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昆先生1957年诞生于青海西宁，1963年随从事文艺的父母迁居南京。然而，在青海的生活印迹一直深深钳在脑海中。无数次他又回到青海，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成了他画作的一部分。祝昆先生的油画一直以空灵、宇宙、生命的空间诠释为主线，也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重点。
和祝昆先生二十多年前相识于青海塔尔寺，他来采风偶遇便成为朋友。近日获悉祝昆先生即将赴美洛杉矶举办个人画展心生喜悦，在他走向艺术颠峰时还念念不忘出生地给他辉煌的艺术生涯的影响让人感动！
和祝昆先生二十多年前相识于青海塔尔寺，他来采风偶遇便成为朋友。近日获悉祝昆先生即将赴美洛杉矶举办个人画展心生喜悦，在他走向艺术颠峰时还念念不忘出生地给他辉煌的艺术生涯的影响让人感动！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国产剧能做得这样扎实，值得鼓励。”
12月8日《埃博拉前线》在腾讯视频开播，第一集里18号病人入院发病的戏就让许多观众记住了这部剧的“真实”。P4实验室里与病毒接触、谢云虎间接接触等情节让“看实验室的戏忍不住远离屏幕”、“现在感觉空气都是脏的”等观众反应格外真实。
剧集播出接近一半，观众的观感也在发生变化，第5集援非医疗队出发后，医护人员群像的打造和抗疫故事的展开，让观众的体验感已经进一步转向共情和感动。从观众的入戏，可以发现《埃博拉前线》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层面实现了相当高的完成度。
《埃博拉前线》由腾讯视频出品，无止境文化承制，方芳、茅熠担任总制片人，南柯总编剧，杨文军总导演，罗晋、毛晓彤领衔主演。以2014年的真实事件为核心原型，《埃博拉前线》不但真实传递了埃博拉疫情下中国医护工作者的医者仁心、不辱使命，更通过一系列类型化手法实现了观感的“好看”，从选题、创作到制作都可以为下一阶段主旋律内容开发打开思路。
以正和以奇胜
主旋律+类型化再现抗疫“战争”
埃博拉病毒，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同列为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的烈性病毒。在《埃博拉前线》故事发生的2014年，埃博拉病毒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可治疗，死亡率可高达50%-90%。
2014—2015年期间，中国先后数次派出多支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队远赴非洲，帮助当地人民共同抗击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当《埃博拉前线》选择以这段惊心动魄的过往为故事原型，不但承担起一份不容有失的重任，事件本身激荡人心的魅力也奠定了《埃博拉前线》“好看”的内容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埃博拉前线》主旋律+类型化的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故事本身就预设了路径。但随着剧情逐渐展开，《埃博拉前线》的价值表达和讲故事的方式还是有不少惊喜。
一方面是主旋律人文视角的“正”，成为观众认知和共情的入口。这主要得益于医护人员群像的打造，他们既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当国家使命到来，他们会是最美的逆行者。剧中没有每个人的豪言壮语，但他们在飞机上留给归国医生的寄语里关于“医院里的花开了”、“燕都省今日温度34度”的怀念，表现出的心向光明、直面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格外令人动容。
另一方面冯刚因为改建未完成而拒绝病人入院，却难受得一天吃不下饭，这种大局为重、自我保护的理性与医者仁心的感性的交织，也恰恰是让剧中医护人员的坚守更加动人和伟大的支撑点。从郑书鹏在严格防护的前提下进入桑宜村疫区，到谢云虎怀疑被感染后毅然自我隔离，再到“小蚊子”被病人喷了“一脸血”、从害怕转为继续救治病人，医护人员们以鲜活的形象表现着新时代战疫的艰险与坚持，成为当代人会真正认同的主旋律表达。
再说说类型化叙事的“奇”。首先从故事上来说，何欢调查钻石走私的故事线带来的悬疑质感，与战疫主线产生了有机联动，比如乌尔曼身份这条支线，从视频拍摄开始设置的悬疑直到通过一个手势揭露谜底，整体拉动了可看性。
而在手法上，《埃博拉前线》从内容节奏到镜头语言都加入了不少类型化的处理方法，新到来的援非医疗队进入卡巴利亚后，先是目睹了掩埋处理尸体的现场，又经历了道路设施差、天气条件恶劣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阳光下的一场升旗仪式，则宣告着他们做好准备后的新开始，以一种欲扬先抑的结构制造出反差和爽感。
“战役以一种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方式直接打响，这场战役不只是简单的医学治疗。”援非抗疫的主旋律表达通过类型化叙事完成了统一，成为提升观看体验、更好传递理念的一种路径。
立足写实
专业性与敬畏心成就差异化质感
《埃博拉前线》里中卡友好医院改建这个大工程或许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从空间利用到配合抗疫的整体思路，到P3实验室的安装和使用，甚至卡方医护人员培训的整体流程都在白板上用镜头正面拍了下来，各方面细节毫不露怯。在国内医疗剧的层面来说，这样专业领域的高完成度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
据前期资料看，《埃博拉前线》邀请包括援非医疗队队长在内的多位业界专家给予专业指导，大到P3、P4 实验室的设计，小到涉及眼睛取眼内液、妇女分娩、外科手术等情节，甚至医疗用具摆放的位置，整体都要经过“剧本采访-写作-相关专业高级专家逐字校对-定稿”这一流程，拍摄现场也有专业医生指导。
这种专业性与敬畏心奠定了观看时候的“写实”质感，以当下国产剧少有的匠心，为这个动人心魄的救援故事搭建起令人信服的背景和舞台，一些细节也被认可。其中全景展示郑书鹏进入P4实验室并全程操作绝对是“艺高人胆大”；再现范依林夫妇在非典期间的记忆时，不同时期防护服的样式也有细致的考据，脸上的口罩印子非常真实。
除此之外，对非洲大陆的还原也为整个故事增添了真实感。开拍之前《埃博拉前线》主创人员组成考察组去往非洲实地采风，才有了片中大到热闹的篝火晚会、庄严的新生祈福仪式乃至一条毯子式样的细节把控。
在此基础上，拍摄的镜头视角对写实质感进一步突出，比如基于纪实性的风格以及特殊环境下的情节特征，《埃博拉前线》多处采用“一镜到底”以保持影像风格的流动，热闹的篝火晚会现场，一个镜头拉出当地人的热情与郑书鹏的不适应；桑宜村被袭击的时候，随着何欢跑动的主观镜头渲染着混乱与悲伤。
从医疗专业领域的内容把控，再到非洲大陆地域文化和质感的还原，《埃博拉前线》在制作层面的写实打造了真实、可信的行业质感和故事背景，通过现场氛围的进一步渲染，以具有温度的质感再现真实故事的伟大与人性的闪光。这种完成度，也成为观看《埃博拉前线》与同类题材作品的差异化体验。
主旋律下一程：
大视野、细题材、类型化
今年以来，主旋律剧集正在成为市场热门并出现了多部爆款，如何打造更多好看的主旋律作品、满足观众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埃博拉前线》实现了若干个维度的尝试与拓展。
首先是更大的视野，叙事主线立足当代，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埃博拉前线》以援非医疗队战疫故事为主线，表达了医者仁心的人性闪光之处。
当郑书鹏与何欢接生的孩子因营养不良夭折，送给何欢可乐果的少年病发去世，《埃博拉前线》通过他们的遭遇探讨了医疗援助之外的更多问题，剧中对当地风俗和现实情况的真实再现成为这种探讨的注脚，反思有限的资源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困境。当“埃博拉病毒与我们只有一家航班的距离”，一种基于人类命运的共同思考传递着具有现实价值的、更大的“主旋律”。
让这种思考进一步落地的，是剧中五十年援非医疗与这片土地建立的深情厚谊。郑书鹏通过与老盖的相处和在桑宜村的经历，对当地文化的热情和对生命的礼赞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这仿佛是一代代中国援非人员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第一代援非医生何东的爷爷何守承，还是援非六年的冯刚，他们以奉献与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获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友谊。这种感性层面的表达，也成为国际视野下主旋律传递美好和正能量的新视角。
其次是题材细分，结合各平台下一阶段的片单来看，主旋律内容将进一步扩容和细分，从警察、消防员、检察官等不同身份和职业的视角对当下进行观察，而《埃博拉前线》从医护人员的职业层面、选择真实事件进行讲述，类似的细分领域有很多故事可讲。
在此基础上，通过类型化手法进一步提升可看性，是《埃博拉前线》能够更好地传递主旋律价值和思考，更是以好内容打动观众的基础，在内容和制作方面的特点可以为更多后续的作品提供参考。
主旋律表达的更多空间和格局正在通过《埃博拉前线》打开，立足于现实题材的土壤，真实传递事件本身的感染力与正能量，在艺术化表达下实现观众的共情共鸣。腾讯视频正在成为推出优质主旋律内容的一股关键力量，《埃博拉前线》等作品在平台热播，也成为传递平台责任感与正能量的关键路径。当越来越多的观众被《埃博拉前线》吸引和感动，主旋律+类型化叙事的价值和能量也正在实现多个层面的突破，为更多主旋律佳作的出现提供新的思路。
12月8日《埃博拉前线》在腾讯视频开播，第一集里18号病人入院发病的戏就让许多观众记住了这部剧的“真实”。P4实验室里与病毒接触、谢云虎间接接触等情节让“看实验室的戏忍不住远离屏幕”、“现在感觉空气都是脏的”等观众反应格外真实。
剧集播出接近一半，观众的观感也在发生变化，第5集援非医疗队出发后，医护人员群像的打造和抗疫故事的展开，让观众的体验感已经进一步转向共情和感动。从观众的入戏，可以发现《埃博拉前线》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层面实现了相当高的完成度。
《埃博拉前线》由腾讯视频出品，无止境文化承制，方芳、茅熠担任总制片人，南柯总编剧，杨文军总导演，罗晋、毛晓彤领衔主演。以2014年的真实事件为核心原型，《埃博拉前线》不但真实传递了埃博拉疫情下中国医护工作者的医者仁心、不辱使命，更通过一系列类型化手法实现了观感的“好看”，从选题、创作到制作都可以为下一阶段主旋律内容开发打开思路。
以正和以奇胜
主旋律+类型化再现抗疫“战争”
埃博拉病毒，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同列为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的烈性病毒。在《埃博拉前线》故事发生的2014年，埃博拉病毒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可治疗，死亡率可高达50%-90%。
2014—2015年期间，中国先后数次派出多支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队远赴非洲，帮助当地人民共同抗击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当《埃博拉前线》选择以这段惊心动魄的过往为故事原型，不但承担起一份不容有失的重任，事件本身激荡人心的魅力也奠定了《埃博拉前线》“好看”的内容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埃博拉前线》主旋律+类型化的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故事本身就预设了路径。但随着剧情逐渐展开，《埃博拉前线》的价值表达和讲故事的方式还是有不少惊喜。
一方面是主旋律人文视角的“正”，成为观众认知和共情的入口。这主要得益于医护人员群像的打造，他们既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当国家使命到来，他们会是最美的逆行者。剧中没有每个人的豪言壮语，但他们在飞机上留给归国医生的寄语里关于“医院里的花开了”、“燕都省今日温度34度”的怀念，表现出的心向光明、直面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格外令人动容。
另一方面冯刚因为改建未完成而拒绝病人入院，却难受得一天吃不下饭，这种大局为重、自我保护的理性与医者仁心的感性的交织，也恰恰是让剧中医护人员的坚守更加动人和伟大的支撑点。从郑书鹏在严格防护的前提下进入桑宜村疫区，到谢云虎怀疑被感染后毅然自我隔离，再到“小蚊子”被病人喷了“一脸血”、从害怕转为继续救治病人，医护人员们以鲜活的形象表现着新时代战疫的艰险与坚持，成为当代人会真正认同的主旋律表达。
再说说类型化叙事的“奇”。首先从故事上来说，何欢调查钻石走私的故事线带来的悬疑质感，与战疫主线产生了有机联动，比如乌尔曼身份这条支线，从视频拍摄开始设置的悬疑直到通过一个手势揭露谜底，整体拉动了可看性。
而在手法上，《埃博拉前线》从内容节奏到镜头语言都加入了不少类型化的处理方法，新到来的援非医疗队进入卡巴利亚后，先是目睹了掩埋处理尸体的现场，又经历了道路设施差、天气条件恶劣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阳光下的一场升旗仪式，则宣告着他们做好准备后的新开始，以一种欲扬先抑的结构制造出反差和爽感。
“战役以一种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方式直接打响，这场战役不只是简单的医学治疗。”援非抗疫的主旋律表达通过类型化叙事完成了统一，成为提升观看体验、更好传递理念的一种路径。
立足写实
专业性与敬畏心成就差异化质感
《埃博拉前线》里中卡友好医院改建这个大工程或许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从空间利用到配合抗疫的整体思路，到P3实验室的安装和使用，甚至卡方医护人员培训的整体流程都在白板上用镜头正面拍了下来，各方面细节毫不露怯。在国内医疗剧的层面来说，这样专业领域的高完成度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
据前期资料看，《埃博拉前线》邀请包括援非医疗队队长在内的多位业界专家给予专业指导，大到P3、P4 实验室的设计，小到涉及眼睛取眼内液、妇女分娩、外科手术等情节，甚至医疗用具摆放的位置，整体都要经过“剧本采访-写作-相关专业高级专家逐字校对-定稿”这一流程，拍摄现场也有专业医生指导。
这种专业性与敬畏心奠定了观看时候的“写实”质感，以当下国产剧少有的匠心，为这个动人心魄的救援故事搭建起令人信服的背景和舞台，一些细节也被认可。其中全景展示郑书鹏进入P4实验室并全程操作绝对是“艺高人胆大”；再现范依林夫妇在非典期间的记忆时，不同时期防护服的样式也有细致的考据，脸上的口罩印子非常真实。
除此之外，对非洲大陆的还原也为整个故事增添了真实感。开拍之前《埃博拉前线》主创人员组成考察组去往非洲实地采风，才有了片中大到热闹的篝火晚会、庄严的新生祈福仪式乃至一条毯子式样的细节把控。
在此基础上，拍摄的镜头视角对写实质感进一步突出，比如基于纪实性的风格以及特殊环境下的情节特征，《埃博拉前线》多处采用“一镜到底”以保持影像风格的流动，热闹的篝火晚会现场，一个镜头拉出当地人的热情与郑书鹏的不适应；桑宜村被袭击的时候，随着何欢跑动的主观镜头渲染着混乱与悲伤。
从医疗专业领域的内容把控，再到非洲大陆地域文化和质感的还原，《埃博拉前线》在制作层面的写实打造了真实、可信的行业质感和故事背景，通过现场氛围的进一步渲染，以具有温度的质感再现真实故事的伟大与人性的闪光。这种完成度，也成为观看《埃博拉前线》与同类题材作品的差异化体验。
主旋律下一程：
大视野、细题材、类型化
今年以来，主旋律剧集正在成为市场热门并出现了多部爆款，如何打造更多好看的主旋律作品、满足观众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埃博拉前线》实现了若干个维度的尝试与拓展。
首先是更大的视野，叙事主线立足当代，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埃博拉前线》以援非医疗队战疫故事为主线，表达了医者仁心的人性闪光之处。
当郑书鹏与何欢接生的孩子因营养不良夭折，送给何欢可乐果的少年病发去世，《埃博拉前线》通过他们的遭遇探讨了医疗援助之外的更多问题，剧中对当地风俗和现实情况的真实再现成为这种探讨的注脚，反思有限的资源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困境。当“埃博拉病毒与我们只有一家航班的距离”，一种基于人类命运的共同思考传递着具有现实价值的、更大的“主旋律”。
让这种思考进一步落地的，是剧中五十年援非医疗与这片土地建立的深情厚谊。郑书鹏通过与老盖的相处和在桑宜村的经历，对当地文化的热情和对生命的礼赞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这仿佛是一代代中国援非人员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第一代援非医生何东的爷爷何守承，还是援非六年的冯刚，他们以奉献与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获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友谊。这种感性层面的表达，也成为国际视野下主旋律传递美好和正能量的新视角。
其次是题材细分，结合各平台下一阶段的片单来看，主旋律内容将进一步扩容和细分，从警察、消防员、检察官等不同身份和职业的视角对当下进行观察，而《埃博拉前线》从医护人员的职业层面、选择真实事件进行讲述，类似的细分领域有很多故事可讲。
在此基础上，通过类型化手法进一步提升可看性，是《埃博拉前线》能够更好地传递主旋律价值和思考，更是以好内容打动观众的基础，在内容和制作方面的特点可以为更多后续的作品提供参考。
主旋律表达的更多空间和格局正在通过《埃博拉前线》打开，立足于现实题材的土壤，真实传递事件本身的感染力与正能量，在艺术化表达下实现观众的共情共鸣。腾讯视频正在成为推出优质主旋律内容的一股关键力量，《埃博拉前线》等作品在平台热播，也成为传递平台责任感与正能量的关键路径。当越来越多的观众被《埃博拉前线》吸引和感动，主旋律+类型化叙事的价值和能量也正在实现多个层面的突破，为更多主旋律佳作的出现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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