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
（BBC）总部在伦敦的“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组织创始人和总裁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谈到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在环境保护和发展模式方面走过的道路，与西方在气候议题上的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性。
“中外对话”成立于2008年，宗旨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环境资源代价变得很高，逐渐逼近发展临界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气候变化日益成为重要国际议题，地球变暖和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全球关注话题。
希尔顿说，中国经济转型、产业链升级的需求为绿色科技和绿色能源发展提供了契机，大力投资开发低碳技术被写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交通电气化、电动车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核电计划，以及碳捕获技术。
“这一切从边缘话题变成占据中心舞台的产业战略，也正是这个时点，中国与全球碳减排的成功真正产生了直接关联。”
把开发绿色技术作为重要国策，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是中国“希望作为供应商向深受碳困扰的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但这跟中国本身需要尽快减少碳排放是两个不同的话题，不应该混淆。
那么，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领域目标有多大差别？双方能够在气候领域屏蔽安全、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对抗因素的干扰展开合作吗？
希尔顿认为，必须承认各方目标上确实有很多不一致，而且“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她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歧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中国是一大威胁，对美国的繁荣甚至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这种焦虑部分源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美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日益增强的一种意识，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措施不公平，从而通过不公平贸易实现垄断，而这已经成为美国严重最大的问题。这是安全议题的一个方面”。
“供应安全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到气候问题，就必然涉及到技术，很多这方面技术的主要供应商一直是中国，比如太阳能技术。如果想通过贸易政策来表达人Q方面的批评态度，那就需要迅速改变原材料来源地，更换供应商”。
希尔顿多年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和气候政策。她认为中国目前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承诺和行动与最开始那种“先污染再治理”的基本态度已有很大差别，而外界现在最关注的主要有两点：对煤炭的依赖不减、实现减排承诺的时间表。
她说，中国至今仍非常依赖煤炭，煤炭使用量持续上升，这与中国煤炭主导、石油需大量进口的能源结构有关，也有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
调整能源结构的困难在于牵涉到机场机制不合理，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又跟中美关系紧张和对抗有关。
另外，她补充说：“许多人在关注中国是否会接受1.5°C目标；中国对这个数字一直比较抵触，因为较苛刻”。《巴黎协定》中写的是“2°C或更少”。
但是，希尔顿说：“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的结果，是采取一种务实的、就事论事的方式，把气候领域的合作跟其他领域的紧张区分开。”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会升级的背景下，怎样才能在气候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避免出现更多对抗性的境况？
希尔顿认为可以在部分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寻求合作。
比如，中国不久前宣布将停止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建煤电站，还将支持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发低碳能源系统。
“当然，这件事美国也感兴趣，欧洲也感兴趣，”她说。“在我看来，我们显然应该合作，以确保新兴经济体能够开发出支持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但要跳过碳密集增长阶段。否则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对气候变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承受力的未来型城市的设计、兴建是中国可以跟西方合作的另一个领域，也可以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国家新能源发展的方向。
她强调，如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也持对抗姿态，呈敌对关系，“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没有合作就不存在取胜之道”。
气候金融
缓减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包括交通电气化、碳关税制度、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式、碳排放定价系统，向绿色能源转型时间表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才可能实现。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金融与基建转型教授梁希认为，全球碳排放定价体系、碳排放配额和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监管，是中美欧立场差距较大的一个领域。差异主要有四点：
“一是碳定价体系发展程度差异，如欧盟和英国主要使用碳市场进行碳减排，美国还没建成全国碳交易体系，中国则刚刚开始进行全国碳市场的试点。
二是能源、环境与气候政策设计差异，欧盟以碳市场为核心推动能源体系转型，中国则通过碳市场在内的多种政策手段促进能源转型，美国则倾向于使用补贴和排放监管政策；
三是对气候减缓责任分配上仍然有分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美则希望中国承担与主要发达国家一致的减排目标；
四是机制间互信和核算体系衔接，这需要各国在巴黎协定的多边机制下建议碳排放核算有关统一规则并保障充分的透明度，目前离这个目标仍然有一定距离。”
（BBC）总部在伦敦的“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组织创始人和总裁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谈到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在环境保护和发展模式方面走过的道路，与西方在气候议题上的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性。
“中外对话”成立于2008年，宗旨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环境资源代价变得很高，逐渐逼近发展临界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气候变化日益成为重要国际议题，地球变暖和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全球关注话题。
希尔顿说，中国经济转型、产业链升级的需求为绿色科技和绿色能源发展提供了契机，大力投资开发低碳技术被写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交通电气化、电动车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核电计划，以及碳捕获技术。
“这一切从边缘话题变成占据中心舞台的产业战略，也正是这个时点，中国与全球碳减排的成功真正产生了直接关联。”
把开发绿色技术作为重要国策，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是中国“希望作为供应商向深受碳困扰的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但这跟中国本身需要尽快减少碳排放是两个不同的话题，不应该混淆。
那么，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领域目标有多大差别？双方能够在气候领域屏蔽安全、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对抗因素的干扰展开合作吗？
希尔顿认为，必须承认各方目标上确实有很多不一致，而且“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她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歧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中国是一大威胁，对美国的繁荣甚至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这种焦虑部分源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美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日益增强的一种意识，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措施不公平，从而通过不公平贸易实现垄断，而这已经成为美国严重最大的问题。这是安全议题的一个方面”。
“供应安全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到气候问题，就必然涉及到技术，很多这方面技术的主要供应商一直是中国，比如太阳能技术。如果想通过贸易政策来表达人Q方面的批评态度，那就需要迅速改变原材料来源地，更换供应商”。
希尔顿多年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和气候政策。她认为中国目前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承诺和行动与最开始那种“先污染再治理”的基本态度已有很大差别，而外界现在最关注的主要有两点：对煤炭的依赖不减、实现减排承诺的时间表。
她说，中国至今仍非常依赖煤炭，煤炭使用量持续上升，这与中国煤炭主导、石油需大量进口的能源结构有关，也有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
调整能源结构的困难在于牵涉到机场机制不合理，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又跟中美关系紧张和对抗有关。
另外，她补充说：“许多人在关注中国是否会接受1.5°C目标；中国对这个数字一直比较抵触，因为较苛刻”。《巴黎协定》中写的是“2°C或更少”。
但是，希尔顿说：“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的结果，是采取一种务实的、就事论事的方式，把气候领域的合作跟其他领域的紧张区分开。”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会升级的背景下，怎样才能在气候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避免出现更多对抗性的境况？
希尔顿认为可以在部分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寻求合作。
比如，中国不久前宣布将停止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建煤电站，还将支持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发低碳能源系统。
“当然，这件事美国也感兴趣，欧洲也感兴趣，”她说。“在我看来，我们显然应该合作，以确保新兴经济体能够开发出支持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但要跳过碳密集增长阶段。否则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对气候变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承受力的未来型城市的设计、兴建是中国可以跟西方合作的另一个领域，也可以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国家新能源发展的方向。
她强调，如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也持对抗姿态，呈敌对关系，“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没有合作就不存在取胜之道”。
气候金融
缓减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包括交通电气化、碳关税制度、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式、碳排放定价系统，向绿色能源转型时间表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才可能实现。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金融与基建转型教授梁希认为，全球碳排放定价体系、碳排放配额和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监管，是中美欧立场差距较大的一个领域。差异主要有四点：
“一是碳定价体系发展程度差异，如欧盟和英国主要使用碳市场进行碳减排，美国还没建成全国碳交易体系，中国则刚刚开始进行全国碳市场的试点。
二是能源、环境与气候政策设计差异，欧盟以碳市场为核心推动能源体系转型，中国则通过碳市场在内的多种政策手段促进能源转型，美国则倾向于使用补贴和排放监管政策；
三是对气候减缓责任分配上仍然有分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美则希望中国承担与主要发达国家一致的减排目标；
四是机制间互信和核算体系衔接，这需要各国在巴黎协定的多边机制下建议碳排放核算有关统一规则并保障充分的透明度，目前离这个目标仍然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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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科创资源助力沈阳创新发展 校地合作升级版“创新沈阳”新引擎
嘉宾建言
高旭东
要做基于底蕴和优势的创新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高旭东，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东北振兴》为题作演讲。他认为，沈阳的创新发展，要基于已知优势，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创新突破。
“建设‘创新沈阳’，要做实实在在的创新，要从本地区优势之处着眼做大做强产业。”高旭东认为，东北地区具有位居全国前列的科教资源，应把这一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另外诸如军工领域、装备制造业等，既要明晰优势特长，又要认识到短板，要做到敢于超越，尽快从跟跑、并跑到发展到领跑。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同样要根据自身产业底蕴和优势出发，进行选择性发展，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要在其他地区不具基础、尚未重视、还未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上全力出击。沈阳若能出台一些极具吸引力的政策，就能在人才和项目竞争中后来居上。
李培旭
借外部创新力量促本地企业发展
上海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孵化业务总监、清华校友总会机械工程系分会副秘书长李培旭在分论坛上作了题为《制造业企业的高端产业赋能转型》的演讲，“沈阳有很好的产业技术，要借助外部资源和社会资本来促进沈阳乃至辽宁的这种产业转型发展。”李培旭说。
李培旭提出，首先，在高端产业赋能转型上，当地的重点企业、重点产业要借助外部的创新资源，去促进本地的发展。其次，在一些重点技术方向上，比如“十四五”规划期间，要重点关注低碳技术、数字化技术，包括在产业互联这种新业态、新模式上作一些部署和布局。最后，我们当地很多的国资国企，可以结合国家在混改的战略层面上，抓住机遇期，实现轻身上阵。
马俊杰
沈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一片沃土
9月12日，在论坛上，上海孪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监事，清华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上海杨浦青联监事长马俊杰表示，沈阳的工业发展已进入到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数字化技术需求较大，为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技术及相关企业发展提供了合作机会。
“此次论坛对于清华校友企业来说是一次了解沈阳的机会，也是相关企业与沈阳对接、加深了解的平台。”马俊杰说，沈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同时，数字化技术对于工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马俊杰建议，沈阳可以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工业企业，从自身优势出发，将数字化技术充分应用于产业上下游以及相关领域。“作为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助力数字沈阳建设，并与数字沈阳共同发展。”
何健
希望引入更多项目落户家乡
9月12日，北京洛奇健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何健接受采访时表示，沈阳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此次论坛的举办，让更多企业加深了对沈阳的了解，沈阳可以以此次活动的举办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高校与沈阳开展合作，助力沈阳高质量发展。
何健建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校地交流合作活动，让更多家乡人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到活动中来。
在开展项目合作方面，何健告诉记者，他此次引入了第三方医学检测项目落户沈阳，将在沈阳建设检测中心，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相关服务，在此基础上，未来计划将项目扩大到辽宁省及东北地区。此外，何健还表示，沈阳在智慧医疗领域有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推动相关项目落户沈阳。
许军普
以“医工结合”助力生物医药跨越式发展
雅康博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清华校友总会生、医、药学院分会会长，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精准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许军普以《科技创新助力精准医学产业发展》为题在分论坛上作演讲。在谈及对沈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时，许军普提出了两个关键词——“转型”“整合”。
“沈阳在生物医药领域本身就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基础。”许军普表示，沈阳坐拥中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知名高校，科研人才力量雄厚，研发创新优势明显，要跟随“化学药物向生物药物、基因治疗药物转型”的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创新，研发自主创新核心技术。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建筑、机械等方面的传统技术优势，把沈阳各个学科的优势与生物医疗的新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医工结合”，共同促进生物医药领域获得跨越式发展。
程方
培育更优质的双创生态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程方认为，沈阳具备良好的创新创业基础，已迸发出蓬勃的双创活力。
程方深刻感觉到，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应该是“抓大而不放小”，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产业生态构建的重要环节。那么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哪里来？一个是从高校院所的技术源头而来，另外就是在本地双创文化和精神之中孕育。“我们建设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就是要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为创新创业者寻找到投资机会，同时大力培育双创文化和精神，令区域双创土壤更肥沃，双创生态更优质。”
程方说，“沈阳双创体系科学完善，无论是对于初创型企业还是双创载体，政府的支持力度都很大。我们要以现有的平台、政策为牵引，真诚服务双创载体和企业发展壮大，吸引更多清华大学资源来沈落地开花。”
清华科创资源助力沈阳创新发展 校地合作升级版“创新沈阳”新引擎
嘉宾建言
高旭东
要做基于底蕴和优势的创新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高旭东，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东北振兴》为题作演讲。他认为，沈阳的创新发展，要基于已知优势，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创新突破。
“建设‘创新沈阳’，要做实实在在的创新，要从本地区优势之处着眼做大做强产业。”高旭东认为，东北地区具有位居全国前列的科教资源，应把这一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另外诸如军工领域、装备制造业等，既要明晰优势特长，又要认识到短板，要做到敢于超越，尽快从跟跑、并跑到发展到领跑。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同样要根据自身产业底蕴和优势出发，进行选择性发展，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要在其他地区不具基础、尚未重视、还未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上全力出击。沈阳若能出台一些极具吸引力的政策，就能在人才和项目竞争中后来居上。
李培旭
借外部创新力量促本地企业发展
上海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孵化业务总监、清华校友总会机械工程系分会副秘书长李培旭在分论坛上作了题为《制造业企业的高端产业赋能转型》的演讲，“沈阳有很好的产业技术，要借助外部资源和社会资本来促进沈阳乃至辽宁的这种产业转型发展。”李培旭说。
李培旭提出，首先，在高端产业赋能转型上，当地的重点企业、重点产业要借助外部的创新资源，去促进本地的发展。其次，在一些重点技术方向上，比如“十四五”规划期间，要重点关注低碳技术、数字化技术，包括在产业互联这种新业态、新模式上作一些部署和布局。最后，我们当地很多的国资国企，可以结合国家在混改的战略层面上，抓住机遇期，实现轻身上阵。
马俊杰
沈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一片沃土
9月12日，在论坛上，上海孪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监事，清华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上海杨浦青联监事长马俊杰表示，沈阳的工业发展已进入到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数字化技术需求较大，为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技术及相关企业发展提供了合作机会。
“此次论坛对于清华校友企业来说是一次了解沈阳的机会，也是相关企业与沈阳对接、加深了解的平台。”马俊杰说，沈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同时，数字化技术对于工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马俊杰建议，沈阳可以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工业企业，从自身优势出发，将数字化技术充分应用于产业上下游以及相关领域。“作为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助力数字沈阳建设，并与数字沈阳共同发展。”
何健
希望引入更多项目落户家乡
9月12日，北京洛奇健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何健接受采访时表示，沈阳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此次论坛的举办，让更多企业加深了对沈阳的了解，沈阳可以以此次活动的举办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高校与沈阳开展合作，助力沈阳高质量发展。
何健建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校地交流合作活动，让更多家乡人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到活动中来。
在开展项目合作方面，何健告诉记者，他此次引入了第三方医学检测项目落户沈阳，将在沈阳建设检测中心，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相关服务，在此基础上，未来计划将项目扩大到辽宁省及东北地区。此外，何健还表示，沈阳在智慧医疗领域有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推动相关项目落户沈阳。
许军普
以“医工结合”助力生物医药跨越式发展
雅康博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清华校友总会生、医、药学院分会会长，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精准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许军普以《科技创新助力精准医学产业发展》为题在分论坛上作演讲。在谈及对沈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时，许军普提出了两个关键词——“转型”“整合”。
“沈阳在生物医药领域本身就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基础。”许军普表示，沈阳坐拥中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知名高校，科研人才力量雄厚，研发创新优势明显，要跟随“化学药物向生物药物、基因治疗药物转型”的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创新，研发自主创新核心技术。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建筑、机械等方面的传统技术优势，把沈阳各个学科的优势与生物医疗的新技术结合起来，实现“医工结合”，共同促进生物医药领域获得跨越式发展。
程方
培育更优质的双创生态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程方认为，沈阳具备良好的创新创业基础，已迸发出蓬勃的双创活力。
程方深刻感觉到，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应该是“抓大而不放小”，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产业生态构建的重要环节。那么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哪里来？一个是从高校院所的技术源头而来，另外就是在本地双创文化和精神之中孕育。“我们建设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就是要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为创新创业者寻找到投资机会，同时大力培育双创文化和精神，令区域双创土壤更肥沃，双创生态更优质。”
程方说，“沈阳双创体系科学完善，无论是对于初创型企业还是双创载体，政府的支持力度都很大。我们要以现有的平台、政策为牵引，真诚服务双创载体和企业发展壮大，吸引更多清华大学资源来沈落地开花。”
#美好辽宁欢迎您##好网民礼赞建党百年# 【辽宁丹东老品牌重生记】孔雀表、黄海汽车、康齿灵牙膏……在辽宁丹东，不少老字号、老品牌曾红极一时，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成就大多停留在记忆中，有些品牌如今“半死不活”甚至销声匿迹。丹东老字号、老品牌为何“沉寂”了，又将如何“重生”？
孔雀表、黄海汽车、康齿灵……辽宁省丹东市的老字号、老品牌曾经辉煌过，但也一度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如今，凭借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体制机制改革，老字号企业正在破茧重生。
跌宕起伏多沉寂
“孔雀好，孔雀好，孔雀飞来不落脚”。上世纪80年代，孔雀表在大江南北可谓家喻户晓，曾经“一表难求”。
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前身是辽宁手表厂，始建于1957年。1973年生产了“红旗”牌统一机芯手表，此款手表后来更名为“孔雀”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丹东手表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享有“孔雀飞来不落脚”的美誉，与上海、天津并称为国内三大手表生产基地。1986年，辽宁手表厂手表产量达到385万只，位居全国第二位，当年利税1.2亿元，在册职工1.2万人。
今年65岁的武志荣是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职工。1978年刚刚下乡回城的他来到表厂工作。“当时厂里工作环境干净，手表生产技术高超，能在这里工作让人羡慕。可是后来，唉……”面对记者，武志荣连发感叹。如其所言：乐也手表，悲也手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电子表发展势头迅猛，对全国机械手表行业形成巨大冲击。然而辽表的产品却没能跟上市场变化，丹东手表工业不断衰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重振丹东手表产业，2008年7月，辽宁天赐集团收购辽宁手表厂，成立了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然而这条改制之路并不好走。
不只是“老孔雀”，丹东还有不少老字号企业同样几经起落。
今年3月18日，首批6台黄海新能源客车在丹东港装船发往韩国，这是继2020年黄海客车销往韩国34台客车后的又一次成功交付。目前，在韩国首尔、釜山等地都有黄海客车的身影。
曾经的黄海客车一直走在汽车市场的前端。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轻型车工厂总装车间主任高明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从城市到乡村，从崇山峻岭到大漠戈壁，都曾遍布“黄海”的足迹。几十年来，黄海客车、黄海皮卡、黄海特种车辆等穿梭于旅游景区、机场码头、工地厂区。
然而，面对全球汽车制造变化新格局，曙光汽车在新能源、智慧互联等潮流趋势面前，却失去了嗅觉，放慢了脚步。
“曾经令曙光人引以为傲的技术积累、产品优势以及品牌美誉，正在或即将被其他车企赶超，这是曙光必须正视的问题。”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春庆坦言，一方面受高铁迅速发展影响，近年来整个客车行业都在下滑；另一方面，公司自身股权重组，发展客车的相关战略几经调整，企业发展相对缓慢。
与孔雀表、黄海客车相似，知名老品牌康齿灵也经历了辉煌与低谷。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前身为丹东化学厂，始建于1952年，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宏伟介绍，1967年康齿灵成功研制出第一支中草药牙膏，1971年正式批量生产，产品质量在当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但上世纪90年代，外资日化品牌强势进驻中国市场，由于产量大、价格低、注重推广营销等，外资企业快速抢占了牙膏市场份额。一时间国产品牌难于招架，不少牙膏厂家陷入经营困局。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宁直言，当时康齿灵和大多数国产品牌牙膏一样，只专注于产品研发与生产，在营销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原有的经营模式也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同时，由于体制不够灵活，固有模式难以打破，企业经营频频陷入僵局，从2004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康齿灵先后四次被转让。
盘活资源再出发
孔雀表、黄海客车、康齿灵的“沉寂”，一直是企业老员工们难以释怀的心结。如何破茧重生，找回丹东老字号、老品牌的昔日辉煌？
老品牌振兴，离不开企业自我革新，找准目标定位是关键一步。
近年来，孔雀表业专注于陀飞轮手表制造工艺，从“芯”出发，再度“开屏”。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威告诉记者，围绕市场需求，孔雀表确立了“精密制造”的核心理念和“柔性、定制、品牌化”发展战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品牌手表都跳动中国‘芯’。”
有了目标就有了发力方向。“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控股境内外相关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团队，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与知名外观设计、外观制造企业的战略合作，创新产业链，创建了服务于全球成表市场的运作体系。”杨威对孔雀表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老孔雀”终于迎来了再度开屏。2012年，孔雀表业的机芯产量首次突破10万只，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过亿元，结束了企业长达20年的亏损。2015年至2020年，企业销售收入以每年不低于20%的增速不断攀升。2020年孔雀表业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
老品牌的振兴，须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为前提。
王宏伟告诉记者，在经营过程中，康齿灵将产品精准定位在“牙龈专效护理产品”，坚持功效型牙膏产品开发理念，并不断加大对产品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集合了各方面优势资源，与相关科研院所及国内外技术前沿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合作，产品向高品质、专业化领域发展。”王宏伟说。此外，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企业也要顺应市场需求，打破以往的单一模式，实现多元化经营。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为了让康齿灵这一老品牌得以焕发新生机，经营者为其量身定制了品牌发展规划，通过精准对接优质的销售渠道、平台资源，形成日益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链条，提升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谈到如何再次擦亮曙光汽车的品牌，张春庆说，“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曙光股份如此量级的汽车制造企业，开展一场变革绝非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可以‘药到病除’”。张春庆告诉记者，一方面，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把产品做好，“2020年，我们将运营总部迁至北京，成立了北京研发中心，招募了数十名业内顶尖人才，组成北京研发团队，打造更优质的产品，提升黄海汽车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刀刃向内自我革新，在组织架构和营销模式上寻求变革。曙光将皮卡、客车等业务的研发、采购、销售整合到一起，握指成拳，聚合发力。
“此外，作为擦亮曙光品牌行动的核心举措之一，我们还在营销和宣发方式上不断创新，曙光品牌在‘两微一抖’和众多媒体平台高频曝光，品牌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张春庆说。
擦亮品牌向未来
让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新芽，盘活资源仅是第一步。不少企业依然面临着东北企业振兴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很多企业面临产业链条缺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以及“孔雀东南飞”后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等问题。
记者调研发现，丹东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仪器仪表产业、专通用装备产业、纺织服装产业4条主产业链上，但在这些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仍存在产业链条缺失的短板。
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为例，丹东在汽车核心零部件及关键系统研制生产方面仍存空白。发动机、变速箱、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及系统生产能力缺失，亟须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压器产业缺乏设计能力，基本处于来图、来样加工和测绘仿造阶段，燃料电池汽车研制仍处于规划阶段。
而在仪器仪表产业链领域，虽然丹东已拥有核仪表、煤气表及卡表、高档手表机芯等一批高水平产品，但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缺失情况。比如，大型成套装备研制生产能力不足，对完善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不强，多为细分领域的小型装备，难以形成链式发展；高频高压发生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无法自主生产，仍然需要对外采购等。
丹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朱江认为，加快推动老字号改造升级，振兴传统优势产业，必须要补齐产业链缺失的短板。首先要建立健全组织架构，保障责任落实到位。通过建立“专班班长+产业链链长+分产业链链长”的工作推进架构，推动“老字号”4条主产业链和15条分产业链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和要素，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详细的扶持计划，多角度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此外，还要加强老字号改造升级项目载体建设，推动全市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主导产业发展。例如，围绕建设国家级测控仪器产业基地，大力推动仪器仪表产业发展；围绕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和增压器产业基地，进一步完善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等。
科技创新在丹东振兴发展全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愈发突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建议，要集合资源建设创新设施，高起点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共性技术难题部署创新链，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也阻碍着丹东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脚步。以仪器仪表产业为例，作为多种基础学科高度综合的产物，仪器仪表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缺乏优秀科技人才队伍，将制约仪器仪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擦亮老品牌、改造升级老字号，用好人才这一“第一资源”是关键。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冀看来，梧桐花开凤自来，要通过股权激励、住房生活补贴等提高福利待遇，改良“土壤”环境，为人才发展搭建平台。通过集聚“人才力量”，推动丹东老字号、老品牌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
“此外，开放度低、开放滞后也是制约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丹东既沿海又沿边，是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要用好这些区位优势，全力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张永冀说。（来源：经济日报）
孔雀表、黄海汽车、康齿灵……辽宁省丹东市的老字号、老品牌曾经辉煌过，但也一度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如今，凭借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体制机制改革，老字号企业正在破茧重生。
跌宕起伏多沉寂
“孔雀好，孔雀好，孔雀飞来不落脚”。上世纪80年代，孔雀表在大江南北可谓家喻户晓，曾经“一表难求”。
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前身是辽宁手表厂，始建于1957年。1973年生产了“红旗”牌统一机芯手表，此款手表后来更名为“孔雀”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丹东手表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享有“孔雀飞来不落脚”的美誉，与上海、天津并称为国内三大手表生产基地。1986年，辽宁手表厂手表产量达到385万只，位居全国第二位，当年利税1.2亿元，在册职工1.2万人。
今年65岁的武志荣是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职工。1978年刚刚下乡回城的他来到表厂工作。“当时厂里工作环境干净，手表生产技术高超，能在这里工作让人羡慕。可是后来，唉……”面对记者，武志荣连发感叹。如其所言：乐也手表，悲也手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电子表发展势头迅猛，对全国机械手表行业形成巨大冲击。然而辽表的产品却没能跟上市场变化，丹东手表工业不断衰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重振丹东手表产业，2008年7月，辽宁天赐集团收购辽宁手表厂，成立了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然而这条改制之路并不好走。
不只是“老孔雀”，丹东还有不少老字号企业同样几经起落。
今年3月18日，首批6台黄海新能源客车在丹东港装船发往韩国，这是继2020年黄海客车销往韩国34台客车后的又一次成功交付。目前，在韩国首尔、釜山等地都有黄海客车的身影。
曾经的黄海客车一直走在汽车市场的前端。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轻型车工厂总装车间主任高明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从城市到乡村，从崇山峻岭到大漠戈壁，都曾遍布“黄海”的足迹。几十年来，黄海客车、黄海皮卡、黄海特种车辆等穿梭于旅游景区、机场码头、工地厂区。
然而，面对全球汽车制造变化新格局，曙光汽车在新能源、智慧互联等潮流趋势面前，却失去了嗅觉，放慢了脚步。
“曾经令曙光人引以为傲的技术积累、产品优势以及品牌美誉，正在或即将被其他车企赶超，这是曙光必须正视的问题。”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春庆坦言，一方面受高铁迅速发展影响，近年来整个客车行业都在下滑；另一方面，公司自身股权重组，发展客车的相关战略几经调整，企业发展相对缓慢。
与孔雀表、黄海客车相似，知名老品牌康齿灵也经历了辉煌与低谷。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前身为丹东化学厂，始建于1952年，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宏伟介绍，1967年康齿灵成功研制出第一支中草药牙膏，1971年正式批量生产，产品质量在当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但上世纪90年代，外资日化品牌强势进驻中国市场，由于产量大、价格低、注重推广营销等，外资企业快速抢占了牙膏市场份额。一时间国产品牌难于招架，不少牙膏厂家陷入经营困局。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宁直言，当时康齿灵和大多数国产品牌牙膏一样，只专注于产品研发与生产，在营销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原有的经营模式也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同时，由于体制不够灵活，固有模式难以打破，企业经营频频陷入僵局，从2004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康齿灵先后四次被转让。
盘活资源再出发
孔雀表、黄海客车、康齿灵的“沉寂”，一直是企业老员工们难以释怀的心结。如何破茧重生，找回丹东老字号、老品牌的昔日辉煌？
老品牌振兴，离不开企业自我革新，找准目标定位是关键一步。
近年来，孔雀表业专注于陀飞轮手表制造工艺，从“芯”出发，再度“开屏”。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威告诉记者，围绕市场需求，孔雀表确立了“精密制造”的核心理念和“柔性、定制、品牌化”发展战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品牌手表都跳动中国‘芯’。”
有了目标就有了发力方向。“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控股境内外相关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团队，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与知名外观设计、外观制造企业的战略合作，创新产业链，创建了服务于全球成表市场的运作体系。”杨威对孔雀表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老孔雀”终于迎来了再度开屏。2012年，孔雀表业的机芯产量首次突破10万只，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过亿元，结束了企业长达20年的亏损。2015年至2020年，企业销售收入以每年不低于20%的增速不断攀升。2020年孔雀表业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
老品牌的振兴，须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为前提。
王宏伟告诉记者，在经营过程中，康齿灵将产品精准定位在“牙龈专效护理产品”，坚持功效型牙膏产品开发理念，并不断加大对产品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集合了各方面优势资源，与相关科研院所及国内外技术前沿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合作，产品向高品质、专业化领域发展。”王宏伟说。此外，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企业也要顺应市场需求，打破以往的单一模式，实现多元化经营。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为了让康齿灵这一老品牌得以焕发新生机，经营者为其量身定制了品牌发展规划，通过精准对接优质的销售渠道、平台资源，形成日益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链条，提升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谈到如何再次擦亮曙光汽车的品牌，张春庆说，“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曙光股份如此量级的汽车制造企业，开展一场变革绝非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可以‘药到病除’”。张春庆告诉记者，一方面，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把产品做好，“2020年，我们将运营总部迁至北京，成立了北京研发中心，招募了数十名业内顶尖人才，组成北京研发团队，打造更优质的产品，提升黄海汽车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刀刃向内自我革新，在组织架构和营销模式上寻求变革。曙光将皮卡、客车等业务的研发、采购、销售整合到一起，握指成拳，聚合发力。
“此外，作为擦亮曙光品牌行动的核心举措之一，我们还在营销和宣发方式上不断创新，曙光品牌在‘两微一抖’和众多媒体平台高频曝光，品牌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张春庆说。
擦亮品牌向未来
让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新芽，盘活资源仅是第一步。不少企业依然面临着东北企业振兴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很多企业面临产业链条缺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以及“孔雀东南飞”后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等问题。
记者调研发现，丹东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仪器仪表产业、专通用装备产业、纺织服装产业4条主产业链上，但在这些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仍存在产业链条缺失的短板。
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为例，丹东在汽车核心零部件及关键系统研制生产方面仍存空白。发动机、变速箱、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及系统生产能力缺失，亟须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压器产业缺乏设计能力，基本处于来图、来样加工和测绘仿造阶段，燃料电池汽车研制仍处于规划阶段。
而在仪器仪表产业链领域，虽然丹东已拥有核仪表、煤气表及卡表、高档手表机芯等一批高水平产品，但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缺失情况。比如，大型成套装备研制生产能力不足，对完善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不强，多为细分领域的小型装备，难以形成链式发展；高频高压发生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无法自主生产，仍然需要对外采购等。
丹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朱江认为，加快推动老字号改造升级，振兴传统优势产业，必须要补齐产业链缺失的短板。首先要建立健全组织架构，保障责任落实到位。通过建立“专班班长+产业链链长+分产业链链长”的工作推进架构，推动“老字号”4条主产业链和15条分产业链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和要素，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详细的扶持计划，多角度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此外，还要加强老字号改造升级项目载体建设，推动全市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主导产业发展。例如，围绕建设国家级测控仪器产业基地，大力推动仪器仪表产业发展；围绕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和增压器产业基地，进一步完善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等。
科技创新在丹东振兴发展全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愈发突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建议，要集合资源建设创新设施，高起点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共性技术难题部署创新链，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也阻碍着丹东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脚步。以仪器仪表产业为例，作为多种基础学科高度综合的产物，仪器仪表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缺乏优秀科技人才队伍，将制约仪器仪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擦亮老品牌、改造升级老字号，用好人才这一“第一资源”是关键。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冀看来，梧桐花开凤自来，要通过股权激励、住房生活补贴等提高福利待遇，改良“土壤”环境，为人才发展搭建平台。通过集聚“人才力量”，推动丹东老字号、老品牌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
“此外，开放度低、开放滞后也是制约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丹东既沿海又沿边，是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要用好这些区位优势，全力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张永冀说。（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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