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金国尽取燕云，北宋将再失山河之固，因此，为大宋计，必取燕山，此乃当时的“英雄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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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说# D7、或是“靖康之耻”的千年“背锅侠”？

宋人多把导致“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归咎于童贯、赵良嗣，他们无疑是政、宣年间谋取燕山的始作俑者。

批评者的理由则见仁见智，比如他们将联金灭辽，简化为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题：是要与一个野蛮、残暴的金国为邻？还是与一个腐化、享乐的辽国为邻？

但是，问题在于契丹之亡，亡在旦夕。（“知契丹必亡”、“辽国必亡”。）

金国灭辽，如摧枯拉朽，无论愿意与否，北宋与金国为邻将逃无可逃。

显然，未雨绸缪才是北宋的第一要义。

其实，禹贡九州以来，恢复“茫茫禹迹”，乃至之后的“汉唐故疆”（“复中国往昔之疆”），对于每一个自许为正统的中原王朝而言，向来属于其政权合法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事儿搁在今天，一言以蔽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如同时下的台湾，谁也不敢说放弃。

所以，隋炀帝伐高丽不遗余力，乃至于覆亡，而唐兴以来，太宗、高宗仍前仆后继，必欲得高丽而后快。

五代时，石晋割燕云于契丹，其后，后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无不志在收复，而宋徽宗之父宋神宗更遗训“复全燕之境”。

不仅如此，燕云之于赵宋，更事关存亡。

一旦金国尽取燕云，北宋将再失山河之固，因此，为大宋计，必取燕山，此乃当时的“英雄所见略同”，持此议者又何止童贯、赵良嗣？之后的抗金名将吴玠亦复如是。（“高阳关安抚吴玠亦献议燕云可取。”）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取燕山，而在于如何取燕山？

一向崇文抑武的宋庭，没有信心和实力自取燕山，却奢望与虎谋皮，想借别人的手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无疑于痴人说梦。

这与寄望于借美国人之手收复台湾殊途同归。

景德年间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将河北防务一减再减，之后，边帅尽用文臣。

徽宗朝以来，阉宦童贯，一个刑余之人竟执堂堂大宋二十年之兵柄，而太监掌兵，前车之鉴如神宗元丰三年灵州之败。

王安石变法，兴保甲，减正兵；蔡京变盐法，河北转输废，刍粮不继、楼橹倾颓，河北战备之弱，可以想见。

所以，燕山一役，即使宿将种师道，又岂奈东兵何？于是，一败于白沟、再败于燕山、卢沟，曾契丹残兵之不若！

所以，靖康之变，固已有之。

一如马扩建言童贯赴河北拒敌，而童贯慨叹无兵可用，且见城防、军械之弱，此虽有惧敌之嫌，抑或不无真相。

再读荆公诗，益悲安石志。李壁云：荆公志在扫清关辅，困于谗诐，远图未就而死。所云甚是。其“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李壁引杜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以为“其旨深，其词悲矣”，是矣。此句更导夫陆游“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句，然靖康之耻，南宋人多归咎于荆公，岂不读此类诗乎？或云，其志虽好，其行可嗟，以其所为，求其结果，则安石岂能推脱？此又增安石之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