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告赢公安局后，被以"寻衅滋事"获刑入狱】在广东佛山经商、办厂多年的民营企业家杨刚，没有想到：2016年12月，发生在自己公司大门外一起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打斗，会导致他在2017年7月被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处以15天的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期间，他不服这一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历一审、二审之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3月，二审宣判，确认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杨刚胜诉。
但是2个月后，即2019年5月，南海区公安局基于2016年12月发生的同一事实，又以杨刚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后移送检察院起诉。
此案随后延宕两年多。2021年8月19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一审宣判，杨刚犯寻衅滋事罪，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杨刚不服，向佛山中院提起上诉。杨刚的辩护律师也就此案向佛山中院申请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不过，杨刚之妻户兰芬对记者称，佛山中院法官在2021年11月30日口头答复他们，二审该院将不会就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与此同时，2021年12月1日，辩护律师称，在与佛山中院法官的面谈中，再一次请求就此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但暂未获法院的明确回复。为什么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能经历5年之久而未了，其发展经过又如此一波三折？
（原文链接 https://t.cn/A6xC78fU）
公司门口两车轻微碰撞，双方起冲突
杨刚，1975年7月，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他的妻子户兰芬告诉记者，在2001年左右，杨刚就来到佛山打拼。2006年，他与户兰芬在佛山南海，注册成立了佛山市新思维机电研发有限公司；2012年，又在南海注册成立了广东天一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户兰芬介绍说，这两家公司主要是研发、生产超硬材料、金刚石制品等产品，其中天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95%左右的产品是对外出口。在2016年以前，两家公司发展得颇为不错，每年的营收加起来有5000万元左右。
然而，2016年12月3日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杨刚的命运。
这一天上午11时许，当地村民梁汝昌驾驶着一辆小面包车，经过天一公司的门口。此时，天一公司负责人之一、工厂的厂长李钢兵正在这个区域开着叉车装运货物，两车发生轻微碰撞，当时没有人受伤，只是小面包车略有受损。
双方为赔偿问题起了争执。司法材料显示：此时，梁汝昌电话叫来了同村的梁国斌，梁国斌又叫来了梁兆康等人。此外，蒋海兵、王宏海等人也来到现场。
事后，被南海公检法三部门列为“被害人”之一的梁兆康承认，“在理论过程中，我们双方（梁汝昌、梁兆康等人与天一公司等人）都用手推拉过”。李钢兵称，梁汝昌、梁国斌等人要他赔偿5万元，而他当场回应，梁汝昌的那辆小面包车都值不了5万块。
李钢兵把这些情况，电话告诉了彼时人在新思维机电公司的老板杨刚。杨刚第一时间也向南海区公安局的警官王绍威报告了这一情况。王绍威后来作证称，当时杨刚或者杨刚的妻子的确打电话向他报警，电话中杨刚或其妻称，面包车一方要赔偿5万元，他们觉得纯粹就是勒索。
梁兆康的证词里，否认有向天一公司索赔5万元之事。梁汝昌的证词则说，派出所警察和交警来了后，确认叉车司机负全责，经核价要赔偿他700多元。最终李钢兵赔偿了梁汝昌900元。梁汝昌还表示，“事后我没有因此事再向工厂（即天一公司）索要赔偿。”
在警方到天一公司现场之前，杨刚带着他的几个下属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已经从新思维机电公司驱车赶到天一公司门口。他们的到来，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
南海区公安局在后来的《起诉意见书》中提到：“（2016年12月3日）杨刚下车后向李钢兵了解情况，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在车上见到梁兆康等人在杨刚身旁纠缠，三人从车上下车持铁棒、木板追打梁兆康及围观的蒋海兵、王宏海等人”。
因为天一公司一方的人更多，并且周珍勇等人还带着铁棍、木板，很快就在争斗中占了上风。梁兆康一方逃跑，蒋海兵一度还跳进了附近的鱼塘以躲避追打。
事发8个多月后
南海区公安局行政拘留杨刚15天
事后，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三人均被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微伤”。天一公司一方，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提到，李钢兵“被人撞了一下肝部”，但“初步鉴定为‘未见明显损伤’”。
李钢兵患有肝癌，并曾做过肝部切除的大手术。杨刚在2020年1月11日，取保候审期间，自己撰写的文章写到，“员工都知道李钢兵曾患肝癌，肝切除了一半，这时（2016年12月3日）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自发上前保护他制止对方行凶”。天一公司还有一位当时在现场遭受对方击打的司机向绪明，则被鉴定为“没有受伤”。
南海区公安局接警到现场后，当天对当事双方和证人进行了询问。次日，又口头传唤杨刚到派出所进行询问，但当时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罚。
在后来杨刚对南海区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案时，南海区公安局解释说：“鉴于本案（即2016年12月3日冲突一事）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案件，办案单位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12月4日传唤原告（即杨刚）对其询问后暂未对其作出处罚，而是双方协商，调解或和解解决问题。但双方一直不配合调解，达不成和解协议。”
为什么达不成和解协议？
户兰芬提到，在2017年1月21日左右，天一公司的员工在工厂侧门附近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警告赔付五万不然烧你工厂！”公司员工马上报警，并把原件交给了警方。警方也出具了这一报警受理证明。
杨刚夫妻在这一年的农历春节前，也就是2017年1月下旬，还委托了当地人麦显维，与梁国斌等人协商。结果，“对方（梁国斌）要价从5万元，一路涨到了12万，所以没有谈成。”户兰芬表示。
2020年4月11日，杨刚委托的律师也向麦显维取证。证人调查笔录显示，麦显维介绍，他参与了2次调解，12万元的赔偿要求是梁国斌等人提出来的，并且“阿斌（梁国斌）他们跟派出所很熟的”。
在双方协商期间，南海区公安局在2017年1月2以“案情复杂”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将此案的办案期限延长三十日。”同年1月18日，南海区公安局再次发出《传唤证》，传唤杨刚等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不过彼时，杨刚等人均不在自己的公司。南海区公安局因此认为，“原告等四名嫌疑人（即杨刚、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一直拒不接受传唤，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
杨刚的证词称，自己在2016年12月3日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就告知了自己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并且自己一直在公司上班，没有逃跑。杨刚的妻子户兰芬也对记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就在南海本地，杨刚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如果警方要联系传唤他，怎么可能找不到，又何来“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一说？
事情又过了五六个月，2017年7月10日，南海区公安局“发现原告（杨刚）的活动轨迹，再次出具《传唤证》”，并于次日，即2017年7月11日早8时，将杨刚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2017年7月12日，南海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佛公南行罚决字【2017】12587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6年12月3日11时许，李钢兵驾驶的叉车与梁汝昌驾驶的面包车发生碰撞，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杨刚接到情况后，开车载乐春明、陈爱军、周珍勇赶到现场，继后杨刚带领厂里的工人参与打架。打架过程中，对方的蒋海兵、王宏海、梁兆康三人受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决定对杨刚处以行政拘留15天，并罚款人民币500元。
起诉南海区公安局
杨刚二审终获胜
杨刚被行政拘留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至7月27日。他在2017年7月19日，即被拘留期间，提出不服南海区公安局作出的这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向佛山市南海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杨刚的理由包括：在双方冲突中，他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殴斗，而梁汝昌等人参与了打斗，警方不但没有处罚梁汝昌等人，反而在7个月多后，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他认为“（南海区公安局）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选择性执法，显失偏颇”等等。
2017年11月14日，南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南海法院认为，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乐春明、周珍勇、陈爱军这6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通知他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无论是梁兆康一方的3人，还是乐春明等3人，都“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2018年3月19日，南海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杨刚败诉。对于杨刚提出梁汝昌一方也参与了打斗，南海区公安局却未对他们进行处罚，属于“选择性执法”一事，南海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这与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关联，不属于案件的审理范围，在此不作评判。”杨刚不服，向佛山市中院提起上诉。
2019年1月3日，佛山中院就此案二审开庭。杨刚提出，南海区公安局在对他的行政处罚案中，还制造了一份关于他的假的《辨认笔录》。这一主张获得了二审法院的支持，佛山中院确认，对南海区公安局制造的这份假的《辨认笔录》，“不予采信”。2019年3月8日，佛山中院判决，南海区公安局对杨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为违法”。这场行政官司，南海区公安局输了。（原文链接https://t.cn/A6xC78fU）
行政拘留期间，他不服这一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历一审、二审之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3月，二审宣判，确认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杨刚胜诉。
但是2个月后，即2019年5月，南海区公安局基于2016年12月发生的同一事实，又以杨刚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后移送检察院起诉。
此案随后延宕两年多。2021年8月19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一审宣判，杨刚犯寻衅滋事罪，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杨刚不服，向佛山中院提起上诉。杨刚的辩护律师也就此案向佛山中院申请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不过，杨刚之妻户兰芬对记者称，佛山中院法官在2021年11月30日口头答复他们，二审该院将不会就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与此同时，2021年12月1日，辩护律师称，在与佛山中院法官的面谈中，再一次请求就此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但暂未获法院的明确回复。为什么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能经历5年之久而未了，其发展经过又如此一波三折？
（原文链接 https://t.cn/A6xC78fU）
公司门口两车轻微碰撞，双方起冲突
杨刚，1975年7月，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他的妻子户兰芬告诉记者，在2001年左右，杨刚就来到佛山打拼。2006年，他与户兰芬在佛山南海，注册成立了佛山市新思维机电研发有限公司；2012年，又在南海注册成立了广东天一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户兰芬介绍说，这两家公司主要是研发、生产超硬材料、金刚石制品等产品，其中天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95%左右的产品是对外出口。在2016年以前，两家公司发展得颇为不错，每年的营收加起来有5000万元左右。
然而，2016年12月3日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杨刚的命运。
这一天上午11时许，当地村民梁汝昌驾驶着一辆小面包车，经过天一公司的门口。此时，天一公司负责人之一、工厂的厂长李钢兵正在这个区域开着叉车装运货物，两车发生轻微碰撞，当时没有人受伤，只是小面包车略有受损。
双方为赔偿问题起了争执。司法材料显示：此时，梁汝昌电话叫来了同村的梁国斌，梁国斌又叫来了梁兆康等人。此外，蒋海兵、王宏海等人也来到现场。
事后，被南海公检法三部门列为“被害人”之一的梁兆康承认，“在理论过程中，我们双方（梁汝昌、梁兆康等人与天一公司等人）都用手推拉过”。李钢兵称，梁汝昌、梁国斌等人要他赔偿5万元，而他当场回应，梁汝昌的那辆小面包车都值不了5万块。
李钢兵把这些情况，电话告诉了彼时人在新思维机电公司的老板杨刚。杨刚第一时间也向南海区公安局的警官王绍威报告了这一情况。王绍威后来作证称，当时杨刚或者杨刚的妻子的确打电话向他报警，电话中杨刚或其妻称，面包车一方要赔偿5万元，他们觉得纯粹就是勒索。
梁兆康的证词里，否认有向天一公司索赔5万元之事。梁汝昌的证词则说，派出所警察和交警来了后，确认叉车司机负全责，经核价要赔偿他700多元。最终李钢兵赔偿了梁汝昌900元。梁汝昌还表示，“事后我没有因此事再向工厂（即天一公司）索要赔偿。”
在警方到天一公司现场之前，杨刚带着他的几个下属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已经从新思维机电公司驱车赶到天一公司门口。他们的到来，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
南海区公安局在后来的《起诉意见书》中提到：“（2016年12月3日）杨刚下车后向李钢兵了解情况，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在车上见到梁兆康等人在杨刚身旁纠缠，三人从车上下车持铁棒、木板追打梁兆康及围观的蒋海兵、王宏海等人”。
因为天一公司一方的人更多，并且周珍勇等人还带着铁棍、木板，很快就在争斗中占了上风。梁兆康一方逃跑，蒋海兵一度还跳进了附近的鱼塘以躲避追打。
事发8个多月后
南海区公安局行政拘留杨刚15天
事后，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三人均被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微伤”。天一公司一方，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提到，李钢兵“被人撞了一下肝部”，但“初步鉴定为‘未见明显损伤’”。
李钢兵患有肝癌，并曾做过肝部切除的大手术。杨刚在2020年1月11日，取保候审期间，自己撰写的文章写到，“员工都知道李钢兵曾患肝癌，肝切除了一半，这时（2016年12月3日）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自发上前保护他制止对方行凶”。天一公司还有一位当时在现场遭受对方击打的司机向绪明，则被鉴定为“没有受伤”。
南海区公安局接警到现场后，当天对当事双方和证人进行了询问。次日，又口头传唤杨刚到派出所进行询问，但当时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罚。
在后来杨刚对南海区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案时，南海区公安局解释说：“鉴于本案（即2016年12月3日冲突一事）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案件，办案单位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12月4日传唤原告（即杨刚）对其询问后暂未对其作出处罚，而是双方协商，调解或和解解决问题。但双方一直不配合调解，达不成和解协议。”
为什么达不成和解协议？
户兰芬提到，在2017年1月21日左右，天一公司的员工在工厂侧门附近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警告赔付五万不然烧你工厂！”公司员工马上报警，并把原件交给了警方。警方也出具了这一报警受理证明。
杨刚夫妻在这一年的农历春节前，也就是2017年1月下旬，还委托了当地人麦显维，与梁国斌等人协商。结果，“对方（梁国斌）要价从5万元，一路涨到了12万，所以没有谈成。”户兰芬表示。
2020年4月11日，杨刚委托的律师也向麦显维取证。证人调查笔录显示，麦显维介绍，他参与了2次调解，12万元的赔偿要求是梁国斌等人提出来的，并且“阿斌（梁国斌）他们跟派出所很熟的”。
在双方协商期间，南海区公安局在2017年1月2以“案情复杂”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将此案的办案期限延长三十日。”同年1月18日，南海区公安局再次发出《传唤证》，传唤杨刚等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不过彼时，杨刚等人均不在自己的公司。南海区公安局因此认为，“原告等四名嫌疑人（即杨刚、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一直拒不接受传唤，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
杨刚的证词称，自己在2016年12月3日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就告知了自己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并且自己一直在公司上班，没有逃跑。杨刚的妻子户兰芬也对记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就在南海本地，杨刚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如果警方要联系传唤他，怎么可能找不到，又何来“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一说？
事情又过了五六个月，2017年7月10日，南海区公安局“发现原告（杨刚）的活动轨迹，再次出具《传唤证》”，并于次日，即2017年7月11日早8时，将杨刚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2017年7月12日，南海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佛公南行罚决字【2017】12587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6年12月3日11时许，李钢兵驾驶的叉车与梁汝昌驾驶的面包车发生碰撞，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杨刚接到情况后，开车载乐春明、陈爱军、周珍勇赶到现场，继后杨刚带领厂里的工人参与打架。打架过程中，对方的蒋海兵、王宏海、梁兆康三人受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决定对杨刚处以行政拘留15天，并罚款人民币500元。
起诉南海区公安局
杨刚二审终获胜
杨刚被行政拘留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至7月27日。他在2017年7月19日，即被拘留期间，提出不服南海区公安局作出的这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向佛山市南海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杨刚的理由包括：在双方冲突中，他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殴斗，而梁汝昌等人参与了打斗，警方不但没有处罚梁汝昌等人，反而在7个月多后，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他认为“（南海区公安局）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选择性执法，显失偏颇”等等。
2017年11月14日，南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南海法院认为，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乐春明、周珍勇、陈爱军这6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通知他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无论是梁兆康一方的3人，还是乐春明等3人，都“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2018年3月19日，南海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杨刚败诉。对于杨刚提出梁汝昌一方也参与了打斗，南海区公安局却未对他们进行处罚，属于“选择性执法”一事，南海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这与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关联，不属于案件的审理范围，在此不作评判。”杨刚不服，向佛山市中院提起上诉。
2019年1月3日，佛山中院就此案二审开庭。杨刚提出，南海区公安局在对他的行政处罚案中，还制造了一份关于他的假的《辨认笔录》。这一主张获得了二审法院的支持，佛山中院确认，对南海区公安局制造的这份假的《辨认笔录》，“不予采信”。2019年3月8日，佛山中院判决，南海区公安局对杨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为违法”。这场行政官司，南海区公安局输了。（原文链接https://t.cn/A6xC78fU）
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口诛笔伐的联想事件将如何收场？
扶夷江月
发布时间: 11-22
11:10
“联想集团高管超高薪事件”，已经引发了国民级的大讨论，各种声音都有。目前来看，严查、严办、严惩的声音，暂时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严查是必要的，但是严办、严惩并不是最优选。
<一>
据联想集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已经退休的柳传志从联想集团领取了9790万元的退休金；现任掌门人杨元庆的2020年的薪酬为1.7亿元。联想28位高管薪酬合计高达11.8亿元。而2020年联想公司总利润为38.68亿元，高管们拿走了将近企业总利润的1/3。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联想集团公开发布的。见诸于其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公开的招股书及集团财报。
这份数据由来已久，只是随着大V司马南的手撕行动走火，才令大家印象深刻。因此，说是司马南披露这组数据，令更多人关注、知晓内情，并不为过。
司马南的六期手撕联想集团节目视频，直指联想“六宗罪”：
1.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2. 27位高管其中14个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
3.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多的利润
4.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 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就是组装厂
这六个问题，说到了很多网友的心坎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当中最关键，最能让联想获罪的，其实是第一条。只要第一条，能够解释清了，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旦坐实，国家不能答应，人民群众不能答应。
就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联想集团至今没有作出正面回应。柳传志最近一次公开的发声，是希望员工团结起来维护联想集团荣誉，为荣誉而战。
如此“低调”且不想“应战”的姿态，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杀伐果决、独断乾纲、恩怨分明的柳传志，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之前发布的《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司马南披露的数据让多少人难眠》一文中，说的：“这些年联想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分量、运转状况、管理情况，在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时，国有资产是否转进个人腰包，这一笔笔账得要算清楚了。”大概率是空穴来风（意思是有孔洞便会进风，比喻自身存在弱点，流言蜚语等得以乘隙而入，传言有根据）。
<二>
抛开所有的“阴谋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解开了盖子，捅出了篓子，查是必然的，越是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只会适得其反。社会公众无非是要一个真相，讨一个公道而已。
查出来的结果，如果是联想集团及其管理层自身清白，各项举措合规合法，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坐实，那该如何收场呢？
笔者在此试预言之：
抛开“联想事件”本身，其实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破产重组等企业发展存活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发展至今，国企、民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经历过野蛮生长。
法律法规天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为“钻空子”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壮大，它总要规避一些东西，否则便不能生存。就像人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身都是病菌。
人性经不起考验，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联想一路成长为今天的民用电脑领域世界领军企业，柳传志更是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如果随着其成长的轨迹，细细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六条。这一点，放在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适用。
因此，问题要查，但是问题一旦核实，处理需要“软着陆”，惩罚、整治更要拿捏好尺度。
假如“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成立，稳妥的办法是，当事人上交违法所得并作公开批评、警示、教育，辅以配套的惩罚（如罚款、降职、调岗等），联想集团内部进行整改，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审核机制。
假如“涉外”的问题查实，有关罪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需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牵涉到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详论。当然，这仅仅是假设。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软着陆”处理，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其实不然，这样的处理是有依据的。
其实就是“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喊打喊杀，粗暴式执法，搞一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有人还会怀疑，这太过牵强，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两个问题——法不责众和法律制度滞后。
进一步健全企业股份制改造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管理监督审查体制机制，是解决“联想事件”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正式出台之前，法难以溯及既往。
也许还有人会追问，如果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触及到现有的法律，又当如何？
目前，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中科院，持股比例为29.05%。中科院是国家直属事业单位。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通过，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应当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卡在了时间点上，显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联想集团内部的这些情况、问题，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的要比大V、网友、社会公众多得多。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掌握了更多的实情，比大V们爆料出来的内容要更加全面，因此才会有相关的政策法律出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联想事件”的处理，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党委、政府。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这是事实。
<三>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是国策。
从联想集团公布的财报及招股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混合制企业，当中有国有资产，有民营资本。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柳传志、杨元庆，是民营企业家身份。国家的一路扶持，保驾护航，是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诸多“柳传志神话”的造神运动，其实都是在吹泡沫，给他本人上眼药水。哪有那么神，只是有国家的力量在为他背书而已。
当前，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伟大复兴的大路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联想集团这样一家掌握着众多核心科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大型企业整垮了，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损失。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这些并非是为“将国有资产转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张目，而是严格查，“软”处理，是解决“联想事件”最佳方式，也能获得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
联想集团内部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柳传志才不会选择“硬刚”，而是“服软”地呼吁员工维护集团声誉。
扶夷江月
发布时间: 11-22
11:10
“联想集团高管超高薪事件”，已经引发了国民级的大讨论，各种声音都有。目前来看，严查、严办、严惩的声音，暂时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严查是必要的，但是严办、严惩并不是最优选。
<一>
据联想集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已经退休的柳传志从联想集团领取了9790万元的退休金；现任掌门人杨元庆的2020年的薪酬为1.7亿元。联想28位高管薪酬合计高达11.8亿元。而2020年联想公司总利润为38.68亿元，高管们拿走了将近企业总利润的1/3。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联想集团公开发布的。见诸于其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公开的招股书及集团财报。
这份数据由来已久，只是随着大V司马南的手撕行动走火，才令大家印象深刻。因此，说是司马南披露这组数据，令更多人关注、知晓内情，并不为过。
司马南的六期手撕联想集团节目视频，直指联想“六宗罪”：
1.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2. 27位高管其中14个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
3.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多的利润
4.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 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就是组装厂
这六个问题，说到了很多网友的心坎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当中最关键，最能让联想获罪的，其实是第一条。只要第一条，能够解释清了，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旦坐实，国家不能答应，人民群众不能答应。
就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联想集团至今没有作出正面回应。柳传志最近一次公开的发声，是希望员工团结起来维护联想集团荣誉，为荣誉而战。
如此“低调”且不想“应战”的姿态，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杀伐果决、独断乾纲、恩怨分明的柳传志，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之前发布的《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司马南披露的数据让多少人难眠》一文中，说的：“这些年联想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分量、运转状况、管理情况，在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时，国有资产是否转进个人腰包，这一笔笔账得要算清楚了。”大概率是空穴来风（意思是有孔洞便会进风，比喻自身存在弱点，流言蜚语等得以乘隙而入，传言有根据）。
<二>
抛开所有的“阴谋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解开了盖子，捅出了篓子，查是必然的，越是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只会适得其反。社会公众无非是要一个真相，讨一个公道而已。
查出来的结果，如果是联想集团及其管理层自身清白，各项举措合规合法，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坐实，那该如何收场呢？
笔者在此试预言之：
抛开“联想事件”本身，其实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破产重组等企业发展存活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发展至今，国企、民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经历过野蛮生长。
法律法规天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为“钻空子”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壮大，它总要规避一些东西，否则便不能生存。就像人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身都是病菌。
人性经不起考验，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联想一路成长为今天的民用电脑领域世界领军企业，柳传志更是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如果随着其成长的轨迹，细细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六条。这一点，放在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适用。
因此，问题要查，但是问题一旦核实，处理需要“软着陆”，惩罚、整治更要拿捏好尺度。
假如“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成立，稳妥的办法是，当事人上交违法所得并作公开批评、警示、教育，辅以配套的惩罚（如罚款、降职、调岗等），联想集团内部进行整改，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审核机制。
假如“涉外”的问题查实，有关罪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需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牵涉到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详论。当然，这仅仅是假设。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软着陆”处理，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其实不然，这样的处理是有依据的。
其实就是“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喊打喊杀，粗暴式执法，搞一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有人还会怀疑，这太过牵强，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两个问题——法不责众和法律制度滞后。
进一步健全企业股份制改造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管理监督审查体制机制，是解决“联想事件”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正式出台之前，法难以溯及既往。
也许还有人会追问，如果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触及到现有的法律，又当如何？
目前，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中科院，持股比例为29.05%。中科院是国家直属事业单位。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通过，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应当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卡在了时间点上，显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联想集团内部的这些情况、问题，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的要比大V、网友、社会公众多得多。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掌握了更多的实情，比大V们爆料出来的内容要更加全面，因此才会有相关的政策法律出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联想事件”的处理，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党委、政府。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这是事实。
<三>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是国策。
从联想集团公布的财报及招股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混合制企业，当中有国有资产，有民营资本。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柳传志、杨元庆，是民营企业家身份。国家的一路扶持，保驾护航，是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诸多“柳传志神话”的造神运动，其实都是在吹泡沫，给他本人上眼药水。哪有那么神，只是有国家的力量在为他背书而已。
当前，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伟大复兴的大路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联想集团这样一家掌握着众多核心科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大型企业整垮了，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损失。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这些并非是为“将国有资产转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张目，而是严格查，“软”处理，是解决“联想事件”最佳方式，也能获得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
联想集团内部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柳传志才不会选择“硬刚”，而是“服软”地呼吁员工维护集团声誉。
#中超联赛# 河北队官方：马尔康正式转会加盟武汉三镇
关于马尔康的转会公告
经与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和球员本人协商达成一致，即日起，马尔康正式转会加盟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
2019赛季，马尔康从K联赛亚军球队庆南FC转会来到河北队，在为河北队效力的46场比赛中，马尔康打进23粒进球，表现出色。
感谢马尔康为河北队做出的贡献，祝福其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切顺利。
关于马尔康的转会公告
经与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和球员本人协商达成一致，即日起，马尔康正式转会加盟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
2019赛季，马尔康从K联赛亚军球队庆南FC转会来到河北队，在为河北队效力的46场比赛中，马尔康打进23粒进球，表现出色。
感谢马尔康为河北队做出的贡献，祝福其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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