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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容易吞，最好不带，我看见评论就会回。】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带容易吞，最好不带，我看见评论就会回。】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公开征意见！教师准入门槛将提高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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