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无读#
「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
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
你说白居易快乐吗，他快乐啊。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暖拥红炉火，闲搔白发头。
百年慵里过，万事醉中休。」
写出这样词句的人怎么不快乐不轻松呢。
可他真的很快乐吗？
「不早朝来十一年」——只一句，就隐隐露出了些什么。
如果真的不在意不留恋，就也不会记起旷别。
「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
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
你说白居易快乐吗，他快乐啊。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暖拥红炉火，闲搔白发头。
百年慵里过，万事醉中休。」
写出这样词句的人怎么不快乐不轻松呢。
可他真的很快乐吗？
「不早朝来十一年」——只一句，就隐隐露出了些什么。
如果真的不在意不留恋，就也不会记起旷别。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三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 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 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的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已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迫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一同 、光时代的恪靖侯一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 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候所来云:‘ 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 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架欲即新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除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需一 面收复定海， 一面准其 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 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 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候，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 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 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的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已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迫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一同 、光时代的恪靖侯一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 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候所来云:‘ 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 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架欲即新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除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需一 面收复定海， 一面准其 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 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 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候，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唐·白居易《初出城留别》
早晨，我从紫禁城下朝回家，傍晚，我从长安城东南门离去。
你们不用安慰我，说江州离这里并不远，就像到城东的小路边上似的。
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车马已经齐备，启程的时间到了，挥挥手向亲友和故乡告别。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唐·白居易《初出城留别》
早晨，我从紫禁城下朝回家，傍晚，我从长安城东南门离去。
你们不用安慰我，说江州离这里并不远，就像到城东的小路边上似的。
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车马已经齐备，启程的时间到了，挥挥手向亲友和故乡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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