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妈咨询# 健康群宝妈：4日早上给娃剥煮熟的螃蟹不小心扎到大拇指，伤口不大也不怎么严重；4-5日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洗手的时候伤口浸湿有用布擦干，伤口轻微疼痛；6日早上起床发现大拇指红肿疼痛，到中午出现一条类似刮出来的瘀血状的红色痕迹，从大拇指延伸到手臂中间，到傍晚延伸到手肘处，红色痕迹还会痛。今天带娃有事没去医院看，去了家附近的诊所，说是可能静脉炎，让吃1颗开瑞坦+2颗地塞米松。童爸点评：静脉炎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去查了一点科普，仅供参考。该去医院还是要考虑去正规医院看看的。
静脉炎是指静脉内存在炎症，而血栓形成则表明静脉内存在血凝块。
浅静脉炎 — 浅静脉炎是指在没有血栓存在的情况下，静脉出现疼痛和炎症。浅静脉炎通常为初始的临床诊断，是指患者出现沿浅静脉路径的疼痛、压痛、硬化和红斑。它是由炎症引起，可伴有血栓形成，少数情况下可伴有感染。如果血栓表现为增厚的条索样结构，或在后续影像学检查中被发现(通常情况下)，则首选的术语是血栓性浅静脉炎或浅静脉血栓形成(superficial vein thrombosis, SVT)。
血栓性浅静脉炎 — 双功能超声检查的更频繁应用可明确静脉内是否存在血栓，从而可区分血栓性静脉炎与静脉炎。虽然血栓性浅静脉炎可以指代任何静脉，但在下肢，我们倾向于将其仅用来表示属支静脉存在静脉炎症和经证实的血栓形成，而将SVT仅用来表示轴向静脉炎症和血栓形成，如大隐静脉、副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浅静脉血栓形成 — 轴向静脉(如大隐静脉、副隐静脉和小隐静脉)的血栓形成可导致血栓栓塞，尤其是累及更近端的静脉时；发现这一现象后，研究者在医学文献中使用“SVT”来表达与“DVT”严重程度相近的疾病。虽然该术语并未提及静脉炎，但可以理解到存在静脉炎症状这层意思，因为较大静脉很少只形成血栓而没有炎症相关症状。
什么是浅静脉炎/血栓形成？浅静脉是指接近皮肤表面的静脉，“浅静脉炎”和“浅静脉血栓形成”便是这类血管发生的问题：
●浅静脉炎是指这些静脉发生炎症。
●浅静脉血栓形成是指这些静脉中形成血凝块。
若两者都有，则称为“血栓性浅静脉炎”。上述病变与深静脉血栓形成(英文简称DVT)有关。
DVT是指深部静脉发炎或形成血凝块。这可能非常危险，因为深静脉中的血凝块可以破裂并转移到肺部，从而导致“肺栓塞”。但DVT不同于浅静脉炎/血栓形成，后者累及靠近皮肤表面的静脉。
危险吗？浅静脉炎通常并不危险，但若发生浅静脉血栓形成，血凝块可延伸入深静脉而导致DVT，或发生破裂而导致肺栓塞。因此，应重视浅静脉血栓形成，尤其是深浅静脉汇合处，如大腿或上臂受累。
与其他静脉问题如何构成关联？浅静脉炎/血栓形成患者往往还伴有静脉功能不全。
静脉功能不全最常累及腿部，有时会合并静脉曲张，即静脉扭曲、肿胀。功能正常的健康静脉只会从四肢向心脏运送血液，因为静脉内含有瓣膜，可以维持血液向心脏流动。瓣膜开放时，血液流向心脏，关闭时防止血液倒流。若瓣膜受损或功能不良，血液可倒流并在静脉蓄积，即称静脉功能不全。
浅静脉炎/血栓形成也有见于无静脉功能不全者，但多有放置静脉导管，即用于静脉给药的导管。不过即使未在静脉放置任何物体，也可发生浅静脉炎/血栓形成，例如凝血障碍或癌症患者。
有何症状？包括：
●沿静脉走行分布的疼痛、压痛或发红
●静脉硬化
●发热
●置管区域流出液体
●受累手臂或腿部肿胀
应就诊吗？出现症状时，请就诊。若受累手臂或腿部肿胀，或者受累静脉位于大腿、上臂或膝关节后方，应立即就诊。
若有如下肺部血栓症状，请呼叫救护车(在中国应拨打120)：
●气喘或呼吸困难
●吸气时胸部出现刀割样锐痛
●咳嗽或咯血
●心跳过快
需接受检查吗？可能需要。医护人员通过询问症状和查体也许能判断出问题，可能还会进行超声检查，以显示有无静脉阻塞，尤其是深静脉。超声还可检测静脉瓣膜的功能状况。有时可能会安排血液检测。
如何治疗？浅静脉炎/血栓形成的治疗重点是缓解症状，为此医生推荐：
●热敷或冷敷受累区域
●休息时用枕头或椅子抬高手臂或腿部
●非甾体类抗炎药–如布洛芬[商品名：艾德维尔(Advil)、美林(Motrin)]和萘普生(商品名：Aleve、Naprosyn等)。
对于静脉置管部位附近受累者，医生会检查有无感染，若有，则可能需要抗生素治疗。
若是腿部受累，医护人员还可能建议穿压力袜，即一种紧贴脚踝和腿部的特殊袜子。他们会告知应穿何种类型及其使用方法。
一些患者仅需上述治疗即可，但对于一些靠近深静脉发生浅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医生会开具抗凝药(又称薄血药)，以防更多血栓形成。
可以预防吗？
积极活动、避免久坐不动可降低腿部浅静脉炎/血栓形成的几率。
手臂静脉置管给药可能导致浅静脉炎/血栓形成，及时拔管能降低该风险。
静脉炎是指静脉内存在炎症，而血栓形成则表明静脉内存在血凝块。
浅静脉炎 — 浅静脉炎是指在没有血栓存在的情况下，静脉出现疼痛和炎症。浅静脉炎通常为初始的临床诊断，是指患者出现沿浅静脉路径的疼痛、压痛、硬化和红斑。它是由炎症引起，可伴有血栓形成，少数情况下可伴有感染。如果血栓表现为增厚的条索样结构，或在后续影像学检查中被发现(通常情况下)，则首选的术语是血栓性浅静脉炎或浅静脉血栓形成(superficial vein thrombosis, SVT)。
血栓性浅静脉炎 — 双功能超声检查的更频繁应用可明确静脉内是否存在血栓，从而可区分血栓性静脉炎与静脉炎。虽然血栓性浅静脉炎可以指代任何静脉，但在下肢，我们倾向于将其仅用来表示属支静脉存在静脉炎症和经证实的血栓形成，而将SVT仅用来表示轴向静脉炎症和血栓形成，如大隐静脉、副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浅静脉血栓形成 — 轴向静脉(如大隐静脉、副隐静脉和小隐静脉)的血栓形成可导致血栓栓塞，尤其是累及更近端的静脉时；发现这一现象后，研究者在医学文献中使用“SVT”来表达与“DVT”严重程度相近的疾病。虽然该术语并未提及静脉炎，但可以理解到存在静脉炎症状这层意思，因为较大静脉很少只形成血栓而没有炎症相关症状。
什么是浅静脉炎/血栓形成？浅静脉是指接近皮肤表面的静脉，“浅静脉炎”和“浅静脉血栓形成”便是这类血管发生的问题：
●浅静脉炎是指这些静脉发生炎症。
●浅静脉血栓形成是指这些静脉中形成血凝块。
若两者都有，则称为“血栓性浅静脉炎”。上述病变与深静脉血栓形成(英文简称DVT)有关。
DVT是指深部静脉发炎或形成血凝块。这可能非常危险，因为深静脉中的血凝块可以破裂并转移到肺部，从而导致“肺栓塞”。但DVT不同于浅静脉炎/血栓形成，后者累及靠近皮肤表面的静脉。
危险吗？浅静脉炎通常并不危险，但若发生浅静脉血栓形成，血凝块可延伸入深静脉而导致DVT，或发生破裂而导致肺栓塞。因此，应重视浅静脉血栓形成，尤其是深浅静脉汇合处，如大腿或上臂受累。
与其他静脉问题如何构成关联？浅静脉炎/血栓形成患者往往还伴有静脉功能不全。
静脉功能不全最常累及腿部，有时会合并静脉曲张，即静脉扭曲、肿胀。功能正常的健康静脉只会从四肢向心脏运送血液，因为静脉内含有瓣膜，可以维持血液向心脏流动。瓣膜开放时，血液流向心脏，关闭时防止血液倒流。若瓣膜受损或功能不良，血液可倒流并在静脉蓄积，即称静脉功能不全。
浅静脉炎/血栓形成也有见于无静脉功能不全者，但多有放置静脉导管，即用于静脉给药的导管。不过即使未在静脉放置任何物体，也可发生浅静脉炎/血栓形成，例如凝血障碍或癌症患者。
有何症状？包括：
●沿静脉走行分布的疼痛、压痛或发红
●静脉硬化
●发热
●置管区域流出液体
●受累手臂或腿部肿胀
应就诊吗？出现症状时，请就诊。若受累手臂或腿部肿胀，或者受累静脉位于大腿、上臂或膝关节后方，应立即就诊。
若有如下肺部血栓症状，请呼叫救护车(在中国应拨打120)：
●气喘或呼吸困难
●吸气时胸部出现刀割样锐痛
●咳嗽或咯血
●心跳过快
需接受检查吗？可能需要。医护人员通过询问症状和查体也许能判断出问题，可能还会进行超声检查，以显示有无静脉阻塞，尤其是深静脉。超声还可检测静脉瓣膜的功能状况。有时可能会安排血液检测。
如何治疗？浅静脉炎/血栓形成的治疗重点是缓解症状，为此医生推荐：
●热敷或冷敷受累区域
●休息时用枕头或椅子抬高手臂或腿部
●非甾体类抗炎药–如布洛芬[商品名：艾德维尔(Advil)、美林(Motrin)]和萘普生(商品名：Aleve、Naprosyn等)。
对于静脉置管部位附近受累者，医生会检查有无感染，若有，则可能需要抗生素治疗。
若是腿部受累，医护人员还可能建议穿压力袜，即一种紧贴脚踝和腿部的特殊袜子。他们会告知应穿何种类型及其使用方法。
一些患者仅需上述治疗即可，但对于一些靠近深静脉发生浅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医生会开具抗凝药(又称薄血药)，以防更多血栓形成。
可以预防吗？
积极活动、避免久坐不动可降低腿部浅静脉炎/血栓形成的几率。
手臂静脉置管给药可能导致浅静脉炎/血栓形成，及时拔管能降低该风险。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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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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