超然與淡然。但其中的俠骨和柔情，仍像火焰一樣熾熱。
非洲、感人的藍調、土耳其的藍調、直率的組曲、去芝加哥布魯斯——Wynton Marsalis的樂團可以演繹這類宏觀情緒，莊嚴而且透亮，在 我來了 維吉尼亞、薰衣草公主、路易斯.阿姆斯特郎朗的肖像、懇切的發佈、斯托平在薩沃伊、美醜之間、先生 這是我的寶貝 等音樂中，則表現豐富的情緒層次，Wynton Marsalis刻意呈現樂團的音樂表現深度——一種深度的修煉，在於他們駕馭的故事與情緒的多樣性和深度，當然，與之伴隨的，就是爵士鋼琴、薩克斯、小號的炫技，這個具備輝煌音色的樂團細膩處仿佛能聽到內心最細微的嘆息，或者那種內心的絢爛——不與外人道的得意之情。
我愛極了這個樂團的低音貝斯的質感，他主導了整首音樂的情緒和節奏，但也沒忘記即興和炫技。
Wynton Marsalis和他的林肯中心爵士樂團早在19年前，即2000年，也曾到訪廣州星海音樂廳，昨晚是近20年再相見——這個現場具備一種時空相隔的魔幻色彩，時間溜走了，音樂和靈魂深處的對話，留在心中。——Wynton Marsalis除了勾起我的紐約爵士生活回憶，還得以現場一睹這個非凡樂團的聲音，深陷其中。
昨晚本地鮮釀 雪堡 啤酒再度為這場盛會點燃情緒，我在門口與 雪堡 的同仁 Andy共慶盛會——為藝術，為生活，為爵士，大家乾杯。
溫頓.馬薩利斯與林肯中心爵士樂團，
2019,3,12 在星海音樂廳。
殿堂級的巨星 溫頓.馬薩利斯，曾9次榮獲爵士和古典樂的格萊美大獎，也曾榮登《時代》雜誌封面，他把爵士音樂推到了美國文化的最前沿，是“當今時代最棒的古典音樂和爵士音樂小號手“。
Wynton Marsalis 昨晚攜林肯中心爵士樂團到訪廣州演出，這無疑是廣州大件事。昨天風和日麗，伴隨 雪堡 本地鮮釀啤酒的清香，這個爵士樂團 驚豔 呈現，是頂級的爵士現場。
紐約林肯中心除了大都會歌劇院 met opera 如雷貫耳，avery fisher hall的古典音樂也成為重要地標，其實幾步之隔的jazz at lincoln center 也一直收穫坊間口碑。
紐約是爵士樂重鎮，我從古典樂轉而認知爵士樂，到深度癡迷爵士樂，也是從紐約開始。
還記得我經常在met opera看完歌劇，就馬不停蹄搭1號地鐵趕往christopher str，因為 前衛村 village vangard 的爵士現場的第二段演出，往往在晚上11點到淩晨一點。這個village vanguard，大凡爵士歷史上的名家，都在這裡演出過。
我很沉迷於幾乎是忱著一號地鐵在鐵軌上滑動的震動，在一杯紅酒的微醺中，被某個驚豔的爵士樂團俘獲。當然，走到門口，似乎不太像一個著名的爵士樂地標，其實 village vanguard 是在地下一層的空間，很粗糲，這就是紐約的風格。
捕捉這演出信息是從 《village voice 》 村聲 得來。當然連同附近的 fat cat，blind tigar，都成了我午夜經常逗留的地方。不過 blue note 也許更加出名，總之紐約從黃昏到午夜，總有爵士音樂現場，好比這城主要的精神底色。
後來，我旅行到舊金山，芝加哥，新奧爾良，鹽湖城，丹佛，發現這是從黃昏開始的街角，最主要的氣氛——衹需端一杯酒，隨著爵士音樂摇擺，就算是融進了美國精神。
是的，美國的精神生活，也是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爵士音樂站出來成為這一過程中人們的精神痛楚的代言——所有的痛悔，傷感，失落，好心的陌生人，絢麗，得意，欣喜若狂，都通過科川，路易斯.阿姆斯特郎，miles davis等爵士大師們的聲音表現出來。所以，爵士最能代言一種複杂的況味，悲欣交集，盡在其中。
反過來，一個練達之人，在江湖上浮沉，又豈能不通過爵士來慰藉呢？所以，爵士與什麼情調，優雅，毫無關係，他是一種精神語彙，專門表達複杂況味，比如不高興，也不難過，既不失落，也不盛氣淩人。它的得體與分寸，是恰到好處。
當然，爵士與古典音樂的象徵主義，哲學意味，都形成區別，它只在乎一種嘆息，一種當下的黯然失色或欣喜若狂。所以，爵士似乎更加入世地呈現一種練達，而不急於去訴說意義。再說，人生有意義嗎？
或許有，爵士也亮出大段的歌唱性旋律，或者乾脆用人聲來講述，多半是一些鮮為人知的遭際或奇遇，或純粹在乎一種對生活面貌的把玩。
於是大多數時候，當我在 華格納 的大歌劇里崇高而且沉重之餘，比如 《唐懷瑟》 或 《崔斯坦和伊索爾德》，我總是忙不迭地回到爵士的現世感裡面療愈，借著一杯酒的酒力。
或許，在紐約最能全面呈現這種映照和對比，紳士們既要 象徵與抽象，又要當下的喘息和貼地。於是，在紐約城 nyc，週日一般 大都會歌劇院 met opera 的歌劇演出如火如荼，電臺也直播，不過中央公園最活躍的仍是各類爵士音樂現場——
好比這城沉重的呼吸，又如同那個擔負沉重生活負擔，遠處迷茫，近處還有爵士的成年人感嘆。
Wynton Marsalis 正是從紐約上城的 lincoln center 走來，他的爵士樂作品和古典樂演出，都斬獲了格萊美榮譽。昨晚的廣州現場，氣息迷人，聲音好極了，那些樂句，透過大師浸淫的樂團不疾不徐的流瀉出來。層次清晰，分寸極好，撕心裂肺和平靜陳述，現場進入大師特殊的氣場。
大師或殿堂級，主要在於它的集中，凝練，不輕不重的淡然，閒庭信步一樣的駕馭，正如那些走過千山萬水的獨行俠，面對塵世的一種超然與淡然。但其中的俠骨和柔情，仍像火焰一樣熾熱。
非洲、感人的藍調、土耳其的藍調、直率的組曲、去芝加哥布魯斯——Wynton Marsalis的樂團可以演繹這類宏觀情緒，莊嚴而且透亮，在 我來了 維吉尼亞、薰衣草公主、路易斯.阿姆斯特郎朗的肖像、懇切的發佈、斯托平在薩沃伊、美醜之間、先生 這是我的寶貝 等音樂中，則表現豐富的情緒層次，Wynton Marsalis刻意呈現樂團的音樂表現深度——一種深度的修煉，在於他們駕馭的故事與情緒的多樣性和深度，當然，與之伴隨的，就是爵士鋼琴、薩克斯、小號的炫技，這個具備輝煌音色的樂團細膩處仿佛能聽到內心最細微的嘆息，或者那種內心的絢爛——不與外人道的得意之情。
我愛極了這個樂團的低音貝斯的質感，他主導了整首音樂的情緒和節奏，但也沒忘記即興和炫技。
Wynton Marsalis和他的林肯中心爵士樂團早在19年前，即2000年，也曾到訪廣州星海音樂廳，昨晚是近20年再相見——這個現場具備一種時空相隔的魔幻色彩，時間溜走了，音樂和靈魂深處的對話，留在心中。——Wynton Marsalis除了勾起我的紐約爵士生活回憶，還得以現場一睹這個非凡樂團的聲音，深陷其中。
昨晚本地鮮釀 雪堡 啤酒再度為這場盛會點燃情緒，我在門口與 雪堡 的同仁 Andy共慶盛會——為藝術，為生活，為爵士，大家乾杯。
#大兴安岭爆料# #百城过大年#【古代也“春运”：路远情深，他们如何归家？】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晚于过年风俗。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中的“岁名”解释，“年”在尧称为“载”、夏称为“岁”，商称为“祀”，一直到周才称为“年”。
春运不单现代有，古代也有此需求。不过由于古代有“父母在，不远游”等封建礼俗思想因素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太远。此外，古代春运主体并非“外出务工人员”，而是以朝廷官员和经商人士为主。
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因此，“回家难”的背后实是“行路难”，古代春运面临的最大问题自然是交通问题。
在殷商时期，就有道路交通的建设的记载，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给“春运”提供了便利。
“秦为驰道於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此驰道宽达69米。不只路宽，路旁边还栽植松树。
除了驰道，秦朝还有直道，轨路等。轨路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较快。当然，秦代的公路网并不是为当时春运的需要而修建的，而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它对诸如过年等民间风俗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古代人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在古代，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就是轿子的前身。而长途运输则主要靠畜力车，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
普通人乘坐的交通工具有轏（音“站”；古代用竹木条做成的车）车、辎（音“滋”，古代一种有帷盖的大车）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辎车则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而高官及富商乘坐的是安车，古代一种通常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在车厢里坐乘的车子。
因此，古代人回家过年，能坐轏车就很不错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诗词中的思乡之情
由于古代回家行旅艰难，风尘仆仆的游子往往在旅途中用诗文寄托乡思乡情。
人日思归
[隋]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除夜作
[唐]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
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
岁暮到家
[清] 蒋士铨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名家的春运记忆
古代春节，游子回家不易，近现代名家记忆中的“春运”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梁实秋：买票难
没有当代多样化的购票途径，民国时期想要买到一张火车票只能在窗口排队，虽然当时人流量相对不大，但是车次也不多，因此想买到一张票着实不易。
梁实秋曾这样形容买票的困难情况：“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
李同愈、程瞻庐：火车挤
即使买了票、上了车，恰恰是旅途的开始，临近年关，车上依然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中就描写了当时的“盛况”：
“离过年还有一礼拜，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还没停稳，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上，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同时期的程瞻庐在文章中的描述更加令人为他捏一把冷汗：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
冰心：耗时长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上海过年。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由于战争频发，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饭店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花了八九天时间。
沈从文：风险多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在这几千里的回乡之路中，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讲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些信件便是1992年出版的《湘行书简》。他在信中说：“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
春运不单现代有，古代也有此需求。不过由于古代有“父母在，不远游”等封建礼俗思想因素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太远。此外，古代春运主体并非“外出务工人员”，而是以朝廷官员和经商人士为主。
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因此，“回家难”的背后实是“行路难”，古代春运面临的最大问题自然是交通问题。
在殷商时期，就有道路交通的建设的记载，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给“春运”提供了便利。
“秦为驰道於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此驰道宽达69米。不只路宽，路旁边还栽植松树。
除了驰道，秦朝还有直道，轨路等。轨路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较快。当然，秦代的公路网并不是为当时春运的需要而修建的，而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它对诸如过年等民间风俗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古代人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在古代，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就是轿子的前身。而长途运输则主要靠畜力车，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
普通人乘坐的交通工具有轏（音“站”；古代用竹木条做成的车）车、辎（音“滋”，古代一种有帷盖的大车）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辎车则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而高官及富商乘坐的是安车，古代一种通常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在车厢里坐乘的车子。
因此，古代人回家过年，能坐轏车就很不错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诗词中的思乡之情
由于古代回家行旅艰难，风尘仆仆的游子往往在旅途中用诗文寄托乡思乡情。
人日思归
[隋]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除夜作
[唐]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
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
岁暮到家
[清] 蒋士铨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名家的春运记忆
古代春节，游子回家不易，近现代名家记忆中的“春运”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梁实秋：买票难
没有当代多样化的购票途径，民国时期想要买到一张火车票只能在窗口排队，虽然当时人流量相对不大，但是车次也不多，因此想买到一张票着实不易。
梁实秋曾这样形容买票的困难情况：“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
李同愈、程瞻庐：火车挤
即使买了票、上了车，恰恰是旅途的开始，临近年关，车上依然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中就描写了当时的“盛况”：
“离过年还有一礼拜，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还没停稳，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上，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同时期的程瞻庐在文章中的描述更加令人为他捏一把冷汗：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
冰心：耗时长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上海过年。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由于战争频发，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饭店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花了八九天时间。
沈从文：风险多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在这几千里的回乡之路中，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讲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些信件便是1992年出版的《湘行书简》。他在信中说：“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
【人生随时随地要了解自己，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把握时机！】
这个“时哉！时哉！”在孔子一生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研究《易经》及中国文化，关于“时”的问题，更要注意。人生一切，个人小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都要把握时机。还有“位”——环境。《易经》重点，就在这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变，随时在变，没有不变的事，时间一分一秒在变，空间随时随地在变。所以孔子经常在《易经》中提到时空的变。我常告诉年轻同学们，不要怨恨，也不要牢骚，年轻人不怕没有前途，只问你能不能够站得起来；但要懂得把握时间和空间。如同赶公共汽车一样，这就是人生。等得久的人，不要埋怨，是自己到站太早了；有的刚刚赶到，汽车开出去了，于是气得不得了，大骂一阵，骂有什么用？干脆等下一班第一个上去，不就好了。从这一点小事，也可了解人生，怎样去安排自己，把握时间，孔子告诉子路“时哉！时哉！”也包含了这个道理。......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朋友之间这样，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去提出问题来谈，当然倒楣，这是时机不对。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做人家的干部，在长官那里碰了大钉子回来，一肚子牢骚。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心里正在烦，做干部的跑进去，报告不相干的事，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连，就正好触上了霉头。所谓：“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说话真难。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累积起来，才会了解的。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说的不是时候，结果意见相左了。
摘录自《论语别裁》
据《太公金匾》的记载：“武王问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时而生，是为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对姜太公说，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天下将更动乱，百姓将更痛苦。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动，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
姜太公对武王说：据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时、地利、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当时虽然势不利于自己而无法实现理想，但他是不会怨天的。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将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么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所以处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据这些条件，作好周密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一定会成功的。反过来，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说，那就必然失败无疑。而且，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成熟，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却迟疑不进，坐失良机，这样不是太可惜吗？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这就不对了。一件事情，时机到了，大势所趋，由不得你，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业更要注意。至于时机不到，或者时机已过，却勉强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会持久的。譬如夏天，枝叶茂盛，花开之后，到了秋天，自然结果。等到严冬来临，则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但却很容易失掉。
摘录自《孟子旁通》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这可难了，这也是精义所在。这里是说，人最高的智慧要做到对自己、对人、对事，知道机会到了，要把握机会，应该做的就做。看历史就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人变法，第一个是战国时的商鞅变法，第二个是汉代的王莽变法，第三个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秦以前原来是公田制度，商鞅变法，一变而为私有财产制，结果商鞅自己弄到被五马分尸。但是他的办法好不好呢？好得很，自商鞅变法，秦汉以后因为私有财产制，产生了最古老的资本主义思想，社会繁荣富足。到了汉代，王莽又要变法，把私有财产制度变为公有财产制，失败了。到了宋朝王安石，也想走变法的路子，最后又失败了。但王安石的所谓新法到底好不好呢？后世评论他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但他不能“知至至之”，那个时代的趋势还没有到，他虽有高度的思想，高度的办法，可是没有用处，所以要“知至至之”，时机到了便做，则刚刚好，就可与几也。什么是“几”？就是知机，未卜先知，就是知这个几？等于看电视，手刚搭上开关，在即开未开之间，那一刹那就是几，要有这样恰到毫颠的高度智慧，看准了，时间到了，应该做就做，对了便可改变历史。“知终终之”，就是看见这件事，应该下台的，就“下次再见，谢谢！”立即下台，永远留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在那里。但这个修养很难做到的，孔子、老子都是这个思想。老子说的“功成、名遂、身退”，就是知终终之。但“知终”的“知”很难，如懂了这个道理则“居上位而不骄”，虽然坐在最上的位置，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骄傲的，这如同上楼下楼一样，没有永远在楼上不下来的；那么在下位也无忧，因为时代不属于自己的，所以人生随时随地要了解自己。所谓“乾乾因其时而惕”，要认识自己，时间机会属于自己就玩一下，要知道玩得好，下来也舒服，这样纵或有危险，但不至出毛病。从这里就看到孔子的思想就是一个“我”，人生如何去安排我，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自我安排对了，整个大我也安排对了，有许多事往往是因为这个“我”安排得不好，把整个事情砸烂了。
摘录自《易经杂说》
这个“时哉！时哉！”在孔子一生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研究《易经》及中国文化，关于“时”的问题，更要注意。人生一切，个人小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都要把握时机。还有“位”——环境。《易经》重点，就在这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变，随时在变，没有不变的事，时间一分一秒在变，空间随时随地在变。所以孔子经常在《易经》中提到时空的变。我常告诉年轻同学们，不要怨恨，也不要牢骚，年轻人不怕没有前途，只问你能不能够站得起来；但要懂得把握时间和空间。如同赶公共汽车一样，这就是人生。等得久的人，不要埋怨，是自己到站太早了；有的刚刚赶到，汽车开出去了，于是气得不得了，大骂一阵，骂有什么用？干脆等下一班第一个上去，不就好了。从这一点小事，也可了解人生，怎样去安排自己，把握时间，孔子告诉子路“时哉！时哉！”也包含了这个道理。......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朋友之间这样，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去提出问题来谈，当然倒楣，这是时机不对。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做人家的干部，在长官那里碰了大钉子回来，一肚子牢骚。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心里正在烦，做干部的跑进去，报告不相干的事，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连，就正好触上了霉头。所谓：“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说话真难。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累积起来，才会了解的。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说的不是时候，结果意见相左了。
摘录自《论语别裁》
据《太公金匾》的记载：“武王问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时而生，是为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对姜太公说，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天下将更动乱，百姓将更痛苦。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动，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
姜太公对武王说：据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时、地利、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当时虽然势不利于自己而无法实现理想，但他是不会怨天的。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将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么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所以处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据这些条件，作好周密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一定会成功的。反过来，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说，那就必然失败无疑。而且，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成熟，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却迟疑不进，坐失良机，这样不是太可惜吗？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这就不对了。一件事情，时机到了，大势所趋，由不得你，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业更要注意。至于时机不到，或者时机已过，却勉强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会持久的。譬如夏天，枝叶茂盛，花开之后，到了秋天，自然结果。等到严冬来临，则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但却很容易失掉。
摘录自《孟子旁通》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这可难了，这也是精义所在。这里是说，人最高的智慧要做到对自己、对人、对事，知道机会到了，要把握机会，应该做的就做。看历史就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人变法，第一个是战国时的商鞅变法，第二个是汉代的王莽变法，第三个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秦以前原来是公田制度，商鞅变法，一变而为私有财产制，结果商鞅自己弄到被五马分尸。但是他的办法好不好呢？好得很，自商鞅变法，秦汉以后因为私有财产制，产生了最古老的资本主义思想，社会繁荣富足。到了汉代，王莽又要变法，把私有财产制度变为公有财产制，失败了。到了宋朝王安石，也想走变法的路子，最后又失败了。但王安石的所谓新法到底好不好呢？后世评论他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但他不能“知至至之”，那个时代的趋势还没有到，他虽有高度的思想，高度的办法，可是没有用处，所以要“知至至之”，时机到了便做，则刚刚好，就可与几也。什么是“几”？就是知机，未卜先知，就是知这个几？等于看电视，手刚搭上开关，在即开未开之间，那一刹那就是几，要有这样恰到毫颠的高度智慧，看准了，时间到了，应该做就做，对了便可改变历史。“知终终之”，就是看见这件事，应该下台的，就“下次再见，谢谢！”立即下台，永远留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在那里。但这个修养很难做到的，孔子、老子都是这个思想。老子说的“功成、名遂、身退”，就是知终终之。但“知终”的“知”很难，如懂了这个道理则“居上位而不骄”，虽然坐在最上的位置，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骄傲的，这如同上楼下楼一样，没有永远在楼上不下来的；那么在下位也无忧，因为时代不属于自己的，所以人生随时随地要了解自己。所谓“乾乾因其时而惕”，要认识自己，时间机会属于自己就玩一下，要知道玩得好，下来也舒服，这样纵或有危险，但不至出毛病。从这里就看到孔子的思想就是一个“我”，人生如何去安排我，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自我安排对了，整个大我也安排对了，有许多事往往是因为这个“我”安排得不好，把整个事情砸烂了。
摘录自《易经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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