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卧底调查广州非法代孕乱象##代孕为什么不能被开放#
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可以开放代孕，在网上议论颇多。支持者认为这是生育自由，反对者则表示这是剥削女性，论战双方唇枪舌剑，言辞颇为激烈。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都很难明确的判断「对错」；甚至不同人在做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还有理念差异。
代孕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要说清楚是不是可以开放，至少要考虑医学专业角度、伦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会角度三个层面。
一、医学层面：代孕有严格的适应证
代孕其实分为两种：传统代孕 (Traditionalsurrogacy) 和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 + 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这时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
既然是讨论医学层面的代孕，那么就必须要讨论这项医疗操作的适应证问题。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议，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或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明确了很多具体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获得性子宫缺如（没有子宫）；
重大的子宫异常，比如不可恢复的 Asherman 综合征；
反复妊娠丢失的单角子宫；
母体患有妊娠的医学绝对禁忌证，比如肺动脉高压；
存在未识别的子宫内膜因素，比如之前尽管移植了优质胚胎，仍出现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败等。
非医学的普通人，一定对上面这些疾病名称很陌生。
看不懂是正常的。这里的各种适应证，在医学上都属于很严重的情况，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到了这个女性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
而一些因为高龄的原因，担心生育风险，或者自然怀孕怀不上，而不存在明确的医学指征的话，恐怕还达不到适用代孕的程度。
同时，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解决不孕夫妇的医学问题，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所以，对于代孕者的健康状况，同样也需要关注。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医学指南，但还是有一些参考因素的。
比如，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亲孕产期间的医学风险，不少建议认为，代孕母亲应该是比较年轻（不能是 ＞35 岁的高龄女性），并且经历过一次完全健康顺利的阴道分娩。另外，代孕母亲应该接受相关传染病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代孕。
但条件符合要求，代孕就成立么？
二、伦理层面：人可以仅作为解决生育的手段吗？
一旦施行代孕，那么就会遇到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果是传统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间是有遗传学联系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法律上的母亲，更像是「后妈」。
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简单的想要一个孩子，而是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通过代孕解决生育问题的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满足这种家庭所带来的情感寄托，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国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传统代孕的话，需要选择和法律母亲有亲缘关系的女性。
而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代孕，从代孕母亲的角度，她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变成了别人的孩子，这种感情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过程中对「代孕母亲」或「精子来源父亲」产生情感上的变化，破坏原本的家庭和谐关系。）
另外，如果代孕可以商业化，那么女性的子宫，甚至包括这个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将人「物化」的问题。
从国外经验来看，像俄罗斯、印度，以及美国一些开放商业化代孕的州，都会存在所谓「生育旅游」（Fertilitytourism）的现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的家庭，到这些地方去寻求代孕服务，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产业化。
例如被称为「婴儿工厂」的印度，截至 2012 年，每年在印度出生的代孕婴儿达到 25000 个。联合国在 2012 年 7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印度每年的代孕业务收入超过 4 亿美元。
这样巨大的产业背后，到底是拯救了更多想要生育的家庭，还是制造了更多的伦理悲剧，很难被衡量。
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伦理争议，但只要寻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双方都知情并自愿同意，他们都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仅从伦理角度，代孕也是可以存在的——毕竟，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自愿」呢？
三、法律和社会角度：「权利保障」和「胁迫自愿」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
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在一些人的说法中，代孕被认为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贫困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
但残酷的现实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还是流向了机构和产业，而所谓的「自由」甚至成为了压迫女性的沉重枷锁。
还是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代孕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亲拿到的酬劳仅为 8000 美元左右。
正式开始代孕前，代孕母亲需要签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从代孕者之家的规定，至于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与代孕母亲无关；同时，怀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医院、医生、被代孕夫妇均不承担。
批评人士表示，寻求代孕的夫妇正在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代孕母亲们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对印度的贫穷妇女进行剥削。
图片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和社会分层有关。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2020 年，#中国 6 亿人每月收入 1000 元# 的话题上了热搜，众多网友表示不可思议。但国家统计局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这个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 DEPTH
根据 2019 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 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11485 元，月人均收入近 1000 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 1000 元。
国家的经济和 GDP 确实在提升，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总的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
只是，我们该如何保证所谓的「保障」和「自愿」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贸然开放代孕，带来的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一个又一个物化生命的「婴儿工厂」。
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可以开放代孕，在网上议论颇多。支持者认为这是生育自由，反对者则表示这是剥削女性，论战双方唇枪舌剑，言辞颇为激烈。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都很难明确的判断「对错」；甚至不同人在做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还有理念差异。
代孕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要说清楚是不是可以开放，至少要考虑医学专业角度、伦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会角度三个层面。
一、医学层面：代孕有严格的适应证
代孕其实分为两种：传统代孕 (Traditionalsurrogacy) 和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 + 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这时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
既然是讨论医学层面的代孕，那么就必须要讨论这项医疗操作的适应证问题。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议，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或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明确了很多具体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获得性子宫缺如（没有子宫）；
重大的子宫异常，比如不可恢复的 Asherman 综合征；
反复妊娠丢失的单角子宫；
母体患有妊娠的医学绝对禁忌证，比如肺动脉高压；
存在未识别的子宫内膜因素，比如之前尽管移植了优质胚胎，仍出现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败等。
非医学的普通人，一定对上面这些疾病名称很陌生。
看不懂是正常的。这里的各种适应证，在医学上都属于很严重的情况，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到了这个女性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
而一些因为高龄的原因，担心生育风险，或者自然怀孕怀不上，而不存在明确的医学指征的话，恐怕还达不到适用代孕的程度。
同时，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解决不孕夫妇的医学问题，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所以，对于代孕者的健康状况，同样也需要关注。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医学指南，但还是有一些参考因素的。
比如，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亲孕产期间的医学风险，不少建议认为，代孕母亲应该是比较年轻（不能是 ＞35 岁的高龄女性），并且经历过一次完全健康顺利的阴道分娩。另外，代孕母亲应该接受相关传染病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代孕。
但条件符合要求，代孕就成立么？
二、伦理层面：人可以仅作为解决生育的手段吗？
一旦施行代孕，那么就会遇到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果是传统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间是有遗传学联系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法律上的母亲，更像是「后妈」。
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简单的想要一个孩子，而是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通过代孕解决生育问题的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满足这种家庭所带来的情感寄托，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国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传统代孕的话，需要选择和法律母亲有亲缘关系的女性。
而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代孕，从代孕母亲的角度，她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变成了别人的孩子，这种感情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过程中对「代孕母亲」或「精子来源父亲」产生情感上的变化，破坏原本的家庭和谐关系。）
另外，如果代孕可以商业化，那么女性的子宫，甚至包括这个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将人「物化」的问题。
从国外经验来看，像俄罗斯、印度，以及美国一些开放商业化代孕的州，都会存在所谓「生育旅游」（Fertilitytourism）的现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的家庭，到这些地方去寻求代孕服务，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产业化。
例如被称为「婴儿工厂」的印度，截至 2012 年，每年在印度出生的代孕婴儿达到 25000 个。联合国在 2012 年 7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印度每年的代孕业务收入超过 4 亿美元。
这样巨大的产业背后，到底是拯救了更多想要生育的家庭，还是制造了更多的伦理悲剧，很难被衡量。
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伦理争议，但只要寻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双方都知情并自愿同意，他们都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仅从伦理角度，代孕也是可以存在的——毕竟，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自愿」呢？
三、法律和社会角度：「权利保障」和「胁迫自愿」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
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在一些人的说法中，代孕被认为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贫困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
但残酷的现实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还是流向了机构和产业，而所谓的「自由」甚至成为了压迫女性的沉重枷锁。
还是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代孕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亲拿到的酬劳仅为 8000 美元左右。
正式开始代孕前，代孕母亲需要签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从代孕者之家的规定，至于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与代孕母亲无关；同时，怀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医院、医生、被代孕夫妇均不承担。
批评人士表示，寻求代孕的夫妇正在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代孕母亲们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对印度的贫穷妇女进行剥削。
图片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和社会分层有关。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2020 年，#中国 6 亿人每月收入 1000 元# 的话题上了热搜，众多网友表示不可思议。但国家统计局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这个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 DEPTH
根据 2019 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 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11485 元，月人均收入近 1000 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 1000 元。
国家的经济和 GDP 确实在提升，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总的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
只是，我们该如何保证所谓的「保障」和「自愿」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贸然开放代孕，带来的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一个又一个物化生命的「婴儿工厂」。
#网聚青城#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发布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1年12月27日发布第47号令和第48号令，分别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同时废止。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实际行动。
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1条、27条，压减比例分别为6.1%、10%。主要变化：一是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汽车制造领域，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领域，取消外商投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生产的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本次修订，实现了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二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市场调查领域，除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须由中方控股外，取消外资准入限制。社会调查领域，允许外商投资社会调查，但要求中方股比不低于67%，法人代表应当具有中国国籍。三是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精准度。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从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投资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份并上市交易的，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境外投资者不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其持股比例参照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规定执行”，由证监会和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对从事负面清单禁止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实行精准化管理。需要说明的是，“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系指审核同意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不适用负面清单禁止性规定，而不是指审核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活动本身。四是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应符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做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衔接，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境内外投资者统一适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商务部等部门、各地区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好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并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实际行动。
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1条、27条，压减比例分别为6.1%、10%。主要变化：一是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汽车制造领域，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领域，取消外商投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生产的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本次修订，实现了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二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市场调查领域，除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须由中方控股外，取消外资准入限制。社会调查领域，允许外商投资社会调查，但要求中方股比不低于67%，法人代表应当具有中国国籍。三是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精准度。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从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投资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份并上市交易的，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境外投资者不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其持股比例参照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规定执行”，由证监会和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对从事负面清单禁止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实行精准化管理。需要说明的是，“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系指审核同意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不适用负面清单禁止性规定，而不是指审核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活动本身。四是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应符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做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衔接，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境内外投资者统一适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商务部等部门、各地区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好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并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
一个长期被误会的岗位——“医患办”
我叫李广学，是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过去的半年里，因为工作的调度，除了门诊和病房，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医患办”。
半年前刚接到通知，得知要被调去“医患办”工作时，我很是忐忑。“医患办”顾名思义，这个岗位需要与很多人和部门打交道，怕会是个“惹人嫌的难差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这里。
果不其然，在这段工作期间，除了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我还要接收、处理卫健委转来的信访件，甚至还会代表医院出席法庭，参与一些法律途径处理的案件。不时地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不断地与各部门的同事沟通，不停地书写信访回复件、鉴定答辩稿、信访绩效方案等，定期组织信访工作讨论会、医疗损害鉴定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常态。
在不断沟通、整理文件和组织会议中，时光流逝，我从最初的忐忑，到如今有了新感受。即将调离这份工作，我写下这篇小结，记录我的感受，也便于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被误会的“岗位”。近期的一个案例，或许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医患办”。
2021年11月，一位长期饮酒的患者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家属无法与他沟通，见此状，患者家属联系120送到了我们宁波市康宁医院的急诊。
患者被送来时平卧在急救推车上，接触没有主动反应，无法进行言语沟通，说明患者可能意识状态有问题。
我院接诊医师立刻进行了体格检查，发现患者肺部有明显啰音，说明患者可能有肺炎，压眶反应很弱，说明患者精神较差或者身体过于虚弱。
初步判断患者因长期饮酒可能存在较多的躯体疾患，躯体情况较精神情况更为危重。综合医院配备相应设备，可以对该患者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不适宜在我院住院治疗，因此建议家属转诊至综合医院。
得知需要转院，患者的哥哥王大哥顿时急了眼。
我在医患办接到消息，赶到急诊时，家属王大哥情绪正十分激动，他不理解接诊医师的处理，认为我院在推诿患者，与急诊的医生吵了起来。
他说：“我们花了几百块坐救护车过来，现在还要我们转院，你们是不是不想收我们。”
王大哥要求医院赔偿他的路费及急救车费用。
经过一番沟通，我理解了王大哥情绪激动的原因。患者家境并不宽裕，当初王大哥下决心带着弟弟跨市就诊很不容易。如今路费已经花了、救护车的费用也要付，一心想住进我们医院，让弟弟得到专业的治疗，可到了医院却不能如愿住进康宁医院的病房。接诊医师建议他去综合医院诊治，他也不能确定未来的情况和花销，心里一时无法接受。作为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十分理解双方的立场。
站在患者的角度，就诊的经济负担，对家人病情的担忧，对医院的不信任，我统统都能理解。
站在医生的角度，医疗的目的是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医生并不是不想收病人，而是从患者的病情考虑，他此时更需要去综合医院治疗，更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与王大哥沟通一番后，我提出了先带患者转去综合医院治疗，留下了医患办的电话，两天后给他答复的方案。
由急诊接诊医师再次判断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能够接受转院，在医务部沟通某医院医务部帮助协调急诊科接诊后，我们再三叮嘱120医生多加注意患者情况，王大哥同意先转至综合医院明确躯体情况。看着王大哥带着弟弟离开的背影，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两天后，我准时给王大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稳了许多。
王大哥告诉我，转到综合医院后，弟弟做了一些系列的检查和化验，结果报告很不好，目前人正在ICU里治疗。
他能够明白当初我院建议转至综合医院的初衷了，但ICU的花费太高了，他们看不起病，准备回老家再治。
在电话里，他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我们尽力了，弟弟他也不会怪我吧，回老家后能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说到最后，他再次询问我，“你们医院能不能给些补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为了看病打车都到你们医院了，却没能住进去，那车费怎么办？”
尽管我同情他的处境和患者的病情，但还是得明确地告知，我院的转科建议是基于对患者病情评估后的结果。耽误病情、危及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经过评估和初诊，建议他们转去综合医院诊治，不是推诿，而是履行了首诊负责和救死扶伤的义务，不存在补偿或赔偿。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当时我萌生出，从个人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念头，感觉都很不容易。但我又隐隐担心会不会对方不理解，还要继续“投诉、信访”，最终没有说出口。
随着一声叹息，电话挂了。
......
真正的完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我愿意相信好人会多些吧。
思虑再三，我又拨通了电话，这一次我不是宁波市康宁医院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得知消息的李先生，我想以个人的名义给他捐些钱，帮助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不要放弃救治弟弟。
出乎意料的是，王大哥告诉我，他建了一个群，群里都是些给他弟弟捐过款的好心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着，以后一一报答，我婉拒了加群。
又过了一个月，疫情突袭镇海，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想起了这对兄弟。点开王大哥的朋友圈，我看到弟弟的病情明显好转了。
询问之下，得知患者回老家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自主走路和吃饭了，我又叮嘱了些话。
此时，我才感觉，这件事真正的完结了。
回想在急诊室，见到王大哥的第一面，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情绪上头，不直接把他当作无理取闹的人，好好沟通后建议他们转诊综合医院；我很庆幸自己又打了第二通电话，为他们治疗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很庆幸这是对好兄弟，他们长途跋涉回家乡也坚持了治疗，最终迎得了好转的机会。
庆幸之余，我不禁思索，医患办到底是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处理那么多纠纷和案件，解决那么多投诉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是大家情绪的发泄出口？
这里是可以通过投诉获取利益的途径？
还是这里是一个处罚他人的契机？
这些回答，自然都是否定。
医患办全称是医患关系促进办公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为医患双方提供坐下来好好说话，促进大家平心静气解决问题的部门。它是中立的，是以事实和公平为导向，不倾向于哪一方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医患办是医院的一个部门，怎么会公平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医院是发展的，医院需要进步，需要变得更好，尤其是百年之龄的宁波市康宁医院，我们想做、需要做得更加宏伟，少不了积累经验教训来提升自己。医患办就是一个接受各种质疑寻找自己不足的部门，在投诉和建议的背后是医院不断的改进和提升。”
在这些一件件纠纷处理的背后，我也看到了气愤、脆弱、不甘和无奈。即将离开这个岗位，我写下这封信，给自己一些总结，让自己不要忘记在这见过的面孔和体悟。
感谢半年来吴向平副院长一字一句的教导和文稿修改，感谢刘灵江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的引导，感谢郑飞杰杰哥给予的帮助。感谢这个岗位让我懂得了更多，重归医生的岗位，我将立志做一名更加耐心的医生，接纳别人并接纳自己。
能解决的不需要吵闹，能改变的不需要争执。
和谐的医患关系，友好的就医氛围，这是医患共同的需求。
患者看病看得开心，医生看病看得开心，是医患共同的诉求。
希望不久的将来，医患办成为一个握手言和的聊天室，医患带着相互的信任走进这里，在这里寻求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更多内容点击原文链接#医患办# #医院#
https://t.cn/A6xdfvAx
我叫李广学，是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过去的半年里，因为工作的调度，除了门诊和病房，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医患办”。
半年前刚接到通知，得知要被调去“医患办”工作时，我很是忐忑。“医患办”顾名思义，这个岗位需要与很多人和部门打交道，怕会是个“惹人嫌的难差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这里。
果不其然，在这段工作期间，除了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我还要接收、处理卫健委转来的信访件，甚至还会代表医院出席法庭，参与一些法律途径处理的案件。不时地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不断地与各部门的同事沟通，不停地书写信访回复件、鉴定答辩稿、信访绩效方案等，定期组织信访工作讨论会、医疗损害鉴定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常态。
在不断沟通、整理文件和组织会议中，时光流逝，我从最初的忐忑，到如今有了新感受。即将调离这份工作，我写下这篇小结，记录我的感受，也便于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被误会的“岗位”。近期的一个案例，或许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医患办”。
2021年11月，一位长期饮酒的患者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家属无法与他沟通，见此状，患者家属联系120送到了我们宁波市康宁医院的急诊。
患者被送来时平卧在急救推车上，接触没有主动反应，无法进行言语沟通，说明患者可能意识状态有问题。
我院接诊医师立刻进行了体格检查，发现患者肺部有明显啰音，说明患者可能有肺炎，压眶反应很弱，说明患者精神较差或者身体过于虚弱。
初步判断患者因长期饮酒可能存在较多的躯体疾患，躯体情况较精神情况更为危重。综合医院配备相应设备，可以对该患者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不适宜在我院住院治疗，因此建议家属转诊至综合医院。
得知需要转院，患者的哥哥王大哥顿时急了眼。
我在医患办接到消息，赶到急诊时，家属王大哥情绪正十分激动，他不理解接诊医师的处理，认为我院在推诿患者，与急诊的医生吵了起来。
他说：“我们花了几百块坐救护车过来，现在还要我们转院，你们是不是不想收我们。”
王大哥要求医院赔偿他的路费及急救车费用。
经过一番沟通，我理解了王大哥情绪激动的原因。患者家境并不宽裕，当初王大哥下决心带着弟弟跨市就诊很不容易。如今路费已经花了、救护车的费用也要付，一心想住进我们医院，让弟弟得到专业的治疗，可到了医院却不能如愿住进康宁医院的病房。接诊医师建议他去综合医院诊治，他也不能确定未来的情况和花销，心里一时无法接受。作为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十分理解双方的立场。
站在患者的角度，就诊的经济负担，对家人病情的担忧，对医院的不信任，我统统都能理解。
站在医生的角度，医疗的目的是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医生并不是不想收病人，而是从患者的病情考虑，他此时更需要去综合医院治疗，更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与王大哥沟通一番后，我提出了先带患者转去综合医院治疗，留下了医患办的电话，两天后给他答复的方案。
由急诊接诊医师再次判断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能够接受转院，在医务部沟通某医院医务部帮助协调急诊科接诊后，我们再三叮嘱120医生多加注意患者情况，王大哥同意先转至综合医院明确躯体情况。看着王大哥带着弟弟离开的背影，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两天后，我准时给王大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稳了许多。
王大哥告诉我，转到综合医院后，弟弟做了一些系列的检查和化验，结果报告很不好，目前人正在ICU里治疗。
他能够明白当初我院建议转至综合医院的初衷了，但ICU的花费太高了，他们看不起病，准备回老家再治。
在电话里，他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我们尽力了，弟弟他也不会怪我吧，回老家后能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说到最后，他再次询问我，“你们医院能不能给些补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为了看病打车都到你们医院了，却没能住进去，那车费怎么办？”
尽管我同情他的处境和患者的病情，但还是得明确地告知，我院的转科建议是基于对患者病情评估后的结果。耽误病情、危及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经过评估和初诊，建议他们转去综合医院诊治，不是推诿，而是履行了首诊负责和救死扶伤的义务，不存在补偿或赔偿。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当时我萌生出，从个人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念头，感觉都很不容易。但我又隐隐担心会不会对方不理解，还要继续“投诉、信访”，最终没有说出口。
随着一声叹息，电话挂了。
......
真正的完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我愿意相信好人会多些吧。
思虑再三，我又拨通了电话，这一次我不是宁波市康宁医院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得知消息的李先生，我想以个人的名义给他捐些钱，帮助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不要放弃救治弟弟。
出乎意料的是，王大哥告诉我，他建了一个群，群里都是些给他弟弟捐过款的好心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着，以后一一报答，我婉拒了加群。
又过了一个月，疫情突袭镇海，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想起了这对兄弟。点开王大哥的朋友圈，我看到弟弟的病情明显好转了。
询问之下，得知患者回老家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自主走路和吃饭了，我又叮嘱了些话。
此时，我才感觉，这件事真正的完结了。
回想在急诊室，见到王大哥的第一面，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情绪上头，不直接把他当作无理取闹的人，好好沟通后建议他们转诊综合医院；我很庆幸自己又打了第二通电话，为他们治疗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很庆幸这是对好兄弟，他们长途跋涉回家乡也坚持了治疗，最终迎得了好转的机会。
庆幸之余，我不禁思索，医患办到底是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处理那么多纠纷和案件，解决那么多投诉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是大家情绪的发泄出口？
这里是可以通过投诉获取利益的途径？
还是这里是一个处罚他人的契机？
这些回答，自然都是否定。
医患办全称是医患关系促进办公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为医患双方提供坐下来好好说话，促进大家平心静气解决问题的部门。它是中立的，是以事实和公平为导向，不倾向于哪一方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医患办是医院的一个部门，怎么会公平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医院是发展的，医院需要进步，需要变得更好，尤其是百年之龄的宁波市康宁医院，我们想做、需要做得更加宏伟，少不了积累经验教训来提升自己。医患办就是一个接受各种质疑寻找自己不足的部门，在投诉和建议的背后是医院不断的改进和提升。”
在这些一件件纠纷处理的背后，我也看到了气愤、脆弱、不甘和无奈。即将离开这个岗位，我写下这封信，给自己一些总结，让自己不要忘记在这见过的面孔和体悟。
感谢半年来吴向平副院长一字一句的教导和文稿修改，感谢刘灵江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的引导，感谢郑飞杰杰哥给予的帮助。感谢这个岗位让我懂得了更多，重归医生的岗位，我将立志做一名更加耐心的医生，接纳别人并接纳自己。
能解决的不需要吵闹，能改变的不需要争执。
和谐的医患关系，友好的就医氛围，这是医患共同的需求。
患者看病看得开心，医生看病看得开心，是医患共同的诉求。
希望不久的将来，医患办成为一个握手言和的聊天室，医患带着相互的信任走进这里，在这里寻求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更多内容点击原文链接#医患办#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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