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 《当代英雄》[俄] 莱蒙托夫
豆瓣9.1！反杀渣男必读好书！经典俄国文学！
万万没想到这本俄国文学跟我想得一点也不一样！小别致长的真东西！
这本书开篇先来了一次旅行中的谈话，由两个人的闲聊引出主人公——毕巧林。第二部分视角转换，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渣男本男——毕巧林的日记。
我觉得女孩子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反杀渣男的教学手册！
毕巧林和朋友去温泉治疗，遇到一个公爵小姐。朋友疯狂的爱上了这位小姐。
毕巧林呢？先使出一招视而不见，成功引起小姐的注意：他竟然没有拜倒在我的美貌之下？他好特别！
然后制造机会接近公爵小姐，卖脆弱人设博同情。
同情，朋友们，多少爱情就是开始于“同情”啊！
这波好感刷完之后毕巧林觉得可以了，这女人已经为我心动了，心里的24盏灯至少亮了一半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以退为进。冷淡、克制、不主动、不拒绝。
666啊，简直是撩完就跑究极王者！
你想想，一个女孩突然发现一个她无法征服的男人，这个男人还只对她一个人表示脆弱，又是结伴旅行又是深夜谈心的。结果突然有一天男的不理她了......
这谁顶得住啊！？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
代入感太强，已经开始生气了。
OK，最后弄得大家都知道这俩人关系不一般了，女孩也一心一意等待求婚了，男的突然说：“对不起我不爱你，我们不能在一起。”
？你礼貌吗
日记写到这里基本渣男的套路和内心大家都能在书里看到了，结局不透露了，卖个关子。
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儿别的。
书名“当代英雄”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嘲讽。以毕巧林为代表的俄国青年（当时的）认为生活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食粮，喂不饱内心饥饿的野兽。而这个野兽的名字，叫贪婪。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做一切英雄们做的事，但前提是这些能够满足他的贪婪的欲望——
那种渴望永远有无数人把他视作英雄的幻想。
以毕巧林的话来说，他的人生整个是空虚的，而他是以头脑而不是心灵活着的，是可以不受情欲控制的。
讽刺的是，他最在意的恰恰是别人因为他而产生的诸如爱情、忠诚的情欲。
毕巧林这个人物的荒谬矛盾下，隐藏着俄国青年空洞骄傲的心。虽然志向和生活之间有如天壤之别，但他们认为这个差距的存在才是自己得以生存的必需品。
而一旦中间的距离感消失，人生将立刻泯灭，不值一提。
“当代英雄”的驻足点不是苦难和拯救，而是幻影和美梦。
现实里也有这么一种人。
他们心里对英雄有自己的定义，但如果真让他付诸行动他却万万不肯。比如键盘侠。
河南水灾如此严重，有人捐钱有人捐物资还有人直接去一线救援。可是当救援现场的信息被发布的时候，网上却有一些人打着爱国爱民的名头，坐在家里指点江山。
“你没有捐款明细！”
“你们是作秀！”
“明星走开！能不能让专业人员去！”
这些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做着最少的行动，却说着最多的诳语妄言。他们渴望得到同样的关注和称赞，渴望强者拥有的百折不挠的自尊心。
但这渴望他们并不是靠一步一个脚印去换，而是靠在惹是生非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他们当然也有美好的梦想，就像毕巧林一样，发誓要过永远激情的人生，不为婚姻所拖累。
其结果就是他们只是利用女人打发寂寞。在伤害和欺骗的基础上，一遍遍证实自己可怜的自尊。
这些人都有一个类似渣男的心：永远分得清哪些是自己需要的快感，哪些是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
毕巧林在公爵小姐面前夸夸其谈几句话，他朋友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毁于一旦。键盘侠张牙舞爪的几个感叹号，真正付出辛苦之人的能量就染上一层阴云。
渣男骗的也许是钱，也许是感情。而和毕巧林一样的人们，却是科技时代里最会精打细算的“当代英雄”——
他们拒绝真实，也不想让别人相信真实；他们拒绝付出，也不允许别人的付出得到回报；他们拒绝责任，并且为自己找尽力所能及的理由。
渣男最让人愤慨的不只是他们的欺骗和他们的利己主义，还有在现实负重面前的不作为。
说回书本身。
其实在阅读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当代英雄》的主角毕巧林曾经参与了一场决斗，决斗结果是毕巧林活了下来。而现实情况刚好相反。
1840年，《当代英雄》发行。1841年，作家莱蒙托夫死于决斗。两个决斗连背景都十分相似：两个男人共同追求一位小姐，又都因为流言、侮辱而选择用决斗解决一切。
如此看来莱蒙托夫的小说也算是一个不算明朗的先兆了。
事实上《俄国文学史》对莱蒙托夫本人的评价就很像他笔下的男主人公。虽然我们无法因此判断毕巧林与莱蒙托夫有多大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代，俄国青年们确实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气氛中。
相比于20多年后的《战争与和平》，俄国青年们远远没有意识到人生真正的使命与责任就来自于眼下看起来平凡甚至寡淡的生活。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们通过生活本身意识到了人生真谛就是行善与仁爱。
而莱蒙托夫时代的青年们显然还要在另一条弯路上走很远很远。
#观书有悟##河水漫堤有多危险#
豆瓣9.1！反杀渣男必读好书！经典俄国文学！
万万没想到这本俄国文学跟我想得一点也不一样！小别致长的真东西！
这本书开篇先来了一次旅行中的谈话，由两个人的闲聊引出主人公——毕巧林。第二部分视角转换，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渣男本男——毕巧林的日记。
我觉得女孩子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反杀渣男的教学手册！
毕巧林和朋友去温泉治疗，遇到一个公爵小姐。朋友疯狂的爱上了这位小姐。
毕巧林呢？先使出一招视而不见，成功引起小姐的注意：他竟然没有拜倒在我的美貌之下？他好特别！
然后制造机会接近公爵小姐，卖脆弱人设博同情。
同情，朋友们，多少爱情就是开始于“同情”啊！
这波好感刷完之后毕巧林觉得可以了，这女人已经为我心动了，心里的24盏灯至少亮了一半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以退为进。冷淡、克制、不主动、不拒绝。
666啊，简直是撩完就跑究极王者！
你想想，一个女孩突然发现一个她无法征服的男人，这个男人还只对她一个人表示脆弱，又是结伴旅行又是深夜谈心的。结果突然有一天男的不理她了......
这谁顶得住啊！？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
代入感太强，已经开始生气了。
OK，最后弄得大家都知道这俩人关系不一般了，女孩也一心一意等待求婚了，男的突然说：“对不起我不爱你，我们不能在一起。”
？你礼貌吗
日记写到这里基本渣男的套路和内心大家都能在书里看到了，结局不透露了，卖个关子。
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儿别的。
书名“当代英雄”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嘲讽。以毕巧林为代表的俄国青年（当时的）认为生活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食粮，喂不饱内心饥饿的野兽。而这个野兽的名字，叫贪婪。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做一切英雄们做的事，但前提是这些能够满足他的贪婪的欲望——
那种渴望永远有无数人把他视作英雄的幻想。
以毕巧林的话来说，他的人生整个是空虚的，而他是以头脑而不是心灵活着的，是可以不受情欲控制的。
讽刺的是，他最在意的恰恰是别人因为他而产生的诸如爱情、忠诚的情欲。
毕巧林这个人物的荒谬矛盾下，隐藏着俄国青年空洞骄傲的心。虽然志向和生活之间有如天壤之别，但他们认为这个差距的存在才是自己得以生存的必需品。
而一旦中间的距离感消失，人生将立刻泯灭，不值一提。
“当代英雄”的驻足点不是苦难和拯救，而是幻影和美梦。
现实里也有这么一种人。
他们心里对英雄有自己的定义，但如果真让他付诸行动他却万万不肯。比如键盘侠。
河南水灾如此严重，有人捐钱有人捐物资还有人直接去一线救援。可是当救援现场的信息被发布的时候，网上却有一些人打着爱国爱民的名头，坐在家里指点江山。
“你没有捐款明细！”
“你们是作秀！”
“明星走开！能不能让专业人员去！”
这些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做着最少的行动，却说着最多的诳语妄言。他们渴望得到同样的关注和称赞，渴望强者拥有的百折不挠的自尊心。
但这渴望他们并不是靠一步一个脚印去换，而是靠在惹是生非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他们当然也有美好的梦想，就像毕巧林一样，发誓要过永远激情的人生，不为婚姻所拖累。
其结果就是他们只是利用女人打发寂寞。在伤害和欺骗的基础上，一遍遍证实自己可怜的自尊。
这些人都有一个类似渣男的心：永远分得清哪些是自己需要的快感，哪些是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
毕巧林在公爵小姐面前夸夸其谈几句话，他朋友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毁于一旦。键盘侠张牙舞爪的几个感叹号，真正付出辛苦之人的能量就染上一层阴云。
渣男骗的也许是钱，也许是感情。而和毕巧林一样的人们，却是科技时代里最会精打细算的“当代英雄”——
他们拒绝真实，也不想让别人相信真实；他们拒绝付出，也不允许别人的付出得到回报；他们拒绝责任，并且为自己找尽力所能及的理由。
渣男最让人愤慨的不只是他们的欺骗和他们的利己主义，还有在现实负重面前的不作为。
说回书本身。
其实在阅读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当代英雄》的主角毕巧林曾经参与了一场决斗，决斗结果是毕巧林活了下来。而现实情况刚好相反。
1840年，《当代英雄》发行。1841年，作家莱蒙托夫死于决斗。两个决斗连背景都十分相似：两个男人共同追求一位小姐，又都因为流言、侮辱而选择用决斗解决一切。
如此看来莱蒙托夫的小说也算是一个不算明朗的先兆了。
事实上《俄国文学史》对莱蒙托夫本人的评价就很像他笔下的男主人公。虽然我们无法因此判断毕巧林与莱蒙托夫有多大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代，俄国青年们确实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气氛中。
相比于20多年后的《战争与和平》，俄国青年们远远没有意识到人生真正的使命与责任就来自于眼下看起来平凡甚至寡淡的生活。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们通过生活本身意识到了人生真谛就是行善与仁爱。
而莱蒙托夫时代的青年们显然还要在另一条弯路上走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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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幼儿园联盟】竹林七贤之向秀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中国国学幼儿园联盟】竹林七贤之向秀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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