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千问千寻大运河# 【百年车站和千年古城在静海相遇】
从高空俯视，树木褪去了绿色，天津市静海平原上显现得更加清晰，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旧线）延伸出三条平行线，其间夹杂的区域，是静海区人文历史最集中的地方，百年老站静海站、千年古城西钓台都在其中。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和104国道并肩的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至今有113年的历史。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百年老站换新颜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2000年前的一里方城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却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古城让水利设施改道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
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30多年过去了，古城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它仍然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后人解答。
从高空俯视，树木褪去了绿色，天津市静海平原上显现得更加清晰，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旧线）延伸出三条平行线，其间夹杂的区域，是静海区人文历史最集中的地方，百年老站静海站、千年古城西钓台都在其中。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和104国道并肩的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至今有113年的历史。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百年老站换新颜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2000年前的一里方城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却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古城让水利设施改道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
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30多年过去了，古城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它仍然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后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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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和104国道并肩的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至今有113年的历史。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百年老站换新颜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2000年前的一里方城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却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古城让水利设施改道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
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30多年过去了，古城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它仍然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后人解答。
（津云新闻记者 王曾）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和104国道并肩的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至今有113年的历史。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百年老站换新颜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2000年前的一里方城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却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古城让水利设施改道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
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30多年过去了，古城只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它仍然有更多的秘密，等待后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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