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检说法#【从积怨已久到握手言和 重庆一分检：检察听证解开了当事人心结】“潘检察官，谢谢你们！这3万元钱对我们家来说就是雪中送炭。”“感谢检察官忙前忙后为我们双方调解，出于社会责任，我公司愿意给予谭某3万元的帮扶，希望他们以后生活幸福。”
近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通过检察听证，成功调解了一起劳动关系争议纠纷，不仅实质性化解了行政争议，还妥善化解了三方矛盾，让三方握手言和。
丈夫替妻子打工意外受伤
东方公司（化名）是一家公路工程建设企业。2018年4月，该公司承建了某山村建设项目，并于当年7月聘用村民向某从事路面清洁工作，负责清扫一段在建工程路面石子和垃圾，约定每天工作1小时，时薪40元。因工作地就在家门口附近，因此向某丈夫谭某也时常替向某清扫。
7月16日上午，向某因家中有事，谭某在代替妻子清扫垃圾时被一辆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撞倒。随后送医院治疗，经诊断谭某L2椎体压缩性骨折，治疗花费3万余元。然而肇事车辆未投保，车主又无力赔偿。
这起意外如何认定责任，治疗费该由谁支出？3个月后，谭某向当地人社局提出申请，要求对该伤害事故进行工伤认定。人社局调查后认为，谭某自行替妻子完成工作，其与东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因不服该决定，谭某随后一纸诉状将当地人社局和东方公司告上法庭，经法院审理，谭某一审、二审均败诉，于是他向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了检察监督申请。
为申诉人解心结
案件到了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潘基俊手中后，他立即调阅案卷复核证据，当面听取申诉人陈诉，并走访行政和审判机关了解不予工伤认定的理由，综合分析后潘基俊认为，该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社局和法院作出的处理结果都没问题。
“本来可以结案了，但我看到谭某三年来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如何化解其心结？能否让三方坐下来谈谈，提出一个能解决谭某困难的办法，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掉。”潘基俊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办案检察官都希望该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解决当事人的揪心事。
今年8月17日，该院副检察长李燕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3名从事过法律工作和具有调解企业劳动争议经验的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会上，三方先后陈述了各自理由，争议焦点仍在谭某是否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上。
“东方公司虽然承包了该项目，但他们将项目转包给了当地一家公司，并由韩某负责具体现场管理。而谭某代替妻子出工，韩某是知晓且认可的。”原告代理人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转包，并聘用村民工作致因公受伤，理应承担工伤责任。
“谭某自行代替妻子出工，其与我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我们不应承担其工伤赔偿。”东方公司不仅回应了质疑，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强调并不存在违法转包。“根据调查，谭某和东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认可谭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当地人社局表示。
在随后的听证调查中，3名听证员分别从谭某提供的事实劳动证据、实际工作情况以及申诉人家庭具体情况等方面进行询问。
“虽然谭某声称自己是接替妻子做这份工作，属于正式聘请。但无论是工资签名还是建筑公司方的聘用名单，都是向某的名字。据此，听证员们一致认为人社局作出的拒绝认定工伤决定和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鉴于申诉人家境困难，且的确为工作期间受伤，希望东方公司能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给予一定帮助。”人民监督员杨庆华发表听证意见时说。
“破冰”行政争议
“本案的焦点在于原审裁判依据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该案虽于法无据、但却于情合理，这也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遇到最多的一类案件。”潘基俊说，为真正实现矛盾实质性化解，承办检察官事前走访了谭某，并与东方公司进行了沟通。
“谭某家四口人，谭某几年前因伤导致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目前，一个孩子待业在家，一个孩子正读初中，家中主要靠向某打零工维持，所以这笔治疗费对他们来说压力很大。”潘基俊说。在了解了谭某家面临的困难后，潘基俊找到东方公司负责人说，谭某扫地好几天公司也无人阻止，且的确是在工地劳动时受伤，这些都是事实。谭某目前面临重重困难，企业应负起社会责任，这时候向他伸一把手，一定会在当地树立一个好形象，这也有利于公司下一步发展。检察官入情入理的劝解打动了企业负责人，他表示愿意从关爱帮扶角度从公司抚恤金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谭某。
听证会上，检察官向谭某讲明了法律规定，同时也向东方公司讲明了化解争议的必要性。
“我们愿意拿出一笔钱作为谭某治疗费的补偿，帮助其渡过难关，同时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东方公司负责人在听证会上表示，愿意拿出3万元给谭某，并当场支付。
谭某当面提出撤回监督申请，并承诺息诉罢访。至此，历时三年的纠纷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画上句号，三方当事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最近几年，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类似案件其实遇到不少。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破冰’。”潘基俊表示，最高检日前就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对受案范围、办理程序，化解与终结的具体情况予以明确。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能简单地只依据法律条文‘机械办案’，而要准确发现和分析案件背后的问题，实质性化解申诉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用心用情解决当事人的具体困难，运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经验’，为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人和，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潘基俊说。
来源：检察日报
近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通过检察听证，成功调解了一起劳动关系争议纠纷，不仅实质性化解了行政争议，还妥善化解了三方矛盾，让三方握手言和。
丈夫替妻子打工意外受伤
东方公司（化名）是一家公路工程建设企业。2018年4月，该公司承建了某山村建设项目，并于当年7月聘用村民向某从事路面清洁工作，负责清扫一段在建工程路面石子和垃圾，约定每天工作1小时，时薪40元。因工作地就在家门口附近，因此向某丈夫谭某也时常替向某清扫。
7月16日上午，向某因家中有事，谭某在代替妻子清扫垃圾时被一辆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撞倒。随后送医院治疗，经诊断谭某L2椎体压缩性骨折，治疗花费3万余元。然而肇事车辆未投保，车主又无力赔偿。
这起意外如何认定责任，治疗费该由谁支出？3个月后，谭某向当地人社局提出申请，要求对该伤害事故进行工伤认定。人社局调查后认为，谭某自行替妻子完成工作，其与东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因不服该决定，谭某随后一纸诉状将当地人社局和东方公司告上法庭，经法院审理，谭某一审、二审均败诉，于是他向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了检察监督申请。
为申诉人解心结
案件到了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潘基俊手中后，他立即调阅案卷复核证据，当面听取申诉人陈诉，并走访行政和审判机关了解不予工伤认定的理由，综合分析后潘基俊认为，该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社局和法院作出的处理结果都没问题。
“本来可以结案了，但我看到谭某三年来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如何化解其心结？能否让三方坐下来谈谈，提出一个能解决谭某困难的办法，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掉。”潘基俊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办案检察官都希望该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解决当事人的揪心事。
今年8月17日，该院副检察长李燕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3名从事过法律工作和具有调解企业劳动争议经验的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会上，三方先后陈述了各自理由，争议焦点仍在谭某是否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上。
“东方公司虽然承包了该项目，但他们将项目转包给了当地一家公司，并由韩某负责具体现场管理。而谭某代替妻子出工，韩某是知晓且认可的。”原告代理人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转包，并聘用村民工作致因公受伤，理应承担工伤责任。
“谭某自行代替妻子出工，其与我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我们不应承担其工伤赔偿。”东方公司不仅回应了质疑，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强调并不存在违法转包。“根据调查，谭某和东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认可谭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当地人社局表示。
在随后的听证调查中，3名听证员分别从谭某提供的事实劳动证据、实际工作情况以及申诉人家庭具体情况等方面进行询问。
“虽然谭某声称自己是接替妻子做这份工作，属于正式聘请。但无论是工资签名还是建筑公司方的聘用名单，都是向某的名字。据此，听证员们一致认为人社局作出的拒绝认定工伤决定和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鉴于申诉人家境困难，且的确为工作期间受伤，希望东方公司能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给予一定帮助。”人民监督员杨庆华发表听证意见时说。
“破冰”行政争议
“本案的焦点在于原审裁判依据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该案虽于法无据、但却于情合理，这也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遇到最多的一类案件。”潘基俊说，为真正实现矛盾实质性化解，承办检察官事前走访了谭某，并与东方公司进行了沟通。
“谭某家四口人，谭某几年前因伤导致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目前，一个孩子待业在家，一个孩子正读初中，家中主要靠向某打零工维持，所以这笔治疗费对他们来说压力很大。”潘基俊说。在了解了谭某家面临的困难后，潘基俊找到东方公司负责人说，谭某扫地好几天公司也无人阻止，且的确是在工地劳动时受伤，这些都是事实。谭某目前面临重重困难，企业应负起社会责任，这时候向他伸一把手，一定会在当地树立一个好形象，这也有利于公司下一步发展。检察官入情入理的劝解打动了企业负责人，他表示愿意从关爱帮扶角度从公司抚恤金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谭某。
听证会上，检察官向谭某讲明了法律规定，同时也向东方公司讲明了化解争议的必要性。
“我们愿意拿出一笔钱作为谭某治疗费的补偿，帮助其渡过难关，同时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东方公司负责人在听证会上表示，愿意拿出3万元给谭某，并当场支付。
谭某当面提出撤回监督申请，并承诺息诉罢访。至此，历时三年的纠纷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画上句号，三方当事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最近几年，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类似案件其实遇到不少。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破冰’。”潘基俊表示，最高检日前就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对受案范围、办理程序，化解与终结的具体情况予以明确。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能简单地只依据法律条文‘机械办案’，而要准确发现和分析案件背后的问题，实质性化解申诉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用心用情解决当事人的具体困难，运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经验’，为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人和，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潘基俊说。
来源：检察日报
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細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長漫長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會想千趟。已淡忘从前与你渡过多少风与浪，往日种种欢笑时刻温暖我心房，在漫长路途无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的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引点你路，叮嘱风声代呼唤你千趟。怀念绵绵无尽你与我几时分两岸，此心也永跟你飘向远远的那方，寂寞时侯如果你要热诚的目光，只需要轻轻把我想一想。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引点你路，叮嘱风声代呼唤你千趟……林振强作词林子祥《每一个晚上》
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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