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心学. 王德峰】
孟子：心，即生命情感的本真（人性本心）
苏格拉底：心，即人的理性（知善知恶的理性）去审视生活。“美德即知识.”
荀子：遵守道德的原则终于利己。（产生了道德表演，德之贼，伪善）。
禅宗：心学。
【时代背景】此前：精选儒家经典。魏晋：乱世之中，道家兴起（周易、道德经、庄子）玄学，乱世中全身避害。礼术规范，被看作人为造作，回归自由生命，返璞归真，道法自然。隋唐：文化生命的衰落，佛学启发，民族思想的缺口，给予弥补。佛学中国化。
佛学8大宗派，不同修行的方法。禅宗，中国化层度最高。让佛经说汉语，深入每个百姓的内心深处。（六祖惠能言说佛经）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汉语中多了很多新词：觉悟、真理、境界、缘分、思维、意识、渡、心心相印……新词，深入进入佛学思想。
尘劳（带着烦恼做事）概括为：贪 嗔 痴
法门（针对于 尘劳）概括为：戒 定 慧
修行：转 贪嗔痴——为 戒定慧
1、修戒——完善道德品行；
2、修定——致力于内心平静；
3、修慧——培育智慧。
传心法，是禅宗的起源。一种传佛法的方式：传心法，心心相印（心印）
禅宗是“修心”的法门。（ 其他修行方式：净念、神通、戒律……）
禅宗：修心，修智慧。（因罪业由心而生）
八大教义：“教外别传，不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真理不在文字概念里，修行不是锻炼头脑提高认识，问题出在生命情感，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心病是心出了问题——贪嗔痴。修行修的是有毛病的心。
心学在佛教（禅宗）中展开。
《金刚经》终身受用。主题思想：无相（住相：固化的认定，停留在区别差别偏见，分别相）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因：应当、应事。
心总向外驰求。将放在外面的心找回来。
回归本心。（得到即乐，失去即苦，并非真的快乐）
无妄念，不住相（偏见），与相离相（承认客观事物的区别，但不停留于区分）
心，转识成智。
（业识，如意即快乐，不如意即烦恼。如意之心，小我的愿望求如意。如何转化成智慧，求如如之心，任何事物都如其本来去理解真实的意义。转变如意为如如。）
心 起念，正念or妄念。
佛性，见性即看见本心。
透过众相(眼睛)，常观金体（心领会），不为相所惑（心起）。
金体比作佛性，突破相的千差万别，心见心成佛，诸事诸物上本有的佛性。观者见者是本心，领会所有的事物本有的佛性。
孟子说的心，非在经验世界里，但因心的存在，才不活在动物界里。
不列文字（不要固化地认知文字，不形成偏见），传话目的是达到那不可说。
当人面临失去，当依赖的相不见了，人得靠本心活着。没有立足之地，方为立足之境（境界）。本心顿悟，见性成佛。
【如何读佛经？】
透过众相（眼睛），常观金体（心领会），不为相所惑（心起）。
金体比作佛性，突破相的千差万别，心见心成佛，诸事诸物上本有的佛性。观者见者是本心，领会所有的事物本有的佛性。
孟子说的心，非在经验世界里，但因心的存在，才不活在动物界里。
不列文字（不要固化地认知文字，不形成偏见），传话目的是达到那不可说。
当人面临失去，当依赖的相不见了，人得靠本心活着。没有立足之地，方为立足之境（境界）。本心顿悟，见性成佛。
心病。说话达到不可说，语言文字是攀登的阶梯。
不列文字还有一层意思，你别把文字本身当真理，文字只是手段。告诫提醒人们如何读佛经？佛教的真理不在文字概念（名相）里，因此不能用头脑的理解能力去读。而是用你的心去读。
“学佛”而非佛学，学佛就有真实的受用，就是我们生命情感的升华，我们心的改变。
怎么用心读？我们的生活经历，积累的生命感受，读佛经就是借助佛经的经文，回过来读自己的生命感受……
你如何读懂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你把你的某些生命感受放进去了，这才叫读懂了。这叫用心去读。即“法喜充满”。用生命感受来与之呼应（共情、共鸣），你会不会读得泪流满面？感动了。我们跟文学、艺术作品是这样的关系，我们跟佛经的关系也是如此。取决于能否将自己的生命感受放进去？
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的心和愿望是随着时间等不断变化，“时间心”不是本心，本心不朽。借助佛经的经文，反观审视我们的生命情感，佛经所展开的生命情感的境界。原本我们累积的生命情感是散漫的，不成境界。在阅读佛经的过程中，我们将生命情感放入经文中，然后再把它拎出来，上升为生命情感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解脱”的境界。
禅宗是修心的法门，佛经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将生命的感受提升为生命的境界。
例如：真正获得修行的法门。慧能虽然是文盲，但也可领会佛法。他发动了一场“佛学革命”，把禅宗修行的那种“参禅”的精神活动，从少数文人的圈子里解放出来。让它住入每一个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去。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要人的“本心起来都能见到佛性，每一个人的人心都可以领会佛法妙理。慧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佛教的真理并不在文字概念里，在文字中讨真理，真理是悟不到的。）
禅宗大纲：
“教外别传，不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每个人都有佛性，自见本性即看见自己本有的佛性，即心即佛，修心。（传心法，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先要对话，是为达到那不可说。）
《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隔绝尘世，心与尘二元对立，隔绝）
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人的许多的欲求、期待，实现是如意，不实现是不如意。烦恼是不如意，人心自生烦恼。
人心，是无限心。人心超出现实，去筹划未来。如何安顿这“无限心”？成了问题。
心生烦恼，得心自己去解决。不要将心作为现实存在，心若不认识自己它则不存在。禅宗：“本心自悟。”（主体性）
本心一直存在，未悟则未发现，人此时并非主体。本心的存在，即本心的自我领悟，这就叫精神，而精神就是主体性。什么是精神的存在？黑格尔说：精神的存在和它的自我意识是同一件事。而中国的禅宗讲：本心自悟。境界是一样的。
心生烦恼，也用我们的心将烦恼去掉。这是同一个心。
烦恼就是不如意，这是我们的心向外驰求，有一个趋高避低，趋贵避贱，趋富避贫的追求。若我们回归呢？回归本心，本心是我们本有的，一旦回归，就叫“悟了”，它就存在了。
慧能：“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意思是：地位低下的人往往也会有过人的真实智慧，地位显赫的人也会有智慧被埋没的时候。如若轻视他人，则会导致无边际的重罪业障。｝
下下人不容易“住相”，上上人“不住相”更难。
Jobs：“Stay foolish，stay hungry.”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说：“保持愚笨和饥饿。”摒弃精英主义的傲慢，才能持续进步，才能造福人群。
住相：被相给住了，被相给罩住了，自己反而不自由，个人受相左右。看重感官所知觉的一切。
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了的众生。前念迷是凡夫，后念悟即是佛。
众生平等，佛心无差别。
“何为功德？”
见性是功（见到自己的本性），平等是德（普遍敬重，不轻视，平等对待每个人）。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
“修行”为达于涅槃，解脱生死的苦恼。
每个人都有希望，人皆有佛性，众生平等。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学汉化：佛学汉语、思想深入大众人心。
学佛要向内心去求，本心起即见佛性。
做好事是布施，会得福报，但罪孽未消，要脱离生死轮回，需修功德。
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不要有偏见，坏事需纠正，不要固化评价个人，论是不论人，事情有是非，人无是非。）
执戒，戒轻视他人。（警惕：精英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不能离开生活，脱离生活就无法觉悟。）
即心即佛，心与佛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王德峰#
孟子：心，即生命情感的本真（人性本心）
苏格拉底：心，即人的理性（知善知恶的理性）去审视生活。“美德即知识.”
荀子：遵守道德的原则终于利己。（产生了道德表演，德之贼，伪善）。
禅宗：心学。
【时代背景】此前：精选儒家经典。魏晋：乱世之中，道家兴起（周易、道德经、庄子）玄学，乱世中全身避害。礼术规范，被看作人为造作，回归自由生命，返璞归真，道法自然。隋唐：文化生命的衰落，佛学启发，民族思想的缺口，给予弥补。佛学中国化。
佛学8大宗派，不同修行的方法。禅宗，中国化层度最高。让佛经说汉语，深入每个百姓的内心深处。（六祖惠能言说佛经）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汉语中多了很多新词：觉悟、真理、境界、缘分、思维、意识、渡、心心相印……新词，深入进入佛学思想。
尘劳（带着烦恼做事）概括为：贪 嗔 痴
法门（针对于 尘劳）概括为：戒 定 慧
修行：转 贪嗔痴——为 戒定慧
1、修戒——完善道德品行；
2、修定——致力于内心平静；
3、修慧——培育智慧。
传心法，是禅宗的起源。一种传佛法的方式：传心法，心心相印（心印）
禅宗是“修心”的法门。（ 其他修行方式：净念、神通、戒律……）
禅宗：修心，修智慧。（因罪业由心而生）
八大教义：“教外别传，不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真理不在文字概念里，修行不是锻炼头脑提高认识，问题出在生命情感，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心病是心出了问题——贪嗔痴。修行修的是有毛病的心。
心学在佛教（禅宗）中展开。
《金刚经》终身受用。主题思想：无相（住相：固化的认定，停留在区别差别偏见，分别相）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因：应当、应事。
心总向外驰求。将放在外面的心找回来。
回归本心。（得到即乐，失去即苦，并非真的快乐）
无妄念，不住相（偏见），与相离相（承认客观事物的区别，但不停留于区分）
心，转识成智。
（业识，如意即快乐，不如意即烦恼。如意之心，小我的愿望求如意。如何转化成智慧，求如如之心，任何事物都如其本来去理解真实的意义。转变如意为如如。）
心 起念，正念or妄念。
佛性，见性即看见本心。
透过众相(眼睛)，常观金体（心领会），不为相所惑（心起）。
金体比作佛性，突破相的千差万别，心见心成佛，诸事诸物上本有的佛性。观者见者是本心，领会所有的事物本有的佛性。
孟子说的心，非在经验世界里，但因心的存在，才不活在动物界里。
不列文字（不要固化地认知文字，不形成偏见），传话目的是达到那不可说。
当人面临失去，当依赖的相不见了，人得靠本心活着。没有立足之地，方为立足之境（境界）。本心顿悟，见性成佛。
【如何读佛经？】
透过众相（眼睛），常观金体（心领会），不为相所惑（心起）。
金体比作佛性，突破相的千差万别，心见心成佛，诸事诸物上本有的佛性。观者见者是本心，领会所有的事物本有的佛性。
孟子说的心，非在经验世界里，但因心的存在，才不活在动物界里。
不列文字（不要固化地认知文字，不形成偏见），传话目的是达到那不可说。
当人面临失去，当依赖的相不见了，人得靠本心活着。没有立足之地，方为立足之境（境界）。本心顿悟，见性成佛。
心病。说话达到不可说，语言文字是攀登的阶梯。
不列文字还有一层意思，你别把文字本身当真理，文字只是手段。告诫提醒人们如何读佛经？佛教的真理不在文字概念（名相）里，因此不能用头脑的理解能力去读。而是用你的心去读。
“学佛”而非佛学，学佛就有真实的受用，就是我们生命情感的升华，我们心的改变。
怎么用心读？我们的生活经历，积累的生命感受，读佛经就是借助佛经的经文，回过来读自己的生命感受……
你如何读懂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你把你的某些生命感受放进去了，这才叫读懂了。这叫用心去读。即“法喜充满”。用生命感受来与之呼应（共情、共鸣），你会不会读得泪流满面？感动了。我们跟文学、艺术作品是这样的关系，我们跟佛经的关系也是如此。取决于能否将自己的生命感受放进去？
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的心和愿望是随着时间等不断变化，“时间心”不是本心，本心不朽。借助佛经的经文，反观审视我们的生命情感，佛经所展开的生命情感的境界。原本我们累积的生命情感是散漫的，不成境界。在阅读佛经的过程中，我们将生命情感放入经文中，然后再把它拎出来，上升为生命情感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解脱”的境界。
禅宗是修心的法门，佛经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将生命的感受提升为生命的境界。
例如：真正获得修行的法门。慧能虽然是文盲，但也可领会佛法。他发动了一场“佛学革命”，把禅宗修行的那种“参禅”的精神活动，从少数文人的圈子里解放出来。让它住入每一个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去。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要人的“本心起来都能见到佛性，每一个人的人心都可以领会佛法妙理。慧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佛教的真理并不在文字概念里，在文字中讨真理，真理是悟不到的。）
禅宗大纲：
“教外别传，不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每个人都有佛性，自见本性即看见自己本有的佛性，即心即佛，修心。（传心法，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先要对话，是为达到那不可说。）
《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隔绝尘世，心与尘二元对立，隔绝）
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人的许多的欲求、期待，实现是如意，不实现是不如意。烦恼是不如意，人心自生烦恼。
人心，是无限心。人心超出现实，去筹划未来。如何安顿这“无限心”？成了问题。
心生烦恼，得心自己去解决。不要将心作为现实存在，心若不认识自己它则不存在。禅宗：“本心自悟。”（主体性）
本心一直存在，未悟则未发现，人此时并非主体。本心的存在，即本心的自我领悟，这就叫精神，而精神就是主体性。什么是精神的存在？黑格尔说：精神的存在和它的自我意识是同一件事。而中国的禅宗讲：本心自悟。境界是一样的。
心生烦恼，也用我们的心将烦恼去掉。这是同一个心。
烦恼就是不如意，这是我们的心向外驰求，有一个趋高避低，趋贵避贱，趋富避贫的追求。若我们回归呢？回归本心，本心是我们本有的，一旦回归，就叫“悟了”，它就存在了。
慧能：“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意思是：地位低下的人往往也会有过人的真实智慧，地位显赫的人也会有智慧被埋没的时候。如若轻视他人，则会导致无边际的重罪业障。｝
下下人不容易“住相”，上上人“不住相”更难。
Jobs：“Stay foolish，stay hungry.”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说：“保持愚笨和饥饿。”摒弃精英主义的傲慢，才能持续进步，才能造福人群。
住相：被相给住了，被相给罩住了，自己反而不自由，个人受相左右。看重感官所知觉的一切。
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了的众生。前念迷是凡夫，后念悟即是佛。
众生平等，佛心无差别。
“何为功德？”
见性是功（见到自己的本性），平等是德（普遍敬重，不轻视，平等对待每个人）。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
“修行”为达于涅槃，解脱生死的苦恼。
每个人都有希望，人皆有佛性，众生平等。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学汉化：佛学汉语、思想深入大众人心。
学佛要向内心去求，本心起即见佛性。
做好事是布施，会得福报，但罪孽未消，要脱离生死轮回，需修功德。
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不要有偏见，坏事需纠正，不要固化评价个人，论是不论人，事情有是非，人无是非。）
执戒，戒轻视他人。（警惕：精英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不能离开生活，脱离生活就无法觉悟。）
即心即佛，心与佛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王德峰#
贾峰：王蒙《青卞隐居图》赏析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贾峰：王蒙《青卞隐居图》赏析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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