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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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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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区视角看美国对华出口起落】[思考][酷][围观]
周 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日前发布《2021地方出口报告》，对过去十年美国的国会选区对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进行分析，并将近两年来的情况归纳出五个特点。
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出现反弹。报告显示，中国在2020年继续保持了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的位置，但在美国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中，只有对华出口额出现了同比增加（17.7%），表现次佳的是中国台湾（-2.5%）。受此影响，中国与美国第二出口目的地墨西哥间的出口额差距缩小了61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席位对应了435个选区，每个席位约代表71万人。从选区角度观察，2020年有278个选区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出现增长，其中72个选区的增幅超过1亿美元。出口额最高的前三位选区分别是俄勒冈第1选区（75亿美元）、加利福尼亚第17选区（25亿美元）和得克萨斯第7选区（20亿美元）。如将观察窗口放得更久，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年均增加2.4%，也是前十大目的地中增长最快的。
中国的关税豁免符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承诺，促进了美国商品的正常流动。中国的相关机制为购买美国的能源产品、制成品和农产品创造了条件。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从对华油气出口中获得了显著收益。2020年，得克萨斯第7选区和休斯顿的部分地区的对华出口大幅增长超过10亿美元。半导体和零部件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其中半数以上由俄勒冈第1选区出口，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20亿美元。2020年，美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创了新纪录，大豆出口增长了77%。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爱荷华州从对华农产品出口中受益最大。但是，美对华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出口大幅下降，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在2020年对华出口降幅达到99%，华盛顿州第2选区对华出口也因此在上年减少73%的基础上于2020年又下降了10亿美元。
美国多数选区2019年对华出口比上年减少。由于服务贸易的数据比货物贸易滞后一年，目前可以看到的美国各选区对华服务出口数据是2019年的。2019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在经历了多年增长放缓后出现了3%的下降，435个选区中只有42个出现增长。按照出口额排名，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前五类分别为留学服务（140亿美元）、旅游服务（94亿美元）、工业流程相关服务（37亿美元）、商务旅行服务（36亿美元）和航空客运（23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前几大类都与人员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2020年疫情所导致的跨境人员流动限制使得学生、商务访客和游客赴美数量锐减，使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报告显示，在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期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实现了年均11.6%的增速，高居美国服务出口前十大目的地之首。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和第四大服务出口目的地。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中国在美国出口目的地中的位次不变，在服务出口目的地的排名上下降一位，不过只比排在第三的爱尔兰少44亿美元。从绝对值来看，中国仍与美国第一大的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目的地的出口额有不小的差距，美对华出口额分别只有排在首位国家的50.5%和69.5%。根据笔者测算，如果过去十年美国对各目的地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仍然能够延续，中国将分别在21年和6年后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目的地。
对华出口使美国许多行业和地区受益。除上述分析中涉及的油籽、谷物、半导体及其零部件、石油和天然气之外，汽车产业也受益于对华出口，这对于美国多届政府致力于实现的发展制造业目标不无裨益。尽管整体市场不景气，大城市、大学或物流中心所在的一些美国选区，仍从旅游、教育和航运等服务的对华出口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例如，阿拉斯加单一选区和华盛顿州第9选区，分别因为安克雷奇和塔科马港，在美国对华海运和航空货运的增长中获益；加利福利亚第44选区和第47选区也因为洛杉矶港和长滩港而业务繁忙。繁忙的航线以及疫情的影响甚至促使拜登政府通过协商改变运营规则，以7天24小时不间断运营的方式解决港口货物拥堵，并相应作出了便利装卸的卡车夜间道路货运的临时安排。
USCBC认为，无论是货物出口还是服务出口，都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报告提出，2020年有100个选区的就业因对华出口而增加，335个选区下降。其中，15个选区增加超过1000，13个选区的下降超过1000，而华盛顿州第2选区下降超过2万。因为对华出口的就业岗位数量出现大幅波动的州不多，就业岗位数量则与中美双边贸易的产品或服务结构性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而结构性的变化又与关税和中美间的紧张关系有因果关系。
尽管USCBC总体对美对华出口在2020年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仍对现有的高关税对出口的可持续表现出担忧。按照服务贸易的分类，以服务业对外投资而在东道国获得的收益应被纳入出口，近年来伴随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提速，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寻求发展机会，这些都未被计算到USCBC的报告之中。未来，美对华出口潜力空间仍有待在互利共赢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家私营、无党派、非盈利组织，会员包括260多家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目标是开展对华建设性、结果导向的接触，以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建立对各方都可预测的、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商业环境。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周 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日前发布《2021地方出口报告》，对过去十年美国的国会选区对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进行分析，并将近两年来的情况归纳出五个特点。
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出现反弹。报告显示，中国在2020年继续保持了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的位置，但在美国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中，只有对华出口额出现了同比增加（17.7%），表现次佳的是中国台湾（-2.5%）。受此影响，中国与美国第二出口目的地墨西哥间的出口额差距缩小了61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席位对应了435个选区，每个席位约代表71万人。从选区角度观察，2020年有278个选区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出现增长，其中72个选区的增幅超过1亿美元。出口额最高的前三位选区分别是俄勒冈第1选区（75亿美元）、加利福尼亚第17选区（25亿美元）和得克萨斯第7选区（20亿美元）。如将观察窗口放得更久，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年均增加2.4%，也是前十大目的地中增长最快的。
中国的关税豁免符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承诺，促进了美国商品的正常流动。中国的相关机制为购买美国的能源产品、制成品和农产品创造了条件。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从对华油气出口中获得了显著收益。2020年，得克萨斯第7选区和休斯顿的部分地区的对华出口大幅增长超过10亿美元。半导体和零部件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其中半数以上由俄勒冈第1选区出口，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20亿美元。2020年，美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创了新纪录，大豆出口增长了77%。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爱荷华州从对华农产品出口中受益最大。但是，美对华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出口大幅下降，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在2020年对华出口降幅达到99%，华盛顿州第2选区对华出口也因此在上年减少73%的基础上于2020年又下降了10亿美元。
美国多数选区2019年对华出口比上年减少。由于服务贸易的数据比货物贸易滞后一年，目前可以看到的美国各选区对华服务出口数据是2019年的。2019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在经历了多年增长放缓后出现了3%的下降，435个选区中只有42个出现增长。按照出口额排名，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前五类分别为留学服务（140亿美元）、旅游服务（94亿美元）、工业流程相关服务（37亿美元）、商务旅行服务（36亿美元）和航空客运（23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前几大类都与人员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2020年疫情所导致的跨境人员流动限制使得学生、商务访客和游客赴美数量锐减，使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报告显示，在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期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实现了年均11.6%的增速，高居美国服务出口前十大目的地之首。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和第四大服务出口目的地。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中国在美国出口目的地中的位次不变，在服务出口目的地的排名上下降一位，不过只比排在第三的爱尔兰少44亿美元。从绝对值来看，中国仍与美国第一大的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目的地的出口额有不小的差距，美对华出口额分别只有排在首位国家的50.5%和69.5%。根据笔者测算，如果过去十年美国对各目的地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仍然能够延续，中国将分别在21年和6年后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目的地。
对华出口使美国许多行业和地区受益。除上述分析中涉及的油籽、谷物、半导体及其零部件、石油和天然气之外，汽车产业也受益于对华出口，这对于美国多届政府致力于实现的发展制造业目标不无裨益。尽管整体市场不景气，大城市、大学或物流中心所在的一些美国选区，仍从旅游、教育和航运等服务的对华出口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例如，阿拉斯加单一选区和华盛顿州第9选区，分别因为安克雷奇和塔科马港，在美国对华海运和航空货运的增长中获益；加利福利亚第44选区和第47选区也因为洛杉矶港和长滩港而业务繁忙。繁忙的航线以及疫情的影响甚至促使拜登政府通过协商改变运营规则，以7天24小时不间断运营的方式解决港口货物拥堵，并相应作出了便利装卸的卡车夜间道路货运的临时安排。
USCBC认为，无论是货物出口还是服务出口，都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报告提出，2020年有100个选区的就业因对华出口而增加，335个选区下降。其中，15个选区增加超过1000，13个选区的下降超过1000，而华盛顿州第2选区下降超过2万。因为对华出口的就业岗位数量出现大幅波动的州不多，就业岗位数量则与中美双边贸易的产品或服务结构性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而结构性的变化又与关税和中美间的紧张关系有因果关系。
尽管USCBC总体对美对华出口在2020年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仍对现有的高关税对出口的可持续表现出担忧。按照服务贸易的分类，以服务业对外投资而在东道国获得的收益应被纳入出口，近年来伴随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提速，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寻求发展机会，这些都未被计算到USCBC的报告之中。未来，美对华出口潜力空间仍有待在互利共赢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家私营、无党派、非盈利组织，会员包括260多家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目标是开展对华建设性、结果导向的接触，以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建立对各方都可预测的、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商业环境。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国医大师张学文先生治疗脑卒中经验
中风又称脑卒中，是由于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上犯于脑所导致的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舌斜，或不经昏仆，仅以半身不遂，口舌斜，言语不利，偏身麻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本病是一种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多见于中老年人，一年四季皆可发病，但冬春季节发病率最高。本病因其具有发病率高、病死率、致残率高等特点，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给病人、家属及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国医大师张学文从事临床教学工作50余载，对中医急症、中医脑病、疑难病及活血化瘀法的应用等领域均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特别是对脑病学的研究更是功勋卓越。笔者有幸师从于张学文，从中受益匪浅，现将张学文治疗中风病的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辨证论治
张学文根据中风病的发病规律，并结合自己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将中风病概括为四期六证，即中风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证期，而六证则为肝热血瘀、气虚血瘀、痰瘀闭窍、瘀热腑实、颅脑水瘀、肾虚血瘀。并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证型制定了不同的治疗方案。
肝热血瘀证 临床表现为眩晕、头痛或面赤目胀，心烦急躁，或短暂性语言謇涩或失语，或一过性肢体瘫痪无力。大便秘结或黏腻不爽。舌质红黯或舌下有瘀斑，脉弦滑或细涩。此期多为中风早期，治宜清肝化瘀，通脑活络，自拟清脑通络汤，药物组成：菊花、葛根、草决明、川芎、地龙、水蛭、赤芍、天麻、山楂、磁石、丹参、川牛膝等。
气虚血瘀证 临床表现为半身不遂，肢体麻木，神疲乏力，语言不利，面色白光白。舌质淡黯，苔白或白腻。脉细涩等。此期可见于缺血性中风发作期、中风恢复期及后遗症期。治宜益 气活血，自制“通脉舒络液”（丹参、黄芪、川芎、赤芍等）静脉点滴加辨证口服汤剂治疗，总有效率达98.2％。
痰瘀闭窍证 临床表现为突然昏仆，神志不清，肢体偏瘫，喉中痰鸣，语言不利或失语。舌体胖大或歪斜，舌质黯，或有瘀斑，脉弦滑。此期常见于中风急性期闭证或康复初期。由于津血同源，痰瘀相关，决定了瘀血痰浊为本病发生发展的常见结果，久则痰瘀交夹，盘踞脑窍，压迫脑髓，急则神昏窍闭，缓则经络失养而成瘫痪。治宜涤痰开窍，活血化瘀。张学文成功研制“蒲金丹”（菖蒲、郁金、丹参等）肌注，临床配合清开灵静滴，疗效显著。
瘀热腑实证 临床表现为神志昏朦，偏身不遂，舌强语塞，口舌歪斜，面红气粗，痰声辘辘，呕恶便闭。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此期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治宜通腑化痰，活血化瘀。方选生大黄、芒硝、丹参、川牛膝、菖蒲、胆南星、瓜蒌等。
颅脑水瘀证 颅脑水瘀系指瘀血与水湿痰浊互阻于脑络，致神明失主，九窍失司，肢体失用为主要表现的一类证候。小儿如见头颅膨大，囟张不合，头面青筋怒张，皆为颅脑水瘀证形诸于外的客观指征。颅脑水瘀证乃“血不利则为水”所致，为诸多脑病之病理关键。此期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或恢复期以及其他脑病中。本证急则可因瘀血水浊之病理代谢产物压抑脑髓而变证丛生，病情危重。缓则脑髓失养转为“脑髓消”。治宜通窍活血利水。可仿王清任通窍活血汤加丹参、川牛膝、白茅根、茯苓、琥珀等，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脑窍通口服液”治疗中风失语，可有效降低颅内压，对小儿脑积水、中风早期康复及脑肿瘤有明显疗效。
肾虚血瘀证 临床表现为音喑失语，心悸，腰膝酸软，半身不遂，舌质红或黯红，脉沉细等。此期多见于中风病后期。患者肝肾本已亏虚，精血衰耗，脉络之瘀滞不去，清窍失濡，肢体失用。治宜补肾益髓，活血化瘀。常用地黄饮子加减，如加丹参、鹿衔草、桑寄生、川牛膝、肉苁蓉、桃仁、红花等，或佐黄芪以益气活血，水蛭以祛瘀生新。张学文辨证治疗中风病的过程中，多会选用活血化瘀法，并将此法应用于整个治疗过程，活血化瘀法是针对瘀血内停，脉络瘀阻，血行失度而采取的以改善血液循环，化除体内瘀滞为基点的一种有效治法，故用本法治疗中风病的卓越功效早已为临床及实验研究所证实。
典型医案
男，55岁，2013年4月6日初诊。3小时前因情绪激动后，突然出现昏仆，神志不清，并伴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呕吐物为食物残渣，成喷射状，右侧肢体活动不利，二便失禁。遂由急诊收入医院，查颅脑CT示：左侧基底节区出血，出血量为30mL，并破入侧脑室。因经济原因，家属拒绝手术，选择内科保守治疗，遂给与脱水降颅压和对症支持治疗。请张学文会诊，查舌质暗红，苔黄腻有瘀斑，脉弦涩。
诊断：（颅脑水瘀型）中风，中脏腑。
治法：通窍活血，化瘀利水。
方药：丹参15g，桃仁15g，红花15g，益母草30g，茯苓24g，川牛膝15g，白茅根30g，川芎12g，赤芍12g，水蛭6g，三七粉3g（冲），石菖蒲10g。3剂，水煎服，1日(3～4)次。
服药后，患者神志清楚，头痛、恶心、呕吐症状减轻，1周左右病情基本稳定，15天后选择出院。之后一直在门诊复诊，皆在原方基础上加减，3个月后，症状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
按：张学文认为颅脑水瘀是中风病发病的关键，并可见于中风的急性期或恢复期。急性期因瘀血水浊等病理产物压抑脑髓可导致病情危重，见神志不清、昏聩不语，言语错乱，头痛呕吐，缓则水瘀互阻，脑神失养，肢体失用。张学文在通窍活血汤基础上，加用丹参活血化瘀，茯苓、益母草利水化浊，川牛膝活血利水，引水引血下行，取名“通窍活血利水方”，临证应用，根据病情灵活化裁。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伴有脑水肿，加三七粉、水蛭行血止血，祛瘀生新，全方具有化瘀止血，开窍醒神，脱水降低脑压的作用。（李宝玲 方庆）
作者：李宝玲 山西省中医院 方庆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2013级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中风又称脑卒中，是由于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上犯于脑所导致的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舌斜，或不经昏仆，仅以半身不遂，口舌斜，言语不利，偏身麻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本病是一种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多见于中老年人，一年四季皆可发病，但冬春季节发病率最高。本病因其具有发病率高、病死率、致残率高等特点，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给病人、家属及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国医大师张学文从事临床教学工作50余载，对中医急症、中医脑病、疑难病及活血化瘀法的应用等领域均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特别是对脑病学的研究更是功勋卓越。笔者有幸师从于张学文，从中受益匪浅，现将张学文治疗中风病的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辨证论治
张学文根据中风病的发病规律，并结合自己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将中风病概括为四期六证，即中风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证期，而六证则为肝热血瘀、气虚血瘀、痰瘀闭窍、瘀热腑实、颅脑水瘀、肾虚血瘀。并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证型制定了不同的治疗方案。
肝热血瘀证 临床表现为眩晕、头痛或面赤目胀，心烦急躁，或短暂性语言謇涩或失语，或一过性肢体瘫痪无力。大便秘结或黏腻不爽。舌质红黯或舌下有瘀斑，脉弦滑或细涩。此期多为中风早期，治宜清肝化瘀，通脑活络，自拟清脑通络汤，药物组成：菊花、葛根、草决明、川芎、地龙、水蛭、赤芍、天麻、山楂、磁石、丹参、川牛膝等。
气虚血瘀证 临床表现为半身不遂，肢体麻木，神疲乏力，语言不利，面色白光白。舌质淡黯，苔白或白腻。脉细涩等。此期可见于缺血性中风发作期、中风恢复期及后遗症期。治宜益 气活血，自制“通脉舒络液”（丹参、黄芪、川芎、赤芍等）静脉点滴加辨证口服汤剂治疗，总有效率达98.2％。
痰瘀闭窍证 临床表现为突然昏仆，神志不清，肢体偏瘫，喉中痰鸣，语言不利或失语。舌体胖大或歪斜，舌质黯，或有瘀斑，脉弦滑。此期常见于中风急性期闭证或康复初期。由于津血同源，痰瘀相关，决定了瘀血痰浊为本病发生发展的常见结果，久则痰瘀交夹，盘踞脑窍，压迫脑髓，急则神昏窍闭，缓则经络失养而成瘫痪。治宜涤痰开窍，活血化瘀。张学文成功研制“蒲金丹”（菖蒲、郁金、丹参等）肌注，临床配合清开灵静滴，疗效显著。
瘀热腑实证 临床表现为神志昏朦，偏身不遂，舌强语塞，口舌歪斜，面红气粗，痰声辘辘，呕恶便闭。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此期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治宜通腑化痰，活血化瘀。方选生大黄、芒硝、丹参、川牛膝、菖蒲、胆南星、瓜蒌等。
颅脑水瘀证 颅脑水瘀系指瘀血与水湿痰浊互阻于脑络，致神明失主，九窍失司，肢体失用为主要表现的一类证候。小儿如见头颅膨大，囟张不合，头面青筋怒张，皆为颅脑水瘀证形诸于外的客观指征。颅脑水瘀证乃“血不利则为水”所致，为诸多脑病之病理关键。此期常见于中风急性期或恢复期以及其他脑病中。本证急则可因瘀血水浊之病理代谢产物压抑脑髓而变证丛生，病情危重。缓则脑髓失养转为“脑髓消”。治宜通窍活血利水。可仿王清任通窍活血汤加丹参、川牛膝、白茅根、茯苓、琥珀等，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脑窍通口服液”治疗中风失语，可有效降低颅内压，对小儿脑积水、中风早期康复及脑肿瘤有明显疗效。
肾虚血瘀证 临床表现为音喑失语，心悸，腰膝酸软，半身不遂，舌质红或黯红，脉沉细等。此期多见于中风病后期。患者肝肾本已亏虚，精血衰耗，脉络之瘀滞不去，清窍失濡，肢体失用。治宜补肾益髓，活血化瘀。常用地黄饮子加减，如加丹参、鹿衔草、桑寄生、川牛膝、肉苁蓉、桃仁、红花等，或佐黄芪以益气活血，水蛭以祛瘀生新。张学文辨证治疗中风病的过程中，多会选用活血化瘀法，并将此法应用于整个治疗过程，活血化瘀法是针对瘀血内停，脉络瘀阻，血行失度而采取的以改善血液循环，化除体内瘀滞为基点的一种有效治法，故用本法治疗中风病的卓越功效早已为临床及实验研究所证实。
典型医案
男，55岁，2013年4月6日初诊。3小时前因情绪激动后，突然出现昏仆，神志不清，并伴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呕吐物为食物残渣，成喷射状，右侧肢体活动不利，二便失禁。遂由急诊收入医院，查颅脑CT示：左侧基底节区出血，出血量为30mL，并破入侧脑室。因经济原因，家属拒绝手术，选择内科保守治疗，遂给与脱水降颅压和对症支持治疗。请张学文会诊，查舌质暗红，苔黄腻有瘀斑，脉弦涩。
诊断：（颅脑水瘀型）中风，中脏腑。
治法：通窍活血，化瘀利水。
方药：丹参15g，桃仁15g，红花15g，益母草30g，茯苓24g，川牛膝15g，白茅根30g，川芎12g，赤芍12g，水蛭6g，三七粉3g（冲），石菖蒲10g。3剂，水煎服，1日(3～4)次。
服药后，患者神志清楚，头痛、恶心、呕吐症状减轻，1周左右病情基本稳定，15天后选择出院。之后一直在门诊复诊，皆在原方基础上加减，3个月后，症状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
按：张学文认为颅脑水瘀是中风病发病的关键，并可见于中风的急性期或恢复期。急性期因瘀血水浊等病理产物压抑脑髓可导致病情危重，见神志不清、昏聩不语，言语错乱，头痛呕吐，缓则水瘀互阻，脑神失养，肢体失用。张学文在通窍活血汤基础上，加用丹参活血化瘀，茯苓、益母草利水化浊，川牛膝活血利水，引水引血下行，取名“通窍活血利水方”，临证应用，根据病情灵活化裁。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伴有脑水肿，加三七粉、水蛭行血止血，祛瘀生新，全方具有化瘀止血，开窍醒神，脱水降低脑压的作用。（李宝玲 方庆）
作者：李宝玲 山西省中医院 方庆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2013级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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