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道世在原野上转了一圈，坐在远眺奥克兰的长椅上，长出了一口气。离开酒店还不到一个小时，原本躲在房间里的自己却来到了这个地方，眺望着来路。从日本越过大海来到这个岛国，爬到高高的山上眺望脚下的风景，然后越过大海来到这个半岛，继续眺望原来那个岛屿。道世此时才领悟到，这就是世人所谓的“旅行”。换言之，旅行的精髓就是走到一个地方，远眺自己待过的地方。她连忙拿出腰包里的本子，写下一句话——精髓就是往上爬，然后眺望。青山七惠《我们的家》
#学党史 跟党走# 【共产国际讲坛第一次响起中国共产党人声音】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张太雷烈士现存于世唯一的一封家书手稿。它，写于革命者踏上征程的前夜，其残破的外表述说着几十年的风雨颠簸，涂改的笔迹抒发着书写者内心的踌躇与谨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张太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张太雷生于1898年6月，原名张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使用过多个名字，后因立志化作“巨雷”，以期冲散阴霾，击碎旧世界，遂取其字“泰来”的谐音，改名“太雷”。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情况，希望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被李大钊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张太雷担任了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积极参加在北京、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在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12月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随后，张太雷被发展为支部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不再由俄共（布）下属组织联络，而改归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一个代表前去。李大钊等商定，派曾与维经斯基有过联系（维经斯基已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年仅22岁的张太雷前往。张太雷在赴俄之前给妻子陆静华写了文章开头提及的这封信。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向亟盼他毕业后找到如意工作、进而改善家境的母亲、妻子诉说自己放弃读书做官的老路、走上共产主义之路的决定，并希望获得她们的理解。这封家书写得很艰难。张太雷为保守党的秘密又不能言明此行目的，需要道理通达又不能长篇大论，言辞恳切又通俗易懂，为此，他踌躇不已。最终，他选择从母亲、妻子最为蔑视的官员腐败入手，讲做官发财后容易腐败堕落，不仅理想堕落，日常生活也堕落了，做官发财是一种害人的东西，与他们追求的幸福是完全相悖的，最后告知母亲、妻子他所追求的幸福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不仅仅是家庭温饱，而是人民将来永久的幸福，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张太雷乔装打扮越过中俄边界，乘上火车，在漫天风雪里于1921年3月抵达远东书记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短短的3个月里干了许多事情：他与书记处多次开会，详细讨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负责筹备中国科，中共任命他为书记，忠实地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令、为中苏双方互通情况的任务；参加了筹建朝鲜共产党及促进日本工人运动的活动等。同时，他还受中共指令准备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张太雷感到很充实，在异国他乡的陌生工作环境里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五分钟演讲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形势下，为制定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战略策略而召开的。初夏的莫斯科一派生机勃勃，到处充满了“澎湃赤潮”的浓烈气氛。1921年6月22日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张太雷和后来抵达莫斯科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张太雷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他们十分荣幸地见到了列宁，亲眼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先后两次在大会上的演讲，感到无比振奋和鼓舞。7月12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瑰丽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楼上楼下无一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大会上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宣读致共产国际三大的长篇报告。这份报告最初由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起草，署名张太雷和杨好德（亦为杨厚德，即杨明斋）。张太雷到莫斯科后，根据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需要进一步修改报告。鉴于报告篇幅之长、思想容量之大、牵涉问题之多、分析难度之高，加上时间之紧迫，舒米亚茨基又很忙，张太雷便请瞿秋白协助整理、修改。修订后的报告翻译成中文长达15000多字，由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等9个部分构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国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高水平的全面分析、总结和汇报。通过这份材料，不仅可以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情况，还可以从中看出张太雷在当时已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执行主席郑重宣布：由于要求上台发言的人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太雷深感为难。要知道，这是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第一次走上共产国际讲坛，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意义可谓十分重大。但他迅速镇定下来，知道照原来的讲稿发言是不可能了，便决定干脆不用讲稿。正当他凝神调整思路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张太雷迅即起身，把讲稿交给瞿秋白，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演说。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远东的问题尖锐地摆出来，使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们心头为之一怔。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给予关注和支援，特别对中国的发展应予更进一步的注意。”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也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他们以巨大援助。“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这一沉重的发问，震撼着整个会场。张太雷接着用明确而坚定的语气回答道，“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最后，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体代表为他的演说所打动，纷纷站起来向他热情鼓掌，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都含笑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会场上同时响起了用各种语言高唱的《国际歌》。张太雷这1000多字的演讲，刚好讲了5分钟，达到了寻求国际支持的目的。至于那15000字的讲稿，会后递交给大会主席团，刊登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舒米亚茨基曾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舞台上最早发表的文献”。苏联学者M·A·T佩尔西茨评价：“《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的可靠史料，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张太雷的这份报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较多的了解。大会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派马林到中国来指导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张太雷烈士现存于世唯一的一封家书手稿。它，写于革命者踏上征程的前夜，其残破的外表述说着几十年的风雨颠簸，涂改的笔迹抒发着书写者内心的踌躇与谨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张太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张太雷生于1898年6月，原名张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使用过多个名字，后因立志化作“巨雷”，以期冲散阴霾，击碎旧世界，遂取其字“泰来”的谐音，改名“太雷”。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情况，希望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被李大钊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张太雷担任了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积极参加在北京、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在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12月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随后，张太雷被发展为支部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不再由俄共（布）下属组织联络，而改归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一个代表前去。李大钊等商定，派曾与维经斯基有过联系（维经斯基已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年仅22岁的张太雷前往。张太雷在赴俄之前给妻子陆静华写了文章开头提及的这封信。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向亟盼他毕业后找到如意工作、进而改善家境的母亲、妻子诉说自己放弃读书做官的老路、走上共产主义之路的决定，并希望获得她们的理解。这封家书写得很艰难。张太雷为保守党的秘密又不能言明此行目的，需要道理通达又不能长篇大论，言辞恳切又通俗易懂，为此，他踌躇不已。最终，他选择从母亲、妻子最为蔑视的官员腐败入手，讲做官发财后容易腐败堕落，不仅理想堕落，日常生活也堕落了，做官发财是一种害人的东西，与他们追求的幸福是完全相悖的，最后告知母亲、妻子他所追求的幸福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不仅仅是家庭温饱，而是人民将来永久的幸福，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张太雷乔装打扮越过中俄边界，乘上火车，在漫天风雪里于1921年3月抵达远东书记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短短的3个月里干了许多事情：他与书记处多次开会，详细讨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负责筹备中国科，中共任命他为书记，忠实地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令、为中苏双方互通情况的任务；参加了筹建朝鲜共产党及促进日本工人运动的活动等。同时，他还受中共指令准备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张太雷感到很充实，在异国他乡的陌生工作环境里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五分钟演讲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形势下，为制定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战略策略而召开的。初夏的莫斯科一派生机勃勃，到处充满了“澎湃赤潮”的浓烈气氛。1921年6月22日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张太雷和后来抵达莫斯科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张太雷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他们十分荣幸地见到了列宁，亲眼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先后两次在大会上的演讲，感到无比振奋和鼓舞。7月12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瑰丽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楼上楼下无一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大会上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宣读致共产国际三大的长篇报告。这份报告最初由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起草，署名张太雷和杨好德（亦为杨厚德，即杨明斋）。张太雷到莫斯科后，根据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需要进一步修改报告。鉴于报告篇幅之长、思想容量之大、牵涉问题之多、分析难度之高，加上时间之紧迫，舒米亚茨基又很忙，张太雷便请瞿秋白协助整理、修改。修订后的报告翻译成中文长达15000多字，由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等9个部分构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国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高水平的全面分析、总结和汇报。通过这份材料，不仅可以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情况，还可以从中看出张太雷在当时已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执行主席郑重宣布：由于要求上台发言的人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太雷深感为难。要知道，这是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第一次走上共产国际讲坛，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意义可谓十分重大。但他迅速镇定下来，知道照原来的讲稿发言是不可能了，便决定干脆不用讲稿。正当他凝神调整思路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张太雷迅即起身，把讲稿交给瞿秋白，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演说。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远东的问题尖锐地摆出来，使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们心头为之一怔。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给予关注和支援，特别对中国的发展应予更进一步的注意。”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也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他们以巨大援助。“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这一沉重的发问，震撼着整个会场。张太雷接着用明确而坚定的语气回答道，“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最后，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体代表为他的演说所打动，纷纷站起来向他热情鼓掌，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都含笑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会场上同时响起了用各种语言高唱的《国际歌》。张太雷这1000多字的演讲，刚好讲了5分钟，达到了寻求国际支持的目的。至于那15000字的讲稿，会后递交给大会主席团，刊登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舒米亚茨基曾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舞台上最早发表的文献”。苏联学者M·A·T佩尔西茨评价：“《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的可靠史料，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张太雷的这份报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较多的了解。大会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派马林到中国来指导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
【绕川红色艰险地上的发展奇迹】巴中市秦巴山区随处可见连片的产业基地。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新华社成都4月20日电 谷雨时节，川蜀大地生机盎然。
夹金山下，晨曦唤醒了万亩玫瑰花田里的花骨朵；
秦巴山上，成片的花椒树已吐露新芽；
赤水河畔，甜橙花的幽香弥漫了河谷；
大渡河边，鲜红透亮的樱桃挂满了枝头……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眼前这一片片绿意盎然的地方曾是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地。
80多年过去，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在这一片片土地上传承发扬，昔日红色艰险地上诞生发展奇迹。
艰险地之变
赤水河畔，晨雾渐散，一栋栋整洁的民居掩映在甜橙树林里，犹如水墨画卷。
古蔺县太平镇村民李正芬一大早在甜橙林里除草施肥。通过甜橙种植，她家与全国千万脱贫户一样，日子越过越甜。“以前在渡口背煤，脸黢黑，像熊猫。”
这个渡口正是古蔺县太平渡口，地处川黔山谷之间，险峻异常。
80多年前，中央红军沿着渡口搭浮桥、造木筏，完成了第二渡、第四渡赤水的伟大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翻开长征史，绕川艰险地处处有红军：红军三大主力在川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跨越急流、征服雪山、穿越草地，在数十个县（区）的崇山峻岭间留下红色足迹。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之际，川陕苏区的红军将士也开始长征。
当年川陕苏区核心地巴中市通江县，位于沟深林密的秦巴山深处。在该县毛浴镇，随处可见的“红色年代”“红军挂面”店铺名和红军石刻标语，讲述着红军和当地群众携手战斗的烽火岁月。
暮春，漫山遍野的白芍给毛浴镇山坡披上绿装。该镇种植白芍等中药材1300多亩，成为农民致富大产业。
川西泸定桥头，不时有缠着头巾的老乡叫卖红彤彤的樱桃。泸定这座红色小城，因盛产优质樱桃，成为有名的“红樱桃之乡”。
昔日枪林弹雨已恍如隔世，山风吹着泸定桥上的铁索，让人感受到红军渡桥的艰险。
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后，一路向夹金山行军，开始踏上征服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
川西高原上的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雕塑矗立在几百名红军将士牺牲的地方，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瞻仰，久久沉默。
村后是辽阔的大草原，红军在此留下“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感人故事。
如今的草地，已变成游客打卡之地，青草、飞鸟、牦牛……成为“若诗若画若尔盖”。“十三五”期间，若尔盖县游客总量超千万人次，实现经济收入近80亿元。
秦巴山区、乌蒙山麓、大渡河畔、高原草地……绕川红色土地上，处处散发着生机，形成一条条绿色发展的大走廊，也在长江、黄河上游竖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不变的誓言
艰险地变化的背后，是不变的誓言。
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地。在达维镇冒水村，“玫瑰长征”的故事家喻户晓。
玫瑰，是冒水村村支书陈望慧带领乡亲致富的“美丽事业”。曾经，当地农作物以土豆、胡豆为主，人们起早贪黑，却始终富不起来。
几年前，村民的土豆被野猪“扫荡”后，留下一株坚强的野玫瑰，让陈望慧一直难忘。当得知玫瑰精油比黄金还贵时，她激动得彻夜难眠。
此后，她坐大巴、挤三轮、蹭拖拉机，从甘肃到山东，四处“取经”，柔弱的女人走完了“玫瑰长征”。
50亩、500亩、10000亩……在陈望慧带动下，小金县30多个村种起了玫瑰。3000多户村民，户均增收1.5万元左右。“看到大家腰包鼓起来，从内心高兴。”陈望慧说，当年红军打天下为了百姓，现在更不能忘记初心。
赤水河畔，古蔺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王崇东为推广甜橙种植，常年在山路上奔波。一次，他在山上摔了个颅内出血，休养几天后仍放心不下甜橙林，又赶回赤水河边。王崇东说，老乡传统观念强，非要在甜橙苗旁种玉米，用来喂猪。
后来，王崇东让示范户带动，老乡慢慢接受了科学种植技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老乡富了，才不愧对这块红色土地。”王崇东说，现在古蔺县赤水河畔，20多万亩甜橙让老乡日子“甜上加甜”。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彝海结盟纪念馆里，一块木板上写着“红军要帮助回夷谋解放”。过去8年，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奋战在大凉山深处，践行着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四川有150名扶贫干部牺牲。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23岁，年龄最大的68岁。
换穷貌、拔穷根、谋富业……新时期党员干部不忘先辈誓言，昔日绕川红色艰险地，已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永恒的精神
彝海边，58岁的沙马依姑眼睛炯炯有神。
他是见证彝海结盟的“毕摩”沙马尔各的孙子。当年，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成功抢渡大渡河。
然而，为红军提供帮助的许多彝族群众，都遭到反动军阀的疯狂报复。1945年，沙马尔各遭遇意外不幸离世。
“他到死都在等红军回来。”沙马尔各的儿媳、84岁的苏久克的莫说。
1986年，彝海成立了管理处，23岁的沙马依姑成为首位工作人员，每天劝说毁林开荒、采伐木材的老乡，忙得“坐都坐不住”。
20世纪80年代，彝海村已有很多老乡外出务工，但沙马家的人全都留了下来。“彝族谚语说‘祖先住的地方，后代不能断火’，守护它，是分内的事情。”
沙马依姑一定要这里山清水秀。
年复一年，沙马依姑守护着彝海。2005年5月，彝海结盟纪念馆落成，他当起了讲解员，每每讲起爷爷的故事，眼里都放着光。
红色土地孕育红色的精神，并扎根在群众心中。
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春雨浸润着一排排无字墓碑。这座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万余名红军烈士。
作为川陕苏区中心的巴中，当年每10人就有1人当红军，每30人就有1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通江县诺水河镇脱贫户李国芝写在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他的一双大手布满伤口和老茧，那是他栽花椒树时，被荆棘刺后留下的伤痕。
“要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这些年来，他每天起早贪黑，平整了几十亩撂荒地，种下了中药材、花椒，养殖了几十头黄羊、生猪，去年纯收入近10万元。
红色精神不仅仅激励着李国芝，赤水河边、大渡河畔、高原雪山……在绕川红色艰险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党员干部带领下，继续攻坚克难，守护绿水青山，朝着乡村振兴迈进。
新华社成都4月20日电 谷雨时节，川蜀大地生机盎然。
夹金山下，晨曦唤醒了万亩玫瑰花田里的花骨朵；
秦巴山上，成片的花椒树已吐露新芽；
赤水河畔，甜橙花的幽香弥漫了河谷；
大渡河边，鲜红透亮的樱桃挂满了枝头……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眼前这一片片绿意盎然的地方曾是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地。
80多年过去，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在这一片片土地上传承发扬，昔日红色艰险地上诞生发展奇迹。
艰险地之变
赤水河畔，晨雾渐散，一栋栋整洁的民居掩映在甜橙树林里，犹如水墨画卷。
古蔺县太平镇村民李正芬一大早在甜橙林里除草施肥。通过甜橙种植，她家与全国千万脱贫户一样，日子越过越甜。“以前在渡口背煤，脸黢黑，像熊猫。”
这个渡口正是古蔺县太平渡口，地处川黔山谷之间，险峻异常。
80多年前，中央红军沿着渡口搭浮桥、造木筏，完成了第二渡、第四渡赤水的伟大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翻开长征史，绕川艰险地处处有红军：红军三大主力在川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跨越急流、征服雪山、穿越草地，在数十个县（区）的崇山峻岭间留下红色足迹。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之际，川陕苏区的红军将士也开始长征。
当年川陕苏区核心地巴中市通江县，位于沟深林密的秦巴山深处。在该县毛浴镇，随处可见的“红色年代”“红军挂面”店铺名和红军石刻标语，讲述着红军和当地群众携手战斗的烽火岁月。
暮春，漫山遍野的白芍给毛浴镇山坡披上绿装。该镇种植白芍等中药材1300多亩，成为农民致富大产业。
川西泸定桥头，不时有缠着头巾的老乡叫卖红彤彤的樱桃。泸定这座红色小城，因盛产优质樱桃，成为有名的“红樱桃之乡”。
昔日枪林弹雨已恍如隔世，山风吹着泸定桥上的铁索，让人感受到红军渡桥的艰险。
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后，一路向夹金山行军，开始踏上征服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
川西高原上的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雕塑矗立在几百名红军将士牺牲的地方，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瞻仰，久久沉默。
村后是辽阔的大草原，红军在此留下“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感人故事。
如今的草地，已变成游客打卡之地，青草、飞鸟、牦牛……成为“若诗若画若尔盖”。“十三五”期间，若尔盖县游客总量超千万人次，实现经济收入近80亿元。
秦巴山区、乌蒙山麓、大渡河畔、高原草地……绕川红色土地上，处处散发着生机，形成一条条绿色发展的大走廊，也在长江、黄河上游竖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不变的誓言
艰险地变化的背后，是不变的誓言。
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地。在达维镇冒水村，“玫瑰长征”的故事家喻户晓。
玫瑰，是冒水村村支书陈望慧带领乡亲致富的“美丽事业”。曾经，当地农作物以土豆、胡豆为主，人们起早贪黑，却始终富不起来。
几年前，村民的土豆被野猪“扫荡”后，留下一株坚强的野玫瑰，让陈望慧一直难忘。当得知玫瑰精油比黄金还贵时，她激动得彻夜难眠。
此后，她坐大巴、挤三轮、蹭拖拉机，从甘肃到山东，四处“取经”，柔弱的女人走完了“玫瑰长征”。
50亩、500亩、10000亩……在陈望慧带动下，小金县30多个村种起了玫瑰。3000多户村民，户均增收1.5万元左右。“看到大家腰包鼓起来，从内心高兴。”陈望慧说，当年红军打天下为了百姓，现在更不能忘记初心。
赤水河畔，古蔺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王崇东为推广甜橙种植，常年在山路上奔波。一次，他在山上摔了个颅内出血，休养几天后仍放心不下甜橙林，又赶回赤水河边。王崇东说，老乡传统观念强，非要在甜橙苗旁种玉米，用来喂猪。
后来，王崇东让示范户带动，老乡慢慢接受了科学种植技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老乡富了，才不愧对这块红色土地。”王崇东说，现在古蔺县赤水河畔，20多万亩甜橙让老乡日子“甜上加甜”。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彝海结盟纪念馆里，一块木板上写着“红军要帮助回夷谋解放”。过去8年，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奋战在大凉山深处，践行着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四川有150名扶贫干部牺牲。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23岁，年龄最大的68岁。
换穷貌、拔穷根、谋富业……新时期党员干部不忘先辈誓言，昔日绕川红色艰险地，已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永恒的精神
彝海边，58岁的沙马依姑眼睛炯炯有神。
他是见证彝海结盟的“毕摩”沙马尔各的孙子。当年，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成功抢渡大渡河。
然而，为红军提供帮助的许多彝族群众，都遭到反动军阀的疯狂报复。1945年，沙马尔各遭遇意外不幸离世。
“他到死都在等红军回来。”沙马尔各的儿媳、84岁的苏久克的莫说。
1986年，彝海成立了管理处，23岁的沙马依姑成为首位工作人员，每天劝说毁林开荒、采伐木材的老乡，忙得“坐都坐不住”。
20世纪80年代，彝海村已有很多老乡外出务工，但沙马家的人全都留了下来。“彝族谚语说‘祖先住的地方，后代不能断火’，守护它，是分内的事情。”
沙马依姑一定要这里山清水秀。
年复一年，沙马依姑守护着彝海。2005年5月，彝海结盟纪念馆落成，他当起了讲解员，每每讲起爷爷的故事，眼里都放着光。
红色土地孕育红色的精神，并扎根在群众心中。
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春雨浸润着一排排无字墓碑。这座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万余名红军烈士。
作为川陕苏区中心的巴中，当年每10人就有1人当红军，每30人就有1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通江县诺水河镇脱贫户李国芝写在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他的一双大手布满伤口和老茧，那是他栽花椒树时，被荆棘刺后留下的伤痕。
“要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这些年来，他每天起早贪黑，平整了几十亩撂荒地，种下了中药材、花椒，养殖了几十头黄羊、生猪，去年纯收入近10万元。
红色精神不仅仅激励着李国芝，赤水河边、大渡河畔、高原雪山……在绕川红色艰险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党员干部带领下，继续攻坚克难，守护绿水青山，朝着乡村振兴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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