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那些事[超话]#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太宗怕她在昭陵地宫里寂寞，于是命人在宫外的栈道上修建了宅舍，令宫人居住其中，如侍奉活人一般侍奉皇后。
过段时间，他对亡妻的思念与日俱增，便又别出心裁，命人在宫中建一座高高的层观。
工部郎官问：“陛下，究竟要建多高呀？”
太宗回答：“我也不知道，你站在观顶瞭望，何时能望见昭陵，就算大功告成。”
大臣心神领会，回去便付诸行动。经过日夜施工，几个月后，一座在长安城中最高的建筑拔地而起。
从此，太宗终日爬上观顶，眺望妻子的陵墓，口中念念叨叨。有时，他还让大臣陪同悼念。
一天，太宗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道：“魏卿，你站在这里是否看清了昭陵？”
魏征动了鬼心思，回答说：“臣没看见呀！”
太宗顿时着急，忙大声问：“怎么会没看见，那么恢宏气派的昭陵，还能看不见么？”
魏征装作才反应过来的样子：“噢，臣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献陵在长安偏东北，安葬的是太宗的父亲唐高祖李渊。昭陵在长安西北，那里才安葬了长孙皇后。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太宗是在望昭陵还是献陵，站在他身边的魏征难道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当然不是，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机敲打敲打皇帝呢！
李世是谁呀，他能不知道魏征是在讽刺他么！听了这话后，立刻就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是把亡妻的位置放在大唐开国皇帝、你的老爸前头了！
他白了一眼魏征，怒道：“我望了一眼文德皇后（唐太宗所谥），难道不应该吗？”
没想到，魏征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无言以对。
魏征不急不躁地说：“文德皇后乃千古贤后，中宫楷模，陛下所为无有不妥。只是，陛下万年（对皇帝要说“万年”，可千万不要象普通百姓那样说“百年”）之后，嗣君若是效仿，绝非大唐之福，也非陛下所愿吧？”
唐太宗如梦初醒，大喝一声“退下”，然后一个人在那里放声大哭。
哭得差不多了，他随即下令拆掉了层观。拆除时，他再次来到这里，又哭了一次。
尽管太宗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
其实，早在长孙皇后奉安昭陵时，就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与礼制不符，因为那是为皇帝建的陵寝，皇帝还未奉安，倒先让皇后入驻了，不合宗法也不吉利。
古代有这样一种说法：阴等阳，活不长。
所谓的“阴”，就是女人；而“阳”，当然是指与女人配坑的男人了！
可唐太宗不管这个，他力排众议，坚持将亡妻先行入葬昭陵。
层观虽然拆除了，但李世民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那如何才能见亡妻一面呢？
李世民为此非常苦恼，终日精神恍惚。有一次，他对大臣说：“朕在失去文德之后，当食忘味，中宵废寝，悲苦无比呀！”
长孙皇后有什么好，让唐太宗如此念念不忘呢？
看到她这个姓氏，有些人也许会以为她是汉族，其实她是鲜卑族人。她的父亲叫长孙晟，哥哥叫长孙无忌，他们的祖上在孝文帝改革时，由鲜卑姓改赐长孙。
长孙皇后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舅舅对她视如己出。她的哥哥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李世民常到高士廉家玩，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将她许配给李世民
于是，在隋大业九年（613年），13岁的长孙氏，便在这豆蔻之年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互爱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了皇帝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
长孙皇后喜爱看书籍图传，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成为皇后后依然如此。她经常与丈夫一起共执书卷，谈古论今，从容以对，发表独特见解，对丈夫与朝政大有裨益。
所以有人这样说：李世民内有文德，外有魏征，才开创了贞观之治。
这话还真有些道理。长孙皇后一方面“庇护”着魏徵那些敢于直言的忠臣，同时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李世民要行仁政，常常当面规劝。
对于自己的娘家，长孙皇后毫不包容，同时还处处对他们严格要求。她劝说哥哥无忌急流勇退，被传为佳话。
正因如此，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既敬重又爱慕，二十多年间几乎没对她发过脾气。
贞观十年初，长孙皇后病重，李世民非常着急。为了替她祈福，李世民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392座，后来著名的善寂寺、修定寺便在此列。
尽管太宗期待佛家的福祉能够给妻子带来好运，但幸运没有眷顾她。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36岁。
纵观长孙皇后短暂的一生，与太宗自少年结发，走过了二十三年，”于情伉俪情深，于政相辅相成”，可谓是千古帝后楷模！
过段时间，他对亡妻的思念与日俱增，便又别出心裁，命人在宫中建一座高高的层观。
工部郎官问：“陛下，究竟要建多高呀？”
太宗回答：“我也不知道，你站在观顶瞭望，何时能望见昭陵，就算大功告成。”
大臣心神领会，回去便付诸行动。经过日夜施工，几个月后，一座在长安城中最高的建筑拔地而起。
从此，太宗终日爬上观顶，眺望妻子的陵墓，口中念念叨叨。有时，他还让大臣陪同悼念。
一天，太宗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道：“魏卿，你站在这里是否看清了昭陵？”
魏征动了鬼心思，回答说：“臣没看见呀！”
太宗顿时着急，忙大声问：“怎么会没看见，那么恢宏气派的昭陵，还能看不见么？”
魏征装作才反应过来的样子：“噢，臣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献陵在长安偏东北，安葬的是太宗的父亲唐高祖李渊。昭陵在长安西北，那里才安葬了长孙皇后。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太宗是在望昭陵还是献陵，站在他身边的魏征难道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当然不是，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机敲打敲打皇帝呢！
李世是谁呀，他能不知道魏征是在讽刺他么！听了这话后，立刻就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是把亡妻的位置放在大唐开国皇帝、你的老爸前头了！
他白了一眼魏征，怒道：“我望了一眼文德皇后（唐太宗所谥），难道不应该吗？”
没想到，魏征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无言以对。
魏征不急不躁地说：“文德皇后乃千古贤后，中宫楷模，陛下所为无有不妥。只是，陛下万年（对皇帝要说“万年”，可千万不要象普通百姓那样说“百年”）之后，嗣君若是效仿，绝非大唐之福，也非陛下所愿吧？”
唐太宗如梦初醒，大喝一声“退下”，然后一个人在那里放声大哭。
哭得差不多了，他随即下令拆掉了层观。拆除时，他再次来到这里，又哭了一次。
尽管太宗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
其实，早在长孙皇后奉安昭陵时，就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与礼制不符，因为那是为皇帝建的陵寝，皇帝还未奉安，倒先让皇后入驻了，不合宗法也不吉利。
古代有这样一种说法：阴等阳，活不长。
所谓的“阴”，就是女人；而“阳”，当然是指与女人配坑的男人了！
可唐太宗不管这个，他力排众议，坚持将亡妻先行入葬昭陵。
层观虽然拆除了，但李世民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那如何才能见亡妻一面呢？
李世民为此非常苦恼，终日精神恍惚。有一次，他对大臣说：“朕在失去文德之后，当食忘味，中宵废寝，悲苦无比呀！”
长孙皇后有什么好，让唐太宗如此念念不忘呢？
看到她这个姓氏，有些人也许会以为她是汉族，其实她是鲜卑族人。她的父亲叫长孙晟，哥哥叫长孙无忌，他们的祖上在孝文帝改革时，由鲜卑姓改赐长孙。
长孙皇后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舅舅对她视如己出。她的哥哥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李世民常到高士廉家玩，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将她许配给李世民
于是，在隋大业九年（613年），13岁的长孙氏，便在这豆蔻之年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互爱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了皇帝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
长孙皇后喜爱看书籍图传，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成为皇后后依然如此。她经常与丈夫一起共执书卷，谈古论今，从容以对，发表独特见解，对丈夫与朝政大有裨益。
所以有人这样说：李世民内有文德，外有魏征，才开创了贞观之治。
这话还真有些道理。长孙皇后一方面“庇护”着魏徵那些敢于直言的忠臣，同时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李世民要行仁政，常常当面规劝。
对于自己的娘家，长孙皇后毫不包容，同时还处处对他们严格要求。她劝说哥哥无忌急流勇退，被传为佳话。
正因如此，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既敬重又爱慕，二十多年间几乎没对她发过脾气。
贞观十年初，长孙皇后病重，李世民非常着急。为了替她祈福，李世民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392座，后来著名的善寂寺、修定寺便在此列。
尽管太宗期待佛家的福祉能够给妻子带来好运，但幸运没有眷顾她。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36岁。
纵观长孙皇后短暂的一生，与太宗自少年结发，走过了二十三年，”于情伉俪情深，于政相辅相成”，可谓是千古帝后楷模！
《黄绍箕集》谢作拳点校
中华书局201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约十年前，我曾前往瑞安去探访黄绍箕的故居，当时是把他作为一位藏书家来写，而今读到谢作拳点校的该集，使我对黄绍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黄绍箕乃黄体芳之子，幼承家学，后受业于陆尔熙之门，此后又拜张之洞为师。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在朝为官。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自任总理，黄绍箕出任常议员、宣讲员，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这年的六月初一，黄绍箕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给皇帝。八月六日，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失败。此前的一天，黄绍箕获得确切消息，他冒险通知康有为，建议康有为赶快换服装逃离北京，《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载有此事。
黄绍箕去世后，当时康有为流亡海外，闻讯后作了一首长诗来悼念他。康在此诗的小注中写道：“戊戌出奔，赖公告难。劝吾微服为僧，北走蒙辽。夜宴浙绍会馆，把酒泣诀。今幸更生，皆君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由此可证，在那种危急情况下，黄绍箕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康有为通风报信，同时他劝康换上僧人服装，不要经过荣禄管辖的天津，而是向北方潜逃。所以康有为说自己能够活到今日，这与黄绍箕有直接的关系。
谢作拳在本书的前言中专列一节来讲述黄绍箕所撰的《中国教育史》，该书以往均署名黄绍箕撰，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柳诒徵后人连续发文，将这部书的著作权归入柳诒徵名下。谢作拳提到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将撰者并署为黄绍箕、柳诒徵。
那么这部书究竟是何人所撰呢？谢作拳讲到了柳诒徵之女柳定生所著《柳诒徵传略》中附有柳诒徵著作目录，其中有“《中国教育史》五卷。1905年。铅印本。（题黄绍箕撰）”，另外，《文献》1981年第7辑载《柳诒徵自传及自述》附有“柳诒徵主要著作目录”，其中有“《中国教育史》。一九○七年铅印本（题黄绍箕撰）”。
谢作拳在文中引用了1999年潘孟甫先生所撰《谁著<中国教育史>》一文，该文中转录了柳诒徵所书后跋：“仲弢嗜博，无暇著书，在鄂时尝拟纂此史，写一目示陈善余，未尝按目为书也。比身殁，端方与陈议补其书，陈以嘱余，缀辑两载，未知符原意否？端方督直，携余之清稿去，度即以付兰孙、厚卿等。今所印，校余原草，固无一字增损也。”
仲弢乃黄绍箕之字，柳诒徵说黄绍箕涉猎太广，故无空著书，在湖北时，黄绍箕打算撰写《中国教育史》，然他只起了个题目出示给陈庆年看，但并未完书。黄绍箕去世后，端方与陈庆年商议，请陈完成此书，但陈却转而让柳诒徵完成此事，于是柳用了两年时间写完此书，然他却说不知是否符合黄绍箕的原意。
黄绍箕去世于1908年，柳诒徵说黄去世后，端方才与陈庆年商议补完《中国教育史》一书，而陈转让柳来补此书，那么柳诒徵补充《中国教育史》一书必定是1908年之后的事，《柳诒徵传略》等文中谈到柳的著述目录时，分别称该书出版于1905年或1907年，这岂不是说《中国教育史》在黄绍箕生前就已出版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两个年份显然都有问题。
谢作拳认为：“《中国教育史》在柳诒徵手中完稿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真的因为黄绍箕无暇著书，谢作拳认为并非如此。而后他在前言中引用了黄绍箕之子黄曾延等人所撰《哀启》中的说法：“拟上自三代，下迄宋元明，勒成《中国教育史》，自周以前，属稿甫定，余亦制缉略备，积卷盈箧，天不假年，赍志以殁 。”
可见，黄绍箕在生前已经部分定稿，只是因为意外病逝，才未能完成此书。同时谢作拳在前言中引用了黄绍箕从弟黄绍第在《致卞薇阁书》中的所言：“所撰《教育史》，自周以前属稿甫定，余已具有揣制，未及排比整齐。午帅意欲成之，嘱陈庆年续其事。”
经过这番引用，谢作拳给出的结论是：“可知黄绍箕生前已完成周以前的草稿，余下的亦‘积卷盈箧’‘未及排比整齐’，并非‘无暇著书’。只是天不假年，英年早逝。故黄绍箕的著作权应没有问题。”
翻阅本书，里面收录了黄绍箕所撰奏疏、论著、序跋、祭文、时文等，同时还有黄绍箕写给他人的几十通手札。我从书中翻到了1905年1月黄致陈庆年的一通手札，此通手札有一段话涉及到了《中国教育史》：“通州王君兆芳，为黄元同先生弟子，闻其著有《教育原典》，（专述周以前教育事，原名《帝王学校考》。）电约北来，时已病剧，口授‘闻命即来’四字，未及发而逝。昨其书已寄来。礼学多用师说，甚精熟，条理完密，深足为拙撰《教育史》之助，拟刊行以昌我国粹，振起学风。”
黄绍箕说王兆芳乃是黄以周的弟子，听说他著有《教育原典》，黄绍箕约王兆芳来京商谈此事，可惜王兆芳未能成行而病逝，但其家人给黄寄来了王的书。黄读到后感觉《教育原典》一书写得很有条理，并且对自己撰写《中国教育史》很有帮助，所以他准备将此书予以刊行。由此也可证黄绍箕为撰写此书，到处搜罗人才和史料。
谢作拳点校的该书还收录了他人为黄绍箕所写挽联，以及他人给黄绍箕的来信，同时书后附有谢作拳所撰《黄绍箕年谱》，翻阅该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黄绍箕在每个时段所做之事。
中华书局201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约十年前，我曾前往瑞安去探访黄绍箕的故居，当时是把他作为一位藏书家来写，而今读到谢作拳点校的该集，使我对黄绍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黄绍箕乃黄体芳之子，幼承家学，后受业于陆尔熙之门，此后又拜张之洞为师。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在朝为官。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自任总理，黄绍箕出任常议员、宣讲员，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这年的六月初一，黄绍箕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给皇帝。八月六日，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失败。此前的一天，黄绍箕获得确切消息，他冒险通知康有为，建议康有为赶快换服装逃离北京，《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载有此事。
黄绍箕去世后，当时康有为流亡海外，闻讯后作了一首长诗来悼念他。康在此诗的小注中写道：“戊戌出奔，赖公告难。劝吾微服为僧，北走蒙辽。夜宴浙绍会馆，把酒泣诀。今幸更生，皆君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由此可证，在那种危急情况下，黄绍箕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康有为通风报信，同时他劝康换上僧人服装，不要经过荣禄管辖的天津，而是向北方潜逃。所以康有为说自己能够活到今日，这与黄绍箕有直接的关系。
谢作拳在本书的前言中专列一节来讲述黄绍箕所撰的《中国教育史》，该书以往均署名黄绍箕撰，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柳诒徵后人连续发文，将这部书的著作权归入柳诒徵名下。谢作拳提到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将撰者并署为黄绍箕、柳诒徵。
那么这部书究竟是何人所撰呢？谢作拳讲到了柳诒徵之女柳定生所著《柳诒徵传略》中附有柳诒徵著作目录，其中有“《中国教育史》五卷。1905年。铅印本。（题黄绍箕撰）”，另外，《文献》1981年第7辑载《柳诒徵自传及自述》附有“柳诒徵主要著作目录”，其中有“《中国教育史》。一九○七年铅印本（题黄绍箕撰）”。
谢作拳在文中引用了1999年潘孟甫先生所撰《谁著<中国教育史>》一文，该文中转录了柳诒徵所书后跋：“仲弢嗜博，无暇著书，在鄂时尝拟纂此史，写一目示陈善余，未尝按目为书也。比身殁，端方与陈议补其书，陈以嘱余，缀辑两载，未知符原意否？端方督直，携余之清稿去，度即以付兰孙、厚卿等。今所印，校余原草，固无一字增损也。”
仲弢乃黄绍箕之字，柳诒徵说黄绍箕涉猎太广，故无空著书，在湖北时，黄绍箕打算撰写《中国教育史》，然他只起了个题目出示给陈庆年看，但并未完书。黄绍箕去世后，端方与陈庆年商议，请陈完成此书，但陈却转而让柳诒徵完成此事，于是柳用了两年时间写完此书，然他却说不知是否符合黄绍箕的原意。
黄绍箕去世于1908年，柳诒徵说黄去世后，端方才与陈庆年商议补完《中国教育史》一书，而陈转让柳来补此书，那么柳诒徵补充《中国教育史》一书必定是1908年之后的事，《柳诒徵传略》等文中谈到柳的著述目录时，分别称该书出版于1905年或1907年，这岂不是说《中国教育史》在黄绍箕生前就已出版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两个年份显然都有问题。
谢作拳认为：“《中国教育史》在柳诒徵手中完稿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真的因为黄绍箕无暇著书，谢作拳认为并非如此。而后他在前言中引用了黄绍箕之子黄曾延等人所撰《哀启》中的说法：“拟上自三代，下迄宋元明，勒成《中国教育史》，自周以前，属稿甫定，余亦制缉略备，积卷盈箧，天不假年，赍志以殁 。”
可见，黄绍箕在生前已经部分定稿，只是因为意外病逝，才未能完成此书。同时谢作拳在前言中引用了黄绍箕从弟黄绍第在《致卞薇阁书》中的所言：“所撰《教育史》，自周以前属稿甫定，余已具有揣制，未及排比整齐。午帅意欲成之，嘱陈庆年续其事。”
经过这番引用，谢作拳给出的结论是：“可知黄绍箕生前已完成周以前的草稿，余下的亦‘积卷盈箧’‘未及排比整齐’，并非‘无暇著书’。只是天不假年，英年早逝。故黄绍箕的著作权应没有问题。”
翻阅本书，里面收录了黄绍箕所撰奏疏、论著、序跋、祭文、时文等，同时还有黄绍箕写给他人的几十通手札。我从书中翻到了1905年1月黄致陈庆年的一通手札，此通手札有一段话涉及到了《中国教育史》：“通州王君兆芳，为黄元同先生弟子，闻其著有《教育原典》，（专述周以前教育事，原名《帝王学校考》。）电约北来，时已病剧，口授‘闻命即来’四字，未及发而逝。昨其书已寄来。礼学多用师说，甚精熟，条理完密，深足为拙撰《教育史》之助，拟刊行以昌我国粹，振起学风。”
黄绍箕说王兆芳乃是黄以周的弟子，听说他著有《教育原典》，黄绍箕约王兆芳来京商谈此事，可惜王兆芳未能成行而病逝，但其家人给黄寄来了王的书。黄读到后感觉《教育原典》一书写得很有条理，并且对自己撰写《中国教育史》很有帮助，所以他准备将此书予以刊行。由此也可证黄绍箕为撰写此书，到处搜罗人才和史料。
谢作拳点校的该书还收录了他人为黄绍箕所写挽联，以及他人给黄绍箕的来信，同时书后附有谢作拳所撰《黄绍箕年谱》，翻阅该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黄绍箕在每个时段所做之事。
#儒林外史-吴敬梓[图书]#
两百多个人物行走穿插在这本书中，真正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不过寥寥几人。
杜少卿不得不提。他逝后被追封甲等，有人说因他是作者心中原型，固追封悼念。撇开这个不谈。杜少卿在世时便不屑功名利禄，又何以会在意这身后之名。
回看书中所有人物，杜少卿也是我最喜欢的。他千金散尽，有钱时几百两几百两的救济，无钱时几两几两的赠予，更甚是典当衣裳来。在今天看来，有些愚气。我想杜少卿自己心里多少是明白的，只不过他还是愿意去相信罢了。他对待妻子也是坚贞不渝，尤其是在那个妻妾成群的朝代。有人劝他纳妾，及时行乐，他却说：“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很是感动了。
而妻子也是佳人，在贫穷窘迫时，依然能对眼而笑。“杜少卿付了船钱，搬行李上岸，坐轿来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诉娘子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娘子听了也笑。”这一对鸳鸯，不沾俗世，把日子过成了诗，很让人艳羡了。
儒林外史大家都道是讽刺小说，我这个看客，更愿意去挖掘文中的真君子，真名士。感触最大的是当时惜才爱才之风，文人志士在一起喝酒作诗，侃侃而谈，好不畅快。
书中描写阵仗最大的便是泰伯伺的开创，可惜书末窥得它破败之相。原是已过五十年之久了，书中的风流人物也都随风逝去，空留一段段佳话。此时又有光阴荏苒之感，浅浅叹息。
两百多个人物行走穿插在这本书中，真正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不过寥寥几人。
杜少卿不得不提。他逝后被追封甲等，有人说因他是作者心中原型，固追封悼念。撇开这个不谈。杜少卿在世时便不屑功名利禄，又何以会在意这身后之名。
回看书中所有人物，杜少卿也是我最喜欢的。他千金散尽，有钱时几百两几百两的救济，无钱时几两几两的赠予，更甚是典当衣裳来。在今天看来，有些愚气。我想杜少卿自己心里多少是明白的，只不过他还是愿意去相信罢了。他对待妻子也是坚贞不渝，尤其是在那个妻妾成群的朝代。有人劝他纳妾，及时行乐，他却说：“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很是感动了。
而妻子也是佳人，在贫穷窘迫时，依然能对眼而笑。“杜少卿付了船钱，搬行李上岸，坐轿来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诉娘子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娘子听了也笑。”这一对鸳鸯，不沾俗世，把日子过成了诗，很让人艳羡了。
儒林外史大家都道是讽刺小说，我这个看客，更愿意去挖掘文中的真君子，真名士。感触最大的是当时惜才爱才之风，文人志士在一起喝酒作诗，侃侃而谈，好不畅快。
书中描写阵仗最大的便是泰伯伺的开创，可惜书末窥得它破败之相。原是已过五十年之久了，书中的风流人物也都随风逝去，空留一段段佳话。此时又有光阴荏苒之感，浅浅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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