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娃：初中不用包书皮了，本子的样式也没人管了。
大娃：高中有的课睡觉都没人管了。
我：等上了大学，去不去教室也没人管了。

披星戴月，求学不易。尝试推迟到6：15叫早起床，洗漱、车里吃早点，三十三分钟后大娃到校，四十五分钟后二娃到校。俩娃效率很高，这样每天就能多睡十五分钟。

等大学毕了业，越往后越会发现，“有人管”其实是件挺幸福的事。

而“管人”，同样也是件挺幸福的事。

南怀瑾老先生曾说：所谓“人生的意义”，不过是“参赞天地之化育”。

无他。

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佛教的出世主义违背了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典型的“不忠不孝”，不可以治天下。这个看法，从唐代的韩愈开始，经“宋初三先生”，到二程朱熹，至于王阳明，基本没有异议。王阳明很少批判佛教，但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有一段关于佛教的看法，认为儒学在三教中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设“纪纲政事”、行“礼乐教化”，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个人的内在的修为，“内圣”才能“外王”，而内圣的前提，则在于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在王阳明看来，佛教最大的缺陷，正在于忽略了人际间的伦理道德，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从而陷于“自私自利”之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批判佛教“自私自利”，属“老调重弹”，因为在他以前的二程、朱熹、陆九渊早就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佛教在教义上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广度众生，这应该是“大公无私”，而非“自私自利”，但从儒家的立场看来，佛教由于没有尽到社会伦理的责任、缺乏政治的担当，所以是自私的、偏狭的。

另外，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对佛教“清心绝欲”、“济度群生”的教义是非常熟悉的，但他认为，国家当下的急需，是拿出具体的对策，施行仁政，解决天灾人祸、财力不济、万民困苦的危局，这个时候光凭烧香求佛、推崇佛教那一套“去苦跻乐”之道是不明智的。不仅如此，王阳明对佛教“自私自利”的批判，还在于他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深刻的“著相”理论：

先生尝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金刚经》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坛经》亦云“无念、无住、无相”，其理一脉相承。这是佛教、特别是禅学非常高妙的思想境界。不过，按照王阳明的判教，禅学不管如何的高明，仍有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声称不著相，实际著了相，因为佛教的戒律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尽到人世间的道德责任。冯友兰提出，禅宗说“运水砍柴，无非妙道”，为什么“忠君事父”就不是妙道？宋明理学在逻辑上就是接过禅宗而讲的。这个看法，实际上立足于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伦理本位的传统，大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线路。王阳明对于佛教在世俗伦理“缺位”的批判，也成为他讨论儒佛两教在精神境界中“毫厘之差”的思想基础。

看到了弱小的自己。
在自己的时与位上生存，在自己的角度去欣赏外界，看到阳的一面，也因自己角度看不到阴的一面。
不再用“完美”去评价欣赏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如自己，有好的优势也有缺陷不足。美好是好与不好共存共生的。
参赞天地之化育，理解了，自己的心没那么堵了。把自己当下的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