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份朋友圈自拍文案合集
1. 你的好运正在派件，请保持心情舒畅
2. 今晚我心头的月亮又被你打翻了
3. 能让我狂奔的，除了大雨就只有你了
5. 希望我的可爱可以治愈一切不可爱
6. 温暖有限，请别随意使用
7. 往往皆安，夜夜皆空
8. 万事都要全力以赴，包括开心
9. 晚安比基尼海滩的每一个人
10. 发财和发朋友圈每天总得发一个吧
11. 让一让，自拍来了
12. 有人发自拍吗？没有的话我发啦图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主
13. 巩固一下自己朋友圈美少女的地位
14. 这边该占用您三十秒时间我来表演一个美女发朋友圈
15. 你的朋友上传了两张假照，回复“你超可爱”即可查看
16. 一切都会超好 爆好 巨好 无敌好
17. 自己买花 自己长大
18. 晚上好，不好也行，随便你
19. 想成为你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人
20. 美女一般不发自拍，但我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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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徒走靖安
“靖”的意思是“安”，所以，“靖安”的名字很直白，就叫“靖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然而无论人间组合出多少吉祥汉字，“靖安”二字却有着高级的贵气，让喜好漂泊的浮云也不由收住了放荡的脚步，停下来伏在靖安罗湾水库上不走了。
天、地、山、水，四野一片寂静，罗湾水库上黛色的云，那是一种隐士的光泽，在日光和月光下变换着深浅。云是黑色山体的缝隙，日月让云透出一缕幽光，看云时，人是不能像谈论天气那样随意谈论白云的，不然，我们得一定让他去好好看看靖安的山水。
靖安的山水概括了“靖安”风貌。
千年古县，自有史籍记载以来，靖安虽历经了“里、乡、镇、场、县”五次演变，“靖安”其名却一直沿用未变。一方百姓喜欢这个名字，喜欢在山水间安于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本性，而本性既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佛性。求“安”之心人皆有之。
靖安，在江西的九岭之巅，潦水之源。涓涓细流从八亿年的九岭山脉析出，汇集成北潦河，蜿蜒贯穿冲积成一块块山间平地。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百姓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支配万物的神秘，农耕践约、乡邻交接，让短暂的一生最大限度体验人生安好之快乐。
若从九岭高处俯视，云端下，莽苍苍，九岭这道翠绿而蔚蓝的屏风，沉沉一线，更适合神游、栖止、安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是一种春雨润目、和风拂衣的认可和接受。盘桓云水，靖安承载着丰富灿烂的文明。6000多年前的大型宗教祭祀场老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此深藏，2500多年前的李洲坳东周神秘王国有待撩开它的面纱，连绵不断的北河樟树林，星罗棋布的老村古寺，见证着悠远而灵动的故事。
如果说靖安是最早被典籍记载下来的地名之一。那么靖安最初只是一个“里”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成县名。西汉初，靖安与周边地区同隶属于豫章郡海昏县，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年），分海昏之地另设建昌县，靖安属建昌地。魏晋南北朝时期，靖安大概只是建昌县的一个里，很小的一个区域，到了隋唐，靖安才升格为乡（古代县下设乡、乡下设都、都下设里。靖安到明代，共设五乡二十八都三十ー里）。《靖安县志》（1989年版）载：唐广明中（880年－881年），草寇侵掠本州（指洪州），以建昌县之靖安、孝梯两乡去州稍远，乃置靖安镇，之后发展成靖安县至今。
一个地名被千万家烟火叫响。
靖安呵护了一方水土历史演变中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看似两个字，却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靖和安”便是“靖安”历史命运的容器。“里、乡、镇、场、县”五次演变，宛如一个人的成长。诗人北岛说：“在这个呈现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义。”消失是一息尚存的历史，它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人类更新换代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生存者独有的个性与身份。
明代万历年间的《新修南昌府志》记载了靖安县地名的来历：“初靖安为里名，因里以名乡，因乡以名镇，因镇以名场，因场以名县”五转而成。
靖安是有根的乡愁。
即心非心的宝峰寺
靖安有一座山，山上有水松、榕树、香樟，古树参天，浓荫蔽日。这座山峰叫宝珠峰，也有叫宝峰尖。翻阅1986年《靖安县地名志》：“其峰尖园，四面青翠，中间独黄，望如佛珠。”
宝珠峰下有宝峰寺，是禅宗马祖道一圆寂之地。欲说江西丛林，江右禅宗，万不能越过宝峰寺。山不高而有灵，势不险却神奇。“天下名山僧占多”，此山此势，亦不例外。
……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无须寻找木鱼声的来处。我更喜欢宝峰寺带了勃发张力的老树，氤氲一脉心香，柔弱而刚强，宁静而致远。
穿透了时间的帷幕，瞥见了旷古未有的建设序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虽为千家县，正在清华间。”在那白云深处，有新藤缠绕，有古石巉岩，有池鱼白鹭，有水满田畴。
这正是我看见的罗湾水库。
罗湾水库是靖安劳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杰作。
清风朗日下，灰白或稀薄叆叇的云罩在山色间，一时间，我感到天地万物生出无数口，大幅度地翕张，从隐处进入显处，人们酣畅的心情里大都因为这水而喜形于色，不费力地就能看见鸟和弧形的七彩光芒，总之，对于罗湾水库的第一次见面，我完成了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水的洗礼。
人类的文明同河流的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灵秀之美，舟楫之利，人们往往喜欢择水而居。所以，凡是有河流的地方，无论是大江还是小河，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方，都是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
想起古人的一句话：“良田万倾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的浅显道理，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让这一浅显道理成为一个噩梦。
水行山谷之中，河床坡度大，由于受咸潮的海洋气候影响，不但遍无灌溉之利，且经常泛滥成灾。每当汛期或台风季节，海潮上涨，引发天灾，山洪暴发，滚滚而来的河水，又滔滔而去，这一来一去，不知有多少土地和活着的生命被吞蚀。
罗湾水库的由来，要追溯到1969年。这之前罗湾叫塘埠，塘埠地名的由来，旧时未有记载，只在当地流传着一个地名来历的传说。相传明朝皇帝在一次巡访中来到靖安，经过铁门堑到蔚云岭，见此崇山峻岭之中竟有一方平缓开阔之处，一条河流穿山而过，景色甚为美丽，地似平塘，不由感叹道:“此地可做埠头，就叫塘埠吧。”
1856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唐明远率兵三路，攻占塘埠，塘埠民团将士奋勇抵抗，终寡不敌众，死伤无数。梅花尖后有个杀人埚就是塘埠人当时遇难的证据。清政府为表彰塘埠人民忠烈，咸丰皇帝封塘埠为“小南京”，有功首领全部加封“云骑尉”官衔，余者每人抚恤银十二两，以告慰众将土英灵。经大家族和官府商议，特建“义烈祠”和殉难牌坊，以示纪念。义烈祠坐落于干上，向东南座西北，砖术结构，上三层下三层，左右厢房，三个天井，三个厅，左右横屋做耳房，共十八间。大门门额上镶嵌青石板，上书“义烈祠”三字。正厅上供奉曾献漠、罗凤嘴、陈梦松、黄皓翔等多位民团首领，左右厅供奉男女亡灵，可惜已毁。
塘埠土地肥沃。明清时期发展较快，有四十八家半财主，居住着曾、罗、陈、黄等客家姓氏家族。
国家在靖安要投资建设一个为电厂蓄能的中型水库，当时选择水库地点为靖安县的塘埠，水库坝体选地为塘埠这个小镇的东端峡谷处，此地名叫“小罗湾”，属一个小自然村，该自然村坐落背南朝北的山脚下，一幢土屋，住王姓人家，自西向东的北潦河上流经塘埠流过小罗湾，流经小罗湾峡谷地段有湾形石壁，水流漩涡，涡成深潭，潭中水流成螺形，故称螺湾。因此处近罗姓大家族，后来便叫小罗湾，久而久之，此地就叫罗湾了。
当地人说，罗湾水库至少淹没了108户有钱人的房屋。
从1969年动工,到1978年竣工，9年时间，由于是国家项目的“乐业之歌”，地处靖安中部山区的罗湾水库建成时，7500亩水面淹没了大量肥沃的农田和村庄。
当时修水库的农民兄弟白天到山上割草，夜里铺在石板上便是“褥子”。民工住在山崖上，啃着冷馒头，喝着湖水，几天吃不上热饭，谁都没发牢骚，大家心里想的是修水库，为的是造福子孙后代。
水库底跌落了多少当年建造水库运输石材的独轮车，三轮车，镢头、锄头、锤头、铁锨？此刻，看见的明镜一般的湖面，安静的水下却记录着那个年代的风云际会。
夏阳暖暖，罗湾水库的水面上不知名的鸟起起落落，阳光照耀水面连颜色也像绸缎一样柔软无比。但是，罗湾水库的水下世界的从前不像现在这样保持着一种姿态，那是一个无法返回的时代，在苍茫的一瞬，我穿透了时间的帷幕，瞥见了旷古未有的建设序幕，内中所凸现出来的精神光华，与岁月同在。
岁月把一切罩在记忆深处，望不到边的罗湾水库，又像时光的投影，从前的热火朝天似乎仍然在耳畔盘旋，可惜，时光的一半是恩赐，另一半却是降伏。
此刻，罗湾水库是闲云野鹤仙梦之地，峡谷两岸绿树成荫，细细的枝条懒懒地垂在水面上，是那样的惬意。走过的大桥上，远眺水面，看云封雾锁，在这儿，可以释放最纯真的天性，吸天地之灵气而神清气爽。
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顺着盘曲的山路而上，充足的负氧离子让每一寸空气，都如同吸氧洗肺，把一天的疲劳洗净。
唯一遗憾的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留下了大量的承载着传统文化，具有较长历史的村落，这些村落如同一颗颗宝石，散落在田野里。淹没在罗湾水库下面的村庄，我希望有一个博物馆，让为了国家舍弃小家的普通老百姓能够在图文中找到“乡愁”。 https://t.cn/8FR06b7
“靖”的意思是“安”，所以，“靖安”的名字很直白，就叫“靖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然而无论人间组合出多少吉祥汉字，“靖安”二字却有着高级的贵气，让喜好漂泊的浮云也不由收住了放荡的脚步，停下来伏在靖安罗湾水库上不走了。
天、地、山、水，四野一片寂静，罗湾水库上黛色的云，那是一种隐士的光泽，在日光和月光下变换着深浅。云是黑色山体的缝隙，日月让云透出一缕幽光，看云时，人是不能像谈论天气那样随意谈论白云的，不然，我们得一定让他去好好看看靖安的山水。
靖安的山水概括了“靖安”风貌。
千年古县，自有史籍记载以来，靖安虽历经了“里、乡、镇、场、县”五次演变，“靖安”其名却一直沿用未变。一方百姓喜欢这个名字，喜欢在山水间安于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本性，而本性既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佛性。求“安”之心人皆有之。
靖安，在江西的九岭之巅，潦水之源。涓涓细流从八亿年的九岭山脉析出，汇集成北潦河，蜿蜒贯穿冲积成一块块山间平地。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百姓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支配万物的神秘，农耕践约、乡邻交接，让短暂的一生最大限度体验人生安好之快乐。
若从九岭高处俯视，云端下，莽苍苍，九岭这道翠绿而蔚蓝的屏风，沉沉一线，更适合神游、栖止、安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是一种春雨润目、和风拂衣的认可和接受。盘桓云水，靖安承载着丰富灿烂的文明。6000多年前的大型宗教祭祀场老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此深藏，2500多年前的李洲坳东周神秘王国有待撩开它的面纱，连绵不断的北河樟树林，星罗棋布的老村古寺，见证着悠远而灵动的故事。
如果说靖安是最早被典籍记载下来的地名之一。那么靖安最初只是一个“里”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成县名。西汉初，靖安与周边地区同隶属于豫章郡海昏县，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年），分海昏之地另设建昌县，靖安属建昌地。魏晋南北朝时期，靖安大概只是建昌县的一个里，很小的一个区域，到了隋唐，靖安才升格为乡（古代县下设乡、乡下设都、都下设里。靖安到明代，共设五乡二十八都三十ー里）。《靖安县志》（1989年版）载：唐广明中（880年－881年），草寇侵掠本州（指洪州），以建昌县之靖安、孝梯两乡去州稍远，乃置靖安镇，之后发展成靖安县至今。
一个地名被千万家烟火叫响。
靖安呵护了一方水土历史演变中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看似两个字，却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靖和安”便是“靖安”历史命运的容器。“里、乡、镇、场、县”五次演变，宛如一个人的成长。诗人北岛说：“在这个呈现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义。”消失是一息尚存的历史，它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人类更新换代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生存者独有的个性与身份。
明代万历年间的《新修南昌府志》记载了靖安县地名的来历：“初靖安为里名，因里以名乡，因乡以名镇，因镇以名场，因场以名县”五转而成。
靖安是有根的乡愁。
即心非心的宝峰寺
靖安有一座山，山上有水松、榕树、香樟，古树参天，浓荫蔽日。这座山峰叫宝珠峰，也有叫宝峰尖。翻阅1986年《靖安县地名志》：“其峰尖园，四面青翠，中间独黄，望如佛珠。”
宝珠峰下有宝峰寺，是禅宗马祖道一圆寂之地。欲说江西丛林，江右禅宗，万不能越过宝峰寺。山不高而有灵，势不险却神奇。“天下名山僧占多”，此山此势，亦不例外。
……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无须寻找木鱼声的来处。我更喜欢宝峰寺带了勃发张力的老树，氤氲一脉心香，柔弱而刚强，宁静而致远。
穿透了时间的帷幕，瞥见了旷古未有的建设序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虽为千家县，正在清华间。”在那白云深处，有新藤缠绕，有古石巉岩，有池鱼白鹭，有水满田畴。
这正是我看见的罗湾水库。
罗湾水库是靖安劳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杰作。
清风朗日下，灰白或稀薄叆叇的云罩在山色间，一时间，我感到天地万物生出无数口，大幅度地翕张，从隐处进入显处，人们酣畅的心情里大都因为这水而喜形于色，不费力地就能看见鸟和弧形的七彩光芒，总之，对于罗湾水库的第一次见面，我完成了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水的洗礼。
人类的文明同河流的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灵秀之美，舟楫之利，人们往往喜欢择水而居。所以，凡是有河流的地方，无论是大江还是小河，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方，都是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
想起古人的一句话：“良田万倾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的浅显道理，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让这一浅显道理成为一个噩梦。
水行山谷之中，河床坡度大，由于受咸潮的海洋气候影响，不但遍无灌溉之利，且经常泛滥成灾。每当汛期或台风季节，海潮上涨，引发天灾，山洪暴发，滚滚而来的河水，又滔滔而去，这一来一去，不知有多少土地和活着的生命被吞蚀。
罗湾水库的由来，要追溯到1969年。这之前罗湾叫塘埠，塘埠地名的由来，旧时未有记载，只在当地流传着一个地名来历的传说。相传明朝皇帝在一次巡访中来到靖安，经过铁门堑到蔚云岭，见此崇山峻岭之中竟有一方平缓开阔之处，一条河流穿山而过，景色甚为美丽，地似平塘，不由感叹道:“此地可做埠头，就叫塘埠吧。”
1856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唐明远率兵三路，攻占塘埠，塘埠民团将士奋勇抵抗，终寡不敌众，死伤无数。梅花尖后有个杀人埚就是塘埠人当时遇难的证据。清政府为表彰塘埠人民忠烈，咸丰皇帝封塘埠为“小南京”，有功首领全部加封“云骑尉”官衔，余者每人抚恤银十二两，以告慰众将土英灵。经大家族和官府商议，特建“义烈祠”和殉难牌坊，以示纪念。义烈祠坐落于干上，向东南座西北，砖术结构，上三层下三层，左右厢房，三个天井，三个厅，左右横屋做耳房，共十八间。大门门额上镶嵌青石板，上书“义烈祠”三字。正厅上供奉曾献漠、罗凤嘴、陈梦松、黄皓翔等多位民团首领，左右厅供奉男女亡灵，可惜已毁。
塘埠土地肥沃。明清时期发展较快，有四十八家半财主，居住着曾、罗、陈、黄等客家姓氏家族。
国家在靖安要投资建设一个为电厂蓄能的中型水库，当时选择水库地点为靖安县的塘埠，水库坝体选地为塘埠这个小镇的东端峡谷处，此地名叫“小罗湾”，属一个小自然村，该自然村坐落背南朝北的山脚下，一幢土屋，住王姓人家，自西向东的北潦河上流经塘埠流过小罗湾，流经小罗湾峡谷地段有湾形石壁，水流漩涡，涡成深潭，潭中水流成螺形，故称螺湾。因此处近罗姓大家族，后来便叫小罗湾，久而久之，此地就叫罗湾了。
当地人说，罗湾水库至少淹没了108户有钱人的房屋。
从1969年动工,到1978年竣工，9年时间，由于是国家项目的“乐业之歌”，地处靖安中部山区的罗湾水库建成时，7500亩水面淹没了大量肥沃的农田和村庄。
当时修水库的农民兄弟白天到山上割草，夜里铺在石板上便是“褥子”。民工住在山崖上，啃着冷馒头，喝着湖水，几天吃不上热饭，谁都没发牢骚，大家心里想的是修水库，为的是造福子孙后代。
水库底跌落了多少当年建造水库运输石材的独轮车，三轮车，镢头、锄头、锤头、铁锨？此刻，看见的明镜一般的湖面，安静的水下却记录着那个年代的风云际会。
夏阳暖暖，罗湾水库的水面上不知名的鸟起起落落，阳光照耀水面连颜色也像绸缎一样柔软无比。但是，罗湾水库的水下世界的从前不像现在这样保持着一种姿态，那是一个无法返回的时代，在苍茫的一瞬，我穿透了时间的帷幕，瞥见了旷古未有的建设序幕，内中所凸现出来的精神光华，与岁月同在。
岁月把一切罩在记忆深处，望不到边的罗湾水库，又像时光的投影，从前的热火朝天似乎仍然在耳畔盘旋，可惜，时光的一半是恩赐，另一半却是降伏。
此刻，罗湾水库是闲云野鹤仙梦之地，峡谷两岸绿树成荫，细细的枝条懒懒地垂在水面上，是那样的惬意。走过的大桥上，远眺水面，看云封雾锁，在这儿，可以释放最纯真的天性，吸天地之灵气而神清气爽。
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顺着盘曲的山路而上，充足的负氧离子让每一寸空气，都如同吸氧洗肺，把一天的疲劳洗净。
唯一遗憾的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留下了大量的承载着传统文化，具有较长历史的村落，这些村落如同一颗颗宝石，散落在田野里。淹没在罗湾水库下面的村庄，我希望有一个博物馆，让为了国家舍弃小家的普通老百姓能够在图文中找到“乡愁”。 https://t.cn/8FR06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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