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UC快讯# 【强健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争做教书育人“大先生”】近日，中国民航大学第十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决赛在北教四教学楼成功举办，历时两个月。本届竞赛由校工会及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举办，多年来，校工会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积极搭建青年教师成长平台，推动学校人才梯队建设，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民航大学以及民航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建功立业。
一早收到耶鲁朋友的消息，才知道 Jonathan Spence 去世了，的确是非常意外，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可能是新一届的唐奖获得者，假若结果的确如此的话，那真是可惜了，因为他完全 deserve 这个奖。我只见过 Spence 两次，有一次是他陪夫人来普林斯顿讲座，结束后我参加了晚餐聚会。但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1990 年夏天，我待在南加州 Monrovia 家中，当时准备申请普大和哈佛，Monrovia 镇虽不大，却有一个很不错的镇图书馆，我在南加州的一年半都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看，凡是我有兴趣读的都读了，包括 Renou 的印度哲学，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还有就是 Spence 新出的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是我通读的第一本介绍中国现代史的英文书，巨厚的一本书，当时却欲罢不能。里面有些部分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让人感动，比如讲到三十年代左翼青年投奔延安，让我觉得 Spence 富有历史的温情，但也可以清楚感觉到他最后一章是仓促写成，也就是面对突然的变化历史学家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让我觉得再好的叙事史也会有摆脱不了的困境，尤其像 Seaech for Modern China 这类大叙事更难避免线性的结构，不然没法讲大故事，但历史本身绝非线性。我当时还没进普大读史，这一切只是感觉，并没成为自觉的观念，后来则成为我的信念。进入普大随余师读史，余氏经常提到的就是 Spence。余师和他在耶鲁是惺惺相惜，甚为融洽。我可以不夸张的说余先生是 Spence 最钦佩的学人，恐怕没有之一。第一年秋季学期上余先生课，余先生讲到清代时就特别提到 Spence 曹寅一书，说这是 Spence 真正下过功夫的，当然也是他的成名作。如果不是这本书，Spence 不会在 Yale，不在 Yale，他后来的著作也不大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余先生是很赞赏 Jonathan Spence 的史学书写的，尤其是英文原文。按理说以余先生这样级别的中国文史巨人，是很容易从 Spence 书里挑出毛病的，但余先生从来是看人长处。他一再提醒我们 Spence 对史料的重点有很高的悟性，之所以是悟性，是因为他的古典汉语并不好，需要靠人帮助才能读通难度高的史料，余先生和余师母就帮过他很多忙。但他抓住要点，找出叙事线索和构成历史图景的能力的确一时无两。我很喜欢他的 English prose和对场景的捕捉，只是很难模仿。而且我也一直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条叙事史的道路上走得成功，和他是英国人并接受了最好的英国人文教育有关。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
#人定胜天# “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能，对于缓解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近日在接受人民政协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5月三孩政策放开后，应该适时观察2022年和2023年的实际效果，如果明年、后年依然没有达到预期，“十四五”期间应及早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回归育龄人群、回归家庭。
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但并不可怕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引发热议，有专家预测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也是重要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要素。”陆杰华强调，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协调的空间分布及较高的人口素质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1.45‰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我国的人口总量而言，几乎已经接近零增长。”陆杰华预测，如果今年出生率持续下降，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会进入人口负增长。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人口负增长早晚会到来，只是比预计的来得快了一些。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陆杰华表示，当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负增长就可能出现。而一旦进入负增长状态，就很难再回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料图 | 图源新华网
不过，陆杰华表示，人口负增长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人口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过去我国的人口一直比较年轻，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如今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如何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化解风险、避免矛盾，协调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下需要直面的问题。”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口红利
“近年来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陆杰华表示。
什么样的人口状况是均衡的？陆杰华认为，这一概念应当包括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从内部要素上来看，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和人口素质之间要均衡，要有适宜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适宜的空间人口和相对较高的人口素质。从外部要素上来看，要使人口内部要素与社会发展相匹配，均衡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陆杰华建议，应该以“稳总量、调结构、优分布、提素质”四个方面为着眼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陆杰华表示，首先要考虑到我国14亿人的人口规模，总量下降速度不能太快。而在人口结构方面，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延迟退休等措施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过去我们享受的是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这在一定时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速，特别是劳动力规模和比例的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走向下行。“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时代远了，下一步我们要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通过人口素质的提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还要注意化解人口方面的风险，比如老龄化过快、少子化明显、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 陆杰华特别强调，《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了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1，乡村地区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尤为明显，出现了城乡不同的性别失衡问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婚姻关系稳定产生影响。
不仅要让人们生得起，还要养得起
陆杰华表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主要驱动力是政策。但二孩、三孩的放开反映出我国生育率变化背后的驱动力不仅有政策，还有经济和文化。陆杰华认为，政策的放开实际上是一种信号，说明我们在加快优化生育政策的步伐，“过去我们都说人口多、底子薄，一直强调要控制人口总量，但在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下行的情况下，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人是创造者和消费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必要的。”三孩政策的实施能否起到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效果？陆杰华认为，短期内可能很难看到实际效果，还需要继续观望。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的生育比例确实有所上升，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孩比例的下降。“如果把生育比做金字塔，一孩才是金字塔的底部，在生育过程中鼓励适龄青年生一孩是基础。因此，要在一孩上下更多的工夫，把剩余量真正释放出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反而在下降。说明老百姓不是生不起，很多人是养不起。”陆杰华说，现在90后和未来的00后是生育的主体，他们的婚恋观念、婚育观念会影响到我国的生育水平。无论是放开三孩还是全面放开生育，陆杰华认为，更重要的是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和鼓励生育的环境。“一方面要通过降低生育成本、育儿津贴等措施，加上相应的住房和税收政策，让人们能够‘养得起’。同时，还要‘教得好’，降低教育成本，这也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现在各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基本到位，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落到实处。”陆杰华举例说，延长产假对用人单位而言可能会增加用工成本，如果由用人单位来买单，就可能增加其雇用育龄妇女的顾虑。因此，可以提供一定的优惠措施，为女性较多的企业提供免税贷款等。陆杰华还建议，应加强配套立法和执法监督，消除在就业、晋升等方面对育龄女性的隐性歧视，确保女性的生育权、就业权不受影响。策划：李木元
记者：王亦凡编辑：魏芯蕊 https://t.cn/z8A5OEi
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但并不可怕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引发热议，有专家预测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也是重要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要素。”陆杰华强调，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协调的空间分布及较高的人口素质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1.45‰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我国的人口总量而言，几乎已经接近零增长。”陆杰华预测，如果今年出生率持续下降，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会进入人口负增长。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人口负增长早晚会到来，只是比预计的来得快了一些。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陆杰华表示，当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负增长就可能出现。而一旦进入负增长状态，就很难再回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料图 | 图源新华网
不过，陆杰华表示，人口负增长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人口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过去我国的人口一直比较年轻，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如今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如何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化解风险、避免矛盾，协调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下需要直面的问题。”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口红利
“近年来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陆杰华表示。
什么样的人口状况是均衡的？陆杰华认为，这一概念应当包括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从内部要素上来看，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和人口素质之间要均衡，要有适宜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适宜的空间人口和相对较高的人口素质。从外部要素上来看，要使人口内部要素与社会发展相匹配，均衡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陆杰华建议，应该以“稳总量、调结构、优分布、提素质”四个方面为着眼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陆杰华表示，首先要考虑到我国14亿人的人口规模，总量下降速度不能太快。而在人口结构方面，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延迟退休等措施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过去我们享受的是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这在一定时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速，特别是劳动力规模和比例的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走向下行。“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时代远了，下一步我们要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通过人口素质的提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还要注意化解人口方面的风险，比如老龄化过快、少子化明显、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 陆杰华特别强调，《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了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1，乡村地区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尤为明显，出现了城乡不同的性别失衡问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婚姻关系稳定产生影响。
不仅要让人们生得起，还要养得起
陆杰华表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主要驱动力是政策。但二孩、三孩的放开反映出我国生育率变化背后的驱动力不仅有政策，还有经济和文化。陆杰华认为，政策的放开实际上是一种信号，说明我们在加快优化生育政策的步伐，“过去我们都说人口多、底子薄，一直强调要控制人口总量，但在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下行的情况下，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人是创造者和消费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必要的。”三孩政策的实施能否起到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效果？陆杰华认为，短期内可能很难看到实际效果，还需要继续观望。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的生育比例确实有所上升，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孩比例的下降。“如果把生育比做金字塔，一孩才是金字塔的底部，在生育过程中鼓励适龄青年生一孩是基础。因此，要在一孩上下更多的工夫，把剩余量真正释放出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反而在下降。说明老百姓不是生不起，很多人是养不起。”陆杰华说，现在90后和未来的00后是生育的主体，他们的婚恋观念、婚育观念会影响到我国的生育水平。无论是放开三孩还是全面放开生育，陆杰华认为，更重要的是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和鼓励生育的环境。“一方面要通过降低生育成本、育儿津贴等措施，加上相应的住房和税收政策，让人们能够‘养得起’。同时，还要‘教得好’，降低教育成本，这也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现在各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基本到位，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落到实处。”陆杰华举例说，延长产假对用人单位而言可能会增加用工成本，如果由用人单位来买单，就可能增加其雇用育龄妇女的顾虑。因此，可以提供一定的优惠措施，为女性较多的企业提供免税贷款等。陆杰华还建议，应加强配套立法和执法监督，消除在就业、晋升等方面对育龄女性的隐性歧视，确保女性的生育权、就业权不受影响。策划：李木元
记者：王亦凡编辑：魏芯蕊 https://t.cn/z8A5O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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