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释法# 遇到“碰瓷维权”,也有机会反证 via.中国普法
近几年,随着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日益发展,商业版权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起诉企业著作权侵权的案件急速增多。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为例,从2017年至今,该院类似案件已超过千件,案件标的超过千万,涉及图片、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等主要知产领域,被告企业也以败诉居多。
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权的权属认定、侵权行为认定、权利限制等方面注重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在保护著作权人正当权益、明确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同时,也为被诉企业应对版权公司的“碰瓷式维权”提供了反证机会,对遏制恶意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署名推定”确认著作权属
“碰瓷式维权”频发存在现实因素
作为音乐作品的拍摄者,肆达唱片公司与唱鸟公司签订协议,允许唱鸟公司以版权方名义向全国多家KTV先发律师函、再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日园公司应诉后提出相反证据,认为MTV的著作权人应为制片人,且自己已经交纳了曲库的版权使用费,唱鸟公司无权起诉。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此外,制作收录相关作品的音像出版物的主体,不必然是该作品的制片者。
法院最终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肆达公司就是著作权人,唱鸟公司不能基于协议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遂依法驳回起诉。
“如何确认著作权人,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本案的承办法官、思明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李缘缘介绍说。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在司法实务中,“署名推定”原则是确定著作权权属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谓的“署名推定”原则,来源于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提出著作权侵权之诉的原告应首先提交证明著作权权属的证据。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可以作为著作权权属证据的有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有了“署名即获权”这一张通行证,商业版权经营公司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批量式维权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当今法律环境下,这种‘碰瓷’维权现象的活跃是难以避免的。考虑到这些,法院在司法实务中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第七条中‘有相反证明的除外’这个规定,对举证责任也进行了合理分配。”李缘缘说。
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告完成权属证据的举证责任后,被告可以提交相反证据来进行反证。如果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不是著作权人,则原告的诉讼请求就不能获得法院支持。
由此可见,针对著作权的权属认定,“署名推定”与“相反证明”缺一不可。
“时事新闻”界定范围严格
媒体应合理使用著作权作品
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人智力创作成果的同时,也考虑到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必要性,对著作权的使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允许合理使用行为的存在,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
而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媒体对何种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是“合理使用”普遍存在认识误区,导致其极易成为版权公司维权“攻击”的对象,最终被诉侵权并赔偿。
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在涉及著作权侵权的案件中,有些媒体就把‘时事新闻可以合理使用作品’这个法律规定视为‘尚方宝剑’,并常以此为由进行抗辩。”李缘缘说。
厦门某报社编辑人员为了配合基层典型采访专栏,在排版时随手在网络上找了一张“华表”的图片以体现浩然正气。不久,北京某图片公司声称其是“华表”照片的著作权人,要求报社赔偿损失。报社则以报道时事新闻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为由进行抗辩。
思明区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发现,虽然该图片公司同期在全国提起的“华表”图片维权案件超过百件,明显有碰瓷维权的倾向,但经审理查明,该图片公司确实为涉案作品的版权方,报社确实有不合理使用作品的行为。最终,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判定报社赔偿3000元。
李缘缘介绍说,媒体使用著作权作品时要构成合理使用,应同时具备“时事新闻”和“不可避免”两个关键要素。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因此,时事新闻应同时具备客观性和即时性两个特征,既要求客观报道,不掺杂报道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和评论,还要求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传播。
而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中的“不可避免”,媒体使用作品的范围已经被进一步限制,即所用作品与新闻报道必须是一种不可分离、不可替代的关系。
回归本案中,法院认为,报社开设的专栏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并非属于时事新闻。报道内容与“华表”图案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完全可以使用其他图案来代替,不应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使用。
“准确把握著作权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定,可以为媒体行业如何合法地使用作品、提醒媒体预防著作权侵权风险提供参照依据。”李缘缘表示。
代表委员建议出台指导意见
精准把握侵权裁量标准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汝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有些图片公司和个人以侵权为由恶意索赔,地方法院却没有判决标准。因此,他建议“两高”尽快出台著作权裁量指导意见,使文化市场有法可依,健康有序发展。
而在今年初的福建省两会期间,福建省人大代表陈展弘和省政协委员刘安娟也提出,福建司法部门可以从司法务实的角度出发,尽快出台省内的著作权侵权裁量指导意见。
“媒体行业出现的恶意诉讼现象已经偏离了著作权法保护版权的初衷。”陈展弘表示,一些企业或个人通过技术手段精准掌握到媒体转载到没有署名或来源的作品后,想方设法联系上这些图片的版权方,通过低价购买等方式获得短期版权,然后向多家转载媒体索要几万、几十万元的版权费,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严重影响了著作权领域的法治生态环境。
陈展弘认为,现行的著作权法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裁量依据,因此导致基层法官在判案中使用的赔偿标准偏高,给媒体和其他版权消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遏制“碰瓷式维权”这类恶意诉讼带来的负面效应,陈展弘建议,可以适当调整著作权侵权的裁量标准。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轻的,客观上属于公益行为的,媒体间相互转载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版权代理公司、图片公司、个人批量起诉的以及其他特殊情形的,可以制定最低裁量原则,最低裁量的标准则可以参照福建省的经济情况、媒体性质和主观意识等来设定范围。
近几年,随着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日益发展,商业版权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起诉企业著作权侵权的案件急速增多。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为例,从2017年至今,该院类似案件已超过千件,案件标的超过千万,涉及图片、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等主要知产领域,被告企业也以败诉居多。
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权的权属认定、侵权行为认定、权利限制等方面注重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在保护著作权人正当权益、明确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同时,也为被诉企业应对版权公司的“碰瓷式维权”提供了反证机会,对遏制恶意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署名推定”确认著作权属
“碰瓷式维权”频发存在现实因素
作为音乐作品的拍摄者,肆达唱片公司与唱鸟公司签订协议,允许唱鸟公司以版权方名义向全国多家KTV先发律师函、再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日园公司应诉后提出相反证据,认为MTV的著作权人应为制片人,且自己已经交纳了曲库的版权使用费,唱鸟公司无权起诉。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此外,制作收录相关作品的音像出版物的主体,不必然是该作品的制片者。
法院最终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肆达公司就是著作权人,唱鸟公司不能基于协议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遂依法驳回起诉。
“如何确认著作权人,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本案的承办法官、思明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李缘缘介绍说。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在司法实务中,“署名推定”原则是确定著作权权属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谓的“署名推定”原则,来源于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提出著作权侵权之诉的原告应首先提交证明著作权权属的证据。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可以作为著作权权属证据的有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有了“署名即获权”这一张通行证,商业版权经营公司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批量式维权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当今法律环境下,这种‘碰瓷’维权现象的活跃是难以避免的。考虑到这些,法院在司法实务中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第七条中‘有相反证明的除外’这个规定,对举证责任也进行了合理分配。”李缘缘说。
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告完成权属证据的举证责任后,被告可以提交相反证据来进行反证。如果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不是著作权人,则原告的诉讼请求就不能获得法院支持。
由此可见,针对著作权的权属认定,“署名推定”与“相反证明”缺一不可。
“时事新闻”界定范围严格
媒体应合理使用著作权作品
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人智力创作成果的同时,也考虑到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必要性,对著作权的使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允许合理使用行为的存在,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
而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媒体对何种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是“合理使用”普遍存在认识误区,导致其极易成为版权公司维权“攻击”的对象,最终被诉侵权并赔偿。
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在涉及著作权侵权的案件中,有些媒体就把‘时事新闻可以合理使用作品’这个法律规定视为‘尚方宝剑’,并常以此为由进行抗辩。”李缘缘说。
厦门某报社编辑人员为了配合基层典型采访专栏,在排版时随手在网络上找了一张“华表”的图片以体现浩然正气。不久,北京某图片公司声称其是“华表”照片的著作权人,要求报社赔偿损失。报社则以报道时事新闻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为由进行抗辩。
思明区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发现,虽然该图片公司同期在全国提起的“华表”图片维权案件超过百件,明显有碰瓷维权的倾向,但经审理查明,该图片公司确实为涉案作品的版权方,报社确实有不合理使用作品的行为。最终,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判定报社赔偿3000元。
李缘缘介绍说,媒体使用著作权作品时要构成合理使用,应同时具备“时事新闻”和“不可避免”两个关键要素。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因此,时事新闻应同时具备客观性和即时性两个特征,既要求客观报道,不掺杂报道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和评论,还要求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传播。
而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中的“不可避免”,媒体使用作品的范围已经被进一步限制,即所用作品与新闻报道必须是一种不可分离、不可替代的关系。
回归本案中,法院认为,报社开设的专栏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并非属于时事新闻。报道内容与“华表”图案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完全可以使用其他图案来代替,不应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使用。
“准确把握著作权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定,可以为媒体行业如何合法地使用作品、提醒媒体预防著作权侵权风险提供参照依据。”李缘缘表示。
代表委员建议出台指导意见
精准把握侵权裁量标准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汝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有些图片公司和个人以侵权为由恶意索赔,地方法院却没有判决标准。因此,他建议“两高”尽快出台著作权裁量指导意见,使文化市场有法可依,健康有序发展。
而在今年初的福建省两会期间,福建省人大代表陈展弘和省政协委员刘安娟也提出,福建司法部门可以从司法务实的角度出发,尽快出台省内的著作权侵权裁量指导意见。
“媒体行业出现的恶意诉讼现象已经偏离了著作权法保护版权的初衷。”陈展弘表示,一些企业或个人通过技术手段精准掌握到媒体转载到没有署名或来源的作品后,想方设法联系上这些图片的版权方,通过低价购买等方式获得短期版权,然后向多家转载媒体索要几万、几十万元的版权费,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严重影响了著作权领域的法治生态环境。
陈展弘认为,现行的著作权法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裁量依据,因此导致基层法官在判案中使用的赔偿标准偏高,给媒体和其他版权消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遏制“碰瓷式维权”这类恶意诉讼带来的负面效应,陈展弘建议,可以适当调整著作权侵权的裁量标准。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轻的,客观上属于公益行为的,媒体间相互转载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版权代理公司、图片公司、个人批量起诉的以及其他特殊情形的,可以制定最低裁量原则,最低裁量的标准则可以参照福建省的经济情况、媒体性质和主观意识等来设定范围。
为了让克力同明白，违反法律也是一种不义，苏格拉底只好把雅典法律拟人化，想象雅典法律挡在他们面前，阻止他们越狱。法律既然成了人，也就可能成为行不义的对象。
苏格拉底此举还有另一层隐秘的意图：既然法律取代正义的专家和关于正义的一致意见成为新的权威，那么苏格拉底和克力同就应当听从法律的意见，难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法律会赞同苏格拉底越狱吗？
显然不会。所以，当法律出场时，无论他会说什么，苏格拉底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们应该服从法律。
法律对苏格拉底的第一个质疑是：为何不服从法庭的判决？这一质疑本身也需要质疑。诚然，法庭是正义的化身，但这意味着法庭不等于正义本身，法庭与正义之间存在着断裂的可能，法庭的判决完全有可能歪曲正义。
如果城邦对苏格拉底行不义在先，把案子判得不公正，难道他就不能破坏法律了吗？这一回答不仅再现了“恶法非法”这一西方法学史上的经典命题，而且还对法庭的权威构成了最大的挑战：为何法律不能把不义的法庭判决取消掉？
雅典法律并非直接回答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质疑。法律的言说方式是规管和命令，它不与个体对话。法律不需要协商、辩论，法律只需要遵守。
从形式上看，法律的第一段发言呈现出严格的三段论结构。
第一，法律自称生育了苏格拉底，这无异于说法律之于公民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色诺芬曾将美德比作一位白衣女子。在开场，苏格拉底的梦中也曾出现过一位白衣女子，那可能是拟人化的美德。
如果雅典法律说，他与阿蕾忒结合生育了雅典公民，这无疑是最令苏格拉底满意的答案。但法律并没有这样说，法律似乎是单独生育了公民。这暗示，法律所生育的所有公民，都低于法律本身，因为没有其他高于法律的存在参与到生育的行为当中。这也决定了法律之于公民的家长地位。
第二，法律说抚养、教育了苏格拉底，给他提供了音乐和体育教育。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却不足以将苏格拉底培养成哲人。
前两点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前提，第三点是结论：“对于父邦，必须尊敬、服从、谦逊，有过于对待父亲，如果不能说服，就只有唯命是从，叫吃苦就吃苦，毫无怨言。至于鞭打、监禁，或者率领出征、致伤、致死，都必须全部执行，这是正当的，不能规避，不许出走，不得弃职”。
这一三段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生了你，养了你，给你提供教育，所以你就是我的儿子和奴隶，所以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对待你、处置你。一个城邦的法律就是其城邦公民的父亲和主人。况且，法律自称其地位高于父亲和主人，既然儿子不能反抗父亲，奴隶不能反抗主人，苏格拉底就没有理由反抗法律了。
法律这套说辞的正当性建立在父亲统治儿子的正当权威之上，但是，父子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关系，更是一种教育关系。《克力同》抽离了灵魂的因素，分离雅典法律与美德，父子之间的道德教化关系就被忽略了。
儿子不服从、甚至反抗父亲，有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个是阿里斯托芬的《云》。儿子一开始就不听父亲的话，他没有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好好种田，或者找份工作干，而是成天跟人赛马。在经过思想所的苏格拉底的教育后，儿子性情大变，但依然不听父亲的话，而且他不听话得理直气壮，他说他比父亲更聪明，因而更有资格教育、甚至教训父亲，所以儿子打父亲是正义的。
这一说法看似诡辩，其背后的理据是，作为自然的聪明优先于作为法律的人际关系。第二个例子是宙斯。宙斯本身不是一个好儿子，他的全部正当性奠基在推翻父亲克罗洛斯的行动上。
可见，在希腊人看来，儿子服从父亲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但即便如此，法律的这番言辞还是得到了克力同的认可，因为克力同本人就是一位父亲。
法律的第二段发言与第一段的逻辑完全不同，它展现出另外一番法与人的关系。前一段法与人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里法与人的关系是基于同意的契约关系，这可以视作对前一段的补充。父子之间的统治关系并不构成无条件服从的充分条件，在这段论述中，法律说明了无条件服从的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成为哪一个共同体的一分子，是你无法选择的，只要你出生在哪个共同体，你就是哪个共同体的一分子。这样，这个共同体就会抚养你，给你提供必要的教育。
第二，城邦不会强迫你成为城邦的一员，如果你对城邦不满意，你可以带着自己的财物，去任何你喜欢的地方。换言之，你有退出共同体的权利。但如果你选择不退出，这意味着你认可该共同体及其法律，你愿意受到这个共同体的法律约束，并愿意接受违法的惩罚。
第一个条件延续的是上一段论述，它使人成为法律的奴隶，第二个条件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关系——法与人是平等的，法使人成为自由人。
按照现代契约论的说法，自由人通过让渡自己的自由，获得法律的庇护，同时也受法律所节制，他必须与法律达成一致这样一种关系。这说明，无条件服从法律需要将强制和同意结合起来。如果苏格拉底越狱，他将同时违背法律对他的强制以及自由选择的意志。
——王江涛《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诞生》
苏格拉底此举还有另一层隐秘的意图：既然法律取代正义的专家和关于正义的一致意见成为新的权威，那么苏格拉底和克力同就应当听从法律的意见，难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法律会赞同苏格拉底越狱吗？
显然不会。所以，当法律出场时，无论他会说什么，苏格拉底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们应该服从法律。
法律对苏格拉底的第一个质疑是：为何不服从法庭的判决？这一质疑本身也需要质疑。诚然，法庭是正义的化身，但这意味着法庭不等于正义本身，法庭与正义之间存在着断裂的可能，法庭的判决完全有可能歪曲正义。
如果城邦对苏格拉底行不义在先，把案子判得不公正，难道他就不能破坏法律了吗？这一回答不仅再现了“恶法非法”这一西方法学史上的经典命题，而且还对法庭的权威构成了最大的挑战：为何法律不能把不义的法庭判决取消掉？
雅典法律并非直接回答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质疑。法律的言说方式是规管和命令，它不与个体对话。法律不需要协商、辩论，法律只需要遵守。
从形式上看，法律的第一段发言呈现出严格的三段论结构。
第一，法律自称生育了苏格拉底，这无异于说法律之于公民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色诺芬曾将美德比作一位白衣女子。在开场，苏格拉底的梦中也曾出现过一位白衣女子，那可能是拟人化的美德。
如果雅典法律说，他与阿蕾忒结合生育了雅典公民，这无疑是最令苏格拉底满意的答案。但法律并没有这样说，法律似乎是单独生育了公民。这暗示，法律所生育的所有公民，都低于法律本身，因为没有其他高于法律的存在参与到生育的行为当中。这也决定了法律之于公民的家长地位。
第二，法律说抚养、教育了苏格拉底，给他提供了音乐和体育教育。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却不足以将苏格拉底培养成哲人。
前两点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前提，第三点是结论：“对于父邦，必须尊敬、服从、谦逊，有过于对待父亲，如果不能说服，就只有唯命是从，叫吃苦就吃苦，毫无怨言。至于鞭打、监禁，或者率领出征、致伤、致死，都必须全部执行，这是正当的，不能规避，不许出走，不得弃职”。
这一三段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生了你，养了你，给你提供教育，所以你就是我的儿子和奴隶，所以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对待你、处置你。一个城邦的法律就是其城邦公民的父亲和主人。况且，法律自称其地位高于父亲和主人，既然儿子不能反抗父亲，奴隶不能反抗主人，苏格拉底就没有理由反抗法律了。
法律这套说辞的正当性建立在父亲统治儿子的正当权威之上，但是，父子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关系，更是一种教育关系。《克力同》抽离了灵魂的因素，分离雅典法律与美德，父子之间的道德教化关系就被忽略了。
儿子不服从、甚至反抗父亲，有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个是阿里斯托芬的《云》。儿子一开始就不听父亲的话，他没有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好好种田，或者找份工作干，而是成天跟人赛马。在经过思想所的苏格拉底的教育后，儿子性情大变，但依然不听父亲的话，而且他不听话得理直气壮，他说他比父亲更聪明，因而更有资格教育、甚至教训父亲，所以儿子打父亲是正义的。
这一说法看似诡辩，其背后的理据是，作为自然的聪明优先于作为法律的人际关系。第二个例子是宙斯。宙斯本身不是一个好儿子，他的全部正当性奠基在推翻父亲克罗洛斯的行动上。
可见，在希腊人看来，儿子服从父亲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但即便如此，法律的这番言辞还是得到了克力同的认可，因为克力同本人就是一位父亲。
法律的第二段发言与第一段的逻辑完全不同，它展现出另外一番法与人的关系。前一段法与人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里法与人的关系是基于同意的契约关系，这可以视作对前一段的补充。父子之间的统治关系并不构成无条件服从的充分条件，在这段论述中，法律说明了无条件服从的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成为哪一个共同体的一分子，是你无法选择的，只要你出生在哪个共同体，你就是哪个共同体的一分子。这样，这个共同体就会抚养你，给你提供必要的教育。
第二，城邦不会强迫你成为城邦的一员，如果你对城邦不满意，你可以带着自己的财物，去任何你喜欢的地方。换言之，你有退出共同体的权利。但如果你选择不退出，这意味着你认可该共同体及其法律，你愿意受到这个共同体的法律约束，并愿意接受违法的惩罚。
第一个条件延续的是上一段论述，它使人成为法律的奴隶，第二个条件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关系——法与人是平等的，法使人成为自由人。
按照现代契约论的说法，自由人通过让渡自己的自由，获得法律的庇护，同时也受法律所节制，他必须与法律达成一致这样一种关系。这说明，无条件服从法律需要将强制和同意结合起来。如果苏格拉底越狱，他将同时违背法律对他的强制以及自由选择的意志。
——王江涛《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诞生》
【音乐在人的一生中的重要作用】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说过: “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理都具有更高的启示。”凡是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就有音乐。音乐无所不在,音乐与人生紧密相连。音乐是陶冶人们情操最好的方式之一, 而接受哪一种类型的音乐却是与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息息相关而音乐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即使是家庭背景迥然相异的人也都会被那舞动的音符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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