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教授，退休了要，之后他就回到远方的他村子里的老家。
“小魏！还是要上教授的，你曾经带过的学生都是教授了，你还有怎样的脸面？心里总会不舒服的！加把劲儿再！”
他说的没错！也触碰了我心里的那根弦，但微微麻了一下，也就过了。
我来看他，因为他又回了他的老家，弄了一栋房子，房子后面有小山，山上有大树，房前有菜地，老了，退休了，回归老家的山村，菜地旁，一把椅子，晒晒太阳。
“养一条狗，种些菜！狗是我养的，菜是我种的，它们会对我有反应的！”
“您的那栋房子弄好了，我去看您，喝喝您泡的酒，听您闲聊！……”
一些礼节性的话，他乡，很远，都各顾各的了，原子化了的社会，再见一次就难了。
他极为洒脱，其他的我也不羡慕。他回了老家，中国人的方式。有那么多的村子，很多的村子有极好的山水，但那是人家的村子，也在弄一些乡村的研究或规划，也期望其他地方的人，那些有闲有钱的人反城市化了，也到乡村里；若他告老还乡了，他会去哪里呢？还是他的老家。
家里的山水再险恶再不好，也是自己的老家。异乡之地，山水虽美，但不是我的，周边房子里的人说的话我听不懂，不也还是异乡？这样很不舒服的。因而乡村里的那些已经空了的房子，其实都没有空！依然是人家的家，也只能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出去之后再回来的安息之所。
这样的房子，你一个异乡的人，你敢住吗？
村子依然是一个很硬壳的社会空间，这个村子里的人在这个村子里才有家的感觉：老家的感觉，祖坟，奶奶的坟头、太奶奶的坟头，坟头荒芜，野草丛生，但毕竟这是自己家的祖宗，没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房子的周边好多个的坟头，也没什么，自己家的祖宗而已，去世了的祖宗依然是祖宗。
但若一个外来的人，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所谓的以城市的眼光来“郊区化或乡野居住”的人，山野里有坟头，膈应，有畏惧的心，这是谁家的坟头？谁埋在这里？晚上里面的他会出来吗？村子就是村子，也是由房子构成的，但只属于这个村子里的人的村子。外面的人，住一两天而已，住多了，心里很不舒服，这不是我的地方（place），还是那种陌生人高密度聚居的城市里的空间（space）更为舒爽一些。
有时候想，老了！退休了！在广州的周边很美的山林里有一栋房子，异乡城市化之后了，老了又在异乡的城市外围的村子里实现自己在乡村里老去的梦。现在突然就明白了：这是痴心妄想。
郊野空间里有两类类似于村子的房子：一个是为陌生人聚居的郊野型的像村子的别墅，无非是一个住区而已，外面也有极好的山，但在我们的眼睛里，这个山仅仅是一个散步的地方，且还是在很明媚的艳阳天里才敢在一条很清晰的山路上走走，远了、深了，就不敢去了。
这个“不敢”，意味着这个空间只是一个空间（space），不是一个地方（place），有这种感觉的大多是陌生人聚居于此的住区而已，仍是城市在郊野的一种空间类型。
外面就是原生的那些村子，也是一栋栋的房子，没有别墅那么漂亮，就隔着一道围墙，人家的那个村子里的人住在自家的村子里的房子里，泰然自若，他死了，他的孩子也理直气壮地活在这里，山林里有坟头，清明时节拜山，放一挂鞭炮，山林里的夜路，他敢走，他们家的啊这是！
城市味儿的人即使住在郊野别墅里，也没有家的感觉，这也不是村子。一个村子在老家的地皮上沉淀的时间太长了，也就成了历史，即使这个地皮上的房子很破，但依然是他的家，而不是你这个外来的人的家。你看起来极为恐惧的客家人的围屋，他们在里面坦荡荡的。
村子，一个外来的人进不去的！
或许有那么一天，城里的人在一个村子里搞到了一块地，搞了一栋很好看的房子，但他跟这个村子里的人没啥关系，似乎被隔离了，之后他还是回到了那种看起来像村子的别墅，反正大家都是外来的人，无所谓的，这样的别墅空间（space）里，他却有了家（home）的感觉。
郊野这种类似于村子的别墅里的人，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陌生人更为高密度聚居的中心区，大家都是陌生人，不必跟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山水有瓜葛。周末了，以一个游客的外来人的心态去那些郊野去玩玩，晚上也可以小住一夜，但第二天就得走了。这个极好的民宿也就仅仅过一夜而已，之后就再也没有再住一天的想法了，想逃的心思。
只有两个地方是真实的。异乡城市里的那个很多陌生人聚居的公寓，我的家；我的那个空了很多年的村子里的旧房子，也是我的家。你也可以去其他的城市，但村子里的老家是动不了的，原点在这里。你也去不了异乡城市外围的那些村子，你不属于那里，即使那里的山水极美，但跟你的关系不大。
一个极美的山村，一个极好的民宿，偶尔来住一晚的城市里的人，他也就住一晚，大清早就回城了，多住几天，他会疯的！
……
“小魏！还是要上教授的，你曾经带过的学生都是教授了，你还有怎样的脸面？心里总会不舒服的！加把劲儿再！”
他说的没错！也触碰了我心里的那根弦，但微微麻了一下，也就过了。
我来看他，因为他又回了他的老家，弄了一栋房子，房子后面有小山，山上有大树，房前有菜地，老了，退休了，回归老家的山村，菜地旁，一把椅子，晒晒太阳。
“养一条狗，种些菜！狗是我养的，菜是我种的，它们会对我有反应的！”
“您的那栋房子弄好了，我去看您，喝喝您泡的酒，听您闲聊！……”
一些礼节性的话，他乡，很远，都各顾各的了，原子化了的社会，再见一次就难了。
他极为洒脱，其他的我也不羡慕。他回了老家，中国人的方式。有那么多的村子，很多的村子有极好的山水，但那是人家的村子，也在弄一些乡村的研究或规划，也期望其他地方的人，那些有闲有钱的人反城市化了，也到乡村里；若他告老还乡了，他会去哪里呢？还是他的老家。
家里的山水再险恶再不好，也是自己的老家。异乡之地，山水虽美，但不是我的，周边房子里的人说的话我听不懂，不也还是异乡？这样很不舒服的。因而乡村里的那些已经空了的房子，其实都没有空！依然是人家的家，也只能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出去之后再回来的安息之所。
这样的房子，你一个异乡的人，你敢住吗？
村子依然是一个很硬壳的社会空间，这个村子里的人在这个村子里才有家的感觉：老家的感觉，祖坟，奶奶的坟头、太奶奶的坟头，坟头荒芜，野草丛生，但毕竟这是自己家的祖宗，没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房子的周边好多个的坟头，也没什么，自己家的祖宗而已，去世了的祖宗依然是祖宗。
但若一个外来的人，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所谓的以城市的眼光来“郊区化或乡野居住”的人，山野里有坟头，膈应，有畏惧的心，这是谁家的坟头？谁埋在这里？晚上里面的他会出来吗？村子就是村子，也是由房子构成的，但只属于这个村子里的人的村子。外面的人，住一两天而已，住多了，心里很不舒服，这不是我的地方（place），还是那种陌生人高密度聚居的城市里的空间（space）更为舒爽一些。
有时候想，老了！退休了！在广州的周边很美的山林里有一栋房子，异乡城市化之后了，老了又在异乡的城市外围的村子里实现自己在乡村里老去的梦。现在突然就明白了：这是痴心妄想。
郊野空间里有两类类似于村子的房子：一个是为陌生人聚居的郊野型的像村子的别墅，无非是一个住区而已，外面也有极好的山，但在我们的眼睛里，这个山仅仅是一个散步的地方，且还是在很明媚的艳阳天里才敢在一条很清晰的山路上走走，远了、深了，就不敢去了。
这个“不敢”，意味着这个空间只是一个空间（space），不是一个地方（place），有这种感觉的大多是陌生人聚居于此的住区而已，仍是城市在郊野的一种空间类型。
外面就是原生的那些村子，也是一栋栋的房子，没有别墅那么漂亮，就隔着一道围墙，人家的那个村子里的人住在自家的村子里的房子里，泰然自若，他死了，他的孩子也理直气壮地活在这里，山林里有坟头，清明时节拜山，放一挂鞭炮，山林里的夜路，他敢走，他们家的啊这是！
城市味儿的人即使住在郊野别墅里，也没有家的感觉，这也不是村子。一个村子在老家的地皮上沉淀的时间太长了，也就成了历史，即使这个地皮上的房子很破，但依然是他的家，而不是你这个外来的人的家。你看起来极为恐惧的客家人的围屋，他们在里面坦荡荡的。
村子，一个外来的人进不去的！
或许有那么一天，城里的人在一个村子里搞到了一块地，搞了一栋很好看的房子，但他跟这个村子里的人没啥关系，似乎被隔离了，之后他还是回到了那种看起来像村子的别墅，反正大家都是外来的人，无所谓的，这样的别墅空间（space）里，他却有了家（home）的感觉。
郊野这种类似于村子的别墅里的人，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陌生人更为高密度聚居的中心区，大家都是陌生人，不必跟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山水有瓜葛。周末了，以一个游客的外来人的心态去那些郊野去玩玩，晚上也可以小住一夜，但第二天就得走了。这个极好的民宿也就仅仅过一夜而已，之后就再也没有再住一天的想法了，想逃的心思。
只有两个地方是真实的。异乡城市里的那个很多陌生人聚居的公寓，我的家；我的那个空了很多年的村子里的旧房子，也是我的家。你也可以去其他的城市，但村子里的老家是动不了的，原点在这里。你也去不了异乡城市外围的那些村子，你不属于那里，即使那里的山水极美，但跟你的关系不大。
一个极美的山村，一个极好的民宿，偶尔来住一晚的城市里的人，他也就住一晚，大清早就回城了，多住几天，他会疯的！
……
《天津老城里“东南角”忆旧 上》——老城忆看公众号新贴。
天津老城的东南部东起东马路、西至南门内大街、南至南马路、北到东门内大街，占地约0.4平方千米。自建卫之初这里便开始建设，但与老城西北、东北部的建设相对较晚。同老城整体一起经历了六百余年的沧海变迁。据南开区地名志中记载，天津老城“东南角”地区的胡同里巷共有83条，始建年代跨度在明建卫之初至民国，新中国成立后，胡同里巷变化不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东门里开始逐渐改造至2003年整体拆迁，如今已变成了一个“新世界”。
街道胡同概况
胡同中的官署衙门
宗教场所
深宅大院
https://t.cn/A6xkrLgl
天津老城的东南部东起东马路、西至南门内大街、南至南马路、北到东门内大街，占地约0.4平方千米。自建卫之初这里便开始建设，但与老城西北、东北部的建设相对较晚。同老城整体一起经历了六百余年的沧海变迁。据南开区地名志中记载，天津老城“东南角”地区的胡同里巷共有83条，始建年代跨度在明建卫之初至民国，新中国成立后，胡同里巷变化不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东门里开始逐渐改造至2003年整体拆迁，如今已变成了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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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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