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太上感应篇
如果说诸经典是人们证圣成真的门径，《太上感应篇》就是我们成道成仙的基石，它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之家天必降福，积恶之家天必降祸”总结因果报应关系，全篇宣扬“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其中既有儒家忠孝友悌的思想品德，又有道家尊道贵德的信仰条约，同时也包括了佛教慈悲为怀的内涵，所以说它融儒释道三家于一炉。
《太上感应篇》中有这样一句经文：“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未至，福已远离”。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但日有所增；做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但日有所亏。福祸无门总在心，作恶之可怕，不在于被人发现，而在于自己知道；行善之可嘉，不在于别人夸赞，而在于自己安心。太上曰：“善恶相去几何？ ”
我个人认为，其实人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人性中或善或恶的各种元素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中，都会有所释放。人的一生中不在于你一路走来遇到的全是善人，而在于你遇到有些并非善人的人（当然不一定就是恶人），这时你能不能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你人性中的温暖、善良，通过你对他的体谅、包容，通过你美好品德的感召，使他美好的一面更多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太上感应篇》中所说的“正己化人”，用正直的力量去影响周围、影响社会，道祖太上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在《太上感应篇》中有这样几句经文：“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其实这是一个做人的标准。
“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句话是说对于常常作恶而招来灾祸的凶恶之人，我们应该要怜悯他、劝导他、感化他，使他断恶向善，转祸为福；善良的人，常常行善而招来福报，我们应该为他欢喜赞叹，鼓励他、成就他，使他更积极地行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是说遇到他人急切的需要，我们应该要慷慨解囊，及时帮助，以应急需；遇到他人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已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救护和解除他人的危难。或是当别人遇到了心灵上的困顿或是绝望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善用一言，予以解救，这也是一种功德，哪怕有的时候只是一句善意的谎言。
推人一把和扶人一把，都是这双手啊！陷害别人和赞叹别人也都是这张口啊！所以，宁可用扶人的手，千万别用害人的口啊！如果能够照着去做，那就不必问前程，前程自然一定是好的。所以说，整个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只有当你自己沉浸其中，并真正去感知了所谓的大道在心中，感受到昆虫草木皆有灵，那么我们就洞悉了万物之理、自然之道。但又有几人真正地体会过道祖太上所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
我们看到了太多追名逐利的事情，以至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忘了本应行之终身的“善”字和 “德”字，于是我们失去了很多亲近“善”和“德”的机会。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智者最能理解“善”和“德”的真谛。无论身为君主还是百姓，言行都不敢离“善”离“德”。《宋世家》记载，一天宋景公梦见自己的心被荧惑（古代天文学上指火星）包了起来，于是他就叫来星象学家子韦询问。子韦说：“此兆预示可能有大祸将降在你的头上。不过，可以将大祸移到你的宰相身上。”宋景公说：“宰相是我的左右臂，怎么能为了我而让他受祸呢？”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君王应该爱民，我决不忍心让他们替我受祸。”子韦无奈地说：“那就只能移到年成上了。”宋景公叹了口气：“年成不好，民众挨饿，吾为谁君？既然我天数已尽，那就让它结束吧。”最后子韦感慨道:“天虽然高，但对下面的事一清二楚。你讲的三句话道出了你善的本性和崇高的君德，天必给你好的果报。”果然，宋景公不但没有受祸，而且又活了21年。
宋朝的大政治家司马光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现实中，有许多权贵、富翁，虽然荣华富贵却为富不仁，常言说：“造作善善恶恶，报应如影随形。莫道作恶不报，直到恶贯满盈；莫道修善无应，直待善果圆成。”积德虽无人见，善恶自有天知。是啊，如果我们都能以真实的心去行善，人意合了天心，那天又岂会违了人的意愿？天必护佑善人，而且天下也没有做不成功的善事！
自古至今，不变的是道祖太上对我们后辈门人的期许，他希望那些朴素的道理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要时刻坚守着祖师的古训：“正己化人，众善奉行。”
曾经有人和我说：“我知道做一名道士其实很容易，只要专心奉道即可。”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做一名道士实际上很难，因为我们要弘法利生。 ”既然今生我们有幸做了一名道士，那就让我们在修道的海洋中，时刻以 “三宝”为舟，以 “五戒”为桨，以经文为路，以祖师为训，以师父为指航标；舍此凡身，永为法钟；不达道岸，誓不罢休！
如果说诸经典是人们证圣成真的门径，《太上感应篇》就是我们成道成仙的基石，它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之家天必降福，积恶之家天必降祸”总结因果报应关系，全篇宣扬“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其中既有儒家忠孝友悌的思想品德，又有道家尊道贵德的信仰条约，同时也包括了佛教慈悲为怀的内涵，所以说它融儒释道三家于一炉。
《太上感应篇》中有这样一句经文：“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未至，福已远离”。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但日有所增；做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但日有所亏。福祸无门总在心，作恶之可怕，不在于被人发现，而在于自己知道；行善之可嘉，不在于别人夸赞，而在于自己安心。太上曰：“善恶相去几何？ ”
我个人认为，其实人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人性中或善或恶的各种元素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中，都会有所释放。人的一生中不在于你一路走来遇到的全是善人，而在于你遇到有些并非善人的人（当然不一定就是恶人），这时你能不能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你人性中的温暖、善良，通过你对他的体谅、包容，通过你美好品德的感召，使他美好的一面更多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太上感应篇》中所说的“正己化人”，用正直的力量去影响周围、影响社会，道祖太上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在《太上感应篇》中有这样几句经文：“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其实这是一个做人的标准。
“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句话是说对于常常作恶而招来灾祸的凶恶之人，我们应该要怜悯他、劝导他、感化他，使他断恶向善，转祸为福；善良的人，常常行善而招来福报，我们应该为他欢喜赞叹，鼓励他、成就他，使他更积极地行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是说遇到他人急切的需要，我们应该要慷慨解囊，及时帮助，以应急需；遇到他人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已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救护和解除他人的危难。或是当别人遇到了心灵上的困顿或是绝望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善用一言，予以解救，这也是一种功德，哪怕有的时候只是一句善意的谎言。
推人一把和扶人一把，都是这双手啊！陷害别人和赞叹别人也都是这张口啊！所以，宁可用扶人的手，千万别用害人的口啊！如果能够照着去做，那就不必问前程，前程自然一定是好的。所以说，整个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只有当你自己沉浸其中，并真正去感知了所谓的大道在心中，感受到昆虫草木皆有灵，那么我们就洞悉了万物之理、自然之道。但又有几人真正地体会过道祖太上所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
我们看到了太多追名逐利的事情，以至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忘了本应行之终身的“善”字和 “德”字，于是我们失去了很多亲近“善”和“德”的机会。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智者最能理解“善”和“德”的真谛。无论身为君主还是百姓，言行都不敢离“善”离“德”。《宋世家》记载，一天宋景公梦见自己的心被荧惑（古代天文学上指火星）包了起来，于是他就叫来星象学家子韦询问。子韦说：“此兆预示可能有大祸将降在你的头上。不过，可以将大祸移到你的宰相身上。”宋景公说：“宰相是我的左右臂，怎么能为了我而让他受祸呢？”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君王应该爱民，我决不忍心让他们替我受祸。”子韦无奈地说：“那就只能移到年成上了。”宋景公叹了口气：“年成不好，民众挨饿，吾为谁君？既然我天数已尽，那就让它结束吧。”最后子韦感慨道:“天虽然高，但对下面的事一清二楚。你讲的三句话道出了你善的本性和崇高的君德，天必给你好的果报。”果然，宋景公不但没有受祸，而且又活了21年。
宋朝的大政治家司马光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现实中，有许多权贵、富翁，虽然荣华富贵却为富不仁，常言说：“造作善善恶恶，报应如影随形。莫道作恶不报，直到恶贯满盈；莫道修善无应，直待善果圆成。”积德虽无人见，善恶自有天知。是啊，如果我们都能以真实的心去行善，人意合了天心，那天又岂会违了人的意愿？天必护佑善人，而且天下也没有做不成功的善事！
自古至今，不变的是道祖太上对我们后辈门人的期许，他希望那些朴素的道理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要时刻坚守着祖师的古训：“正己化人，众善奉行。”
曾经有人和我说：“我知道做一名道士其实很容易，只要专心奉道即可。”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做一名道士实际上很难，因为我们要弘法利生。 ”既然今生我们有幸做了一名道士，那就让我们在修道的海洋中，时刻以 “三宝”为舟，以 “五戒”为桨，以经文为路，以祖师为训，以师父为指航标；舍此凡身，永为法钟；不达道岸，誓不罢休！
考完口语出去转 在越南国家美术馆遇到一个好可爱的法国爷爷 耐心而语速缓慢的用英语说起中国 大多时候听不懂在讲什么 只能微笑点头。在河内大教堂坐了一会 游客流流走走 教堂的工作人员久坐窗边凝视 念念有词。即便不曾信仰 尖尖的屋顶总能聚起人所有的虔诚。和中国寺庙在深山老林曝光在开敞的天人合一不同。忽然想到古往今来在寺庙总是索求庇佑 而教堂则是忏悔求取原谅 无论双手合十的许愿还是安静凝视着诉说 都让人儿暂时抽离 徒留温柔善良。 https://t.cn/R2WJv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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