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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大咖云集 共话番禺人才发展愿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在作主题演讲 黄国宏摄
在2021年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国际产业人才大会暨科技创新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原校长陈十一，深圳市科协原主席、深圳前海科创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周路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主任、科技抗疫领军人徐涛，就人才培育发展、青年创新创业、大学城发展愿景等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陈十一：打造中国软件尤其工业设计软件的重镇
陈十一表示，人才是根本，创新是引擎，产业是基础。番禺是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城，也是工业智能制造的先进大区。“十四五”规划时期，工业软件将是工业未来发展的“灵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芯”。大学的发展需要人才，地方发展、企业发展需要人才，人才是强国的根本。
“十四五”规划提到，坚持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里面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快加强数字应用，提高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同时解决好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本土供应链的韧性;另外，加强制造业领军技能型人才引进与培育，人才支撑整个制造业发展，要在产业提升上，解决人才问题，解决制造业核心问题。
陈十一认为，工业软件对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缺芯少魂”，芯是芯片，魂是工业软件，工业软件是加快技术发展的核心。《“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目标、首要任务、重点突破，关键技术软件补短板，非常详细。我国工业软件规模虽小，但增长空间非常大，国家到2025年要做到工业自足率要达到25%，番禺人才云集，人才和高校为做软件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不妨一试，也许番禺可以成为中国软件尤其工业设计软件的一个重镇，希望番禺能有这样的思维，能支撑企业整体的提升，把这方面的人才吸引到番禺来，发展核心研发力量和自主产品。
另外，番禺也有很强的汽车产业，有很强的高端装备制造，通用设备，尤其灯光、音响以及其他，要提升这个，就要把教育和制造及软件结合起来。
陈十一建议，一是要做到大学和产业的结合，大学是产生人才的地方，大学是科教创新的核心。大学知识密度高，高素质人才集聚，有鼓励创新的环境，学科纵深，与工业界密切合作，尤其要跟产业集聚，这几年大学城发展非常好;二是做到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企业作龙头，带动大学的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
周路明：打造广深数字技术协同
创新区
周路明表示，为什么要做数字技术的创新示范区，而且是基于场景驱动的，原因是数字技术这个赛道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赛道，它是新一轮科技创新的牛鼻子。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主要解决的都是数据的获取、存储、加工、传输、交易带来的问题，所以这一特点导致数字技术关联带动效应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产业部分，它有顶天立地的效能，所谓“顶天”这一部分是战略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产业化这部分。“立地”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同时数字技术的社会渗透力非常强，包括城市管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以这个赛道是需要关注的。
对于数字技术，周路明表示，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研发是跨学科的，新的商业业态也是跨行业的，企业经营也是跨行业的，两个“双跨”导致政府对数字业态的管理出现跨部门特征，所以跨界的特征，是数字技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数字技术商业化面临着最后一公里问题，跟原来单一产品创新不一样，数字技术需要在实际场景中跟公众互动测试，改善它的研发，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跟前面说的几个跨界特征有关系。第三个特征，现在创新的模式，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轨道上，原来说的两种创新模式，基于从上游往下游走，成果转化的，还有基于这个需求驱动的。在数字技术的赛道上，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基于需求驱动和场景驱动模式的优势越来越大。第四个特征，现在政府的角色，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市场经济下，过去一直强调政府无为而治。但是这个定位在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可能不太适用了。政府越来越需要成为新一轮创新的关键角色，参与到创新过程中去。因为现在的场景越来越大，这一些场景之大，导致企业在这一轮中有一些问题把控不了。同时新的商业业态出现之后，政府能不能迅速形成管理规范，成为很多数字技术商用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政府的制度创新，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优势，但是现在在合规管理优先的情况下，政府怎样把潜在的优势变成实际的制度创新优势，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基于场景驱动的数字技术创新示范区，做什么？
周路明认为，首先要解决数字技术商用化最后一公里普遍性的刚需。原来说技术实验室都是在室内，能不能打造一个跟实际社会场景类似的，做一定转换，规避现行法律约束规范，为这些创新的企业和组织提供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测试和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是单个企业难以承担的，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步研发新的商业业态管理规范、制度创新。一是消除最后一公里测试的瓶颈，帮助创新；二是通过制度创新，研究新的管理规范；三是地方政府乐于看到，场景实验变成刚需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数字技术业态聚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所以说吸引人才也好、招商引资也好，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周路明表示，具体做的话，可以从实际场景出发，智能出行，现在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上路，最大的瓶颈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包括社区、智慧城市，这些典型场景都在政府手里。如果可以系统的规模化地把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呈现出来，对于产业的拉动是巨大的。
对于番禺来说，作为广深联动的一个节点，周路明觉得选择大学城的位置，用数字化赛道作为规划的出发点，作为一个实验区、示范区，可以吸引包括深圳以及国内外研发公司和研发机构做这样的测试，会很快形成数字技术的生态。
周路明建议，一是在应用端组织创新；二是做这样一个示范区的场景实验，需要产业政策配套；三是政府能不能转变观念、转变角色，成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参与者，成为应用端创新的组织者。
徐涛：匠心筑梦，科技报国
徐涛表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今天的人才工作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徐涛认为，青年人才、科技人才，要在科技抗疫中激扬奋斗，为抵御新冠病毒和未来新发、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提供科技支撑，贡献青年力量;青年人才要在我国产业升级换代中勇于担当，勇当时代主角，在广州兴业发展，共同为广州、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另外，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敏，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蔡蔚，小鹏汇天副总裁郑从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广汽研究院人工智能首席技术专家陈学文，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孝宇等围绕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发展，重点针对汽车零部件如何做大做强，从“破局”、“立新”、“人才”三个方面进行了高峰对话。
□番禺区融媒体记者 袁 辉
在2021年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国际产业人才大会暨科技创新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原校长陈十一，深圳市科协原主席、深圳前海科创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周路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主任、科技抗疫领军人徐涛，就人才培育发展、青年创新创业、大学城发展愿景等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陈十一：打造中国软件尤其工业设计软件的重镇
陈十一表示，人才是根本，创新是引擎，产业是基础。番禺是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城，也是工业智能制造的先进大区。“十四五”规划时期，工业软件将是工业未来发展的“灵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芯”。大学的发展需要人才，地方发展、企业发展需要人才，人才是强国的根本。
“十四五”规划提到，坚持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里面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快加强数字应用，提高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同时解决好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本土供应链的韧性;另外，加强制造业领军技能型人才引进与培育，人才支撑整个制造业发展，要在产业提升上，解决人才问题，解决制造业核心问题。
陈十一认为，工业软件对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缺芯少魂”，芯是芯片，魂是工业软件，工业软件是加快技术发展的核心。《“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目标、首要任务、重点突破，关键技术软件补短板，非常详细。我国工业软件规模虽小，但增长空间非常大，国家到2025年要做到工业自足率要达到25%，番禺人才云集，人才和高校为做软件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不妨一试，也许番禺可以成为中国软件尤其工业设计软件的一个重镇，希望番禺能有这样的思维，能支撑企业整体的提升，把这方面的人才吸引到番禺来，发展核心研发力量和自主产品。
另外，番禺也有很强的汽车产业，有很强的高端装备制造，通用设备，尤其灯光、音响以及其他，要提升这个，就要把教育和制造及软件结合起来。
陈十一建议，一是要做到大学和产业的结合，大学是产生人才的地方，大学是科教创新的核心。大学知识密度高，高素质人才集聚，有鼓励创新的环境，学科纵深，与工业界密切合作，尤其要跟产业集聚，这几年大学城发展非常好;二是做到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企业作龙头，带动大学的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
周路明：打造广深数字技术协同
创新区
周路明表示，为什么要做数字技术的创新示范区，而且是基于场景驱动的，原因是数字技术这个赛道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赛道，它是新一轮科技创新的牛鼻子。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主要解决的都是数据的获取、存储、加工、传输、交易带来的问题，所以这一特点导致数字技术关联带动效应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产业部分，它有顶天立地的效能，所谓“顶天”这一部分是战略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产业化这部分。“立地”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同时数字技术的社会渗透力非常强，包括城市管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以这个赛道是需要关注的。
对于数字技术，周路明表示，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研发是跨学科的，新的商业业态也是跨行业的，企业经营也是跨行业的，两个“双跨”导致政府对数字业态的管理出现跨部门特征，所以跨界的特征，是数字技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数字技术商业化面临着最后一公里问题，跟原来单一产品创新不一样，数字技术需要在实际场景中跟公众互动测试，改善它的研发，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跟前面说的几个跨界特征有关系。第三个特征，现在创新的模式，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轨道上，原来说的两种创新模式，基于从上游往下游走，成果转化的，还有基于这个需求驱动的。在数字技术的赛道上，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基于需求驱动和场景驱动模式的优势越来越大。第四个特征，现在政府的角色，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市场经济下，过去一直强调政府无为而治。但是这个定位在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可能不太适用了。政府越来越需要成为新一轮创新的关键角色，参与到创新过程中去。因为现在的场景越来越大，这一些场景之大，导致企业在这一轮中有一些问题把控不了。同时新的商业业态出现之后，政府能不能迅速形成管理规范，成为很多数字技术商用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政府的制度创新，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优势，但是现在在合规管理优先的情况下，政府怎样把潜在的优势变成实际的制度创新优势，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基于场景驱动的数字技术创新示范区，做什么？
周路明认为，首先要解决数字技术商用化最后一公里普遍性的刚需。原来说技术实验室都是在室内，能不能打造一个跟实际社会场景类似的，做一定转换，规避现行法律约束规范，为这些创新的企业和组织提供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测试和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是单个企业难以承担的，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步研发新的商业业态管理规范、制度创新。一是消除最后一公里测试的瓶颈，帮助创新；二是通过制度创新，研究新的管理规范；三是地方政府乐于看到，场景实验变成刚需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数字技术业态聚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所以说吸引人才也好、招商引资也好，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周路明表示，具体做的话，可以从实际场景出发，智能出行，现在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上路，最大的瓶颈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包括社区、智慧城市，这些典型场景都在政府手里。如果可以系统的规模化地把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呈现出来，对于产业的拉动是巨大的。
对于番禺来说，作为广深联动的一个节点，周路明觉得选择大学城的位置，用数字化赛道作为规划的出发点，作为一个实验区、示范区，可以吸引包括深圳以及国内外研发公司和研发机构做这样的测试，会很快形成数字技术的生态。
周路明建议，一是在应用端组织创新；二是做这样一个示范区的场景实验，需要产业政策配套；三是政府能不能转变观念、转变角色，成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参与者，成为应用端创新的组织者。
徐涛：匠心筑梦，科技报国
徐涛表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今天的人才工作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徐涛认为，青年人才、科技人才，要在科技抗疫中激扬奋斗，为抵御新冠病毒和未来新发、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提供科技支撑，贡献青年力量;青年人才要在我国产业升级换代中勇于担当，勇当时代主角，在广州兴业发展，共同为广州、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另外，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敏，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蔡蔚，小鹏汇天副总裁郑从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广汽研究院人工智能首席技术专家陈学文，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孝宇等围绕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发展，重点针对汽车零部件如何做大做强，从“破局”、“立新”、“人才”三个方面进行了高峰对话。
□番禺区融媒体记者 袁 辉
【天津又进“国家队”，“两港”均获中央政策支持 】https://t.cn/A6xO9VoD 天津海、空两港物流枢纽均进入“国家队”，未来还将布局2个国家物流枢纽。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天津市申报的“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成功入选。
“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25个）
（排名不分先后）
笔者注意到，2019年，“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已入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至此，天津海、空两港物流枢纽均进入“国家队”。
区位优势为天津拿分
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实现较快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显著增强。何为国家物流枢纽？据了解，物流枢纽是集中实现货物集散、存储、分拨、转运等多种功能的物流设施群和物流活动组织中心。国家物流枢纽则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是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综合性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作用。国家物流枢纽有三大意义——它是交通与产业协同的催化剂、各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的“粘合剂”、物流资源集约整合的“加速器”。
成为国家物流枢纽，首要条件是区位。按照要求，必须毗邻港口、机场、铁路场站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聚集区，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位于经济合理的物流半径内，并与城市群分工相匹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天津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海、空物流优势，是天津入围的重要因素。
（2020年4月，隶属于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的全球最大运输飞机AN225货运飞机落地天津机场，装载81.3吨防疫物资后起飞前往波兰华沙。）
此次入围的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位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机场片区范围内，毗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区域总面积3.18平方公里。这里将以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为目标，依托海滨城市口岸功能和丝绸之路海陆交汇优势，充分发挥航空物流辐射半径和自贸区先行先试优势，建设国际一流的空港型物流枢纽。
建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货运和物流是天津机场重点发力的方向。按照国家规划，天津机场的定位是区域航空枢纽和我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天津“十四五”交通规划也明确，将实施天津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新建T3航站楼，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集聚货运要素，做强基地航空公司，高标准建设航空物流园。
（天津机场三期全景效果图）
今年5月，市政府成立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领导小组。据此前报道，机场三期工程按照满足2030年旅客吞吐量5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0万吨的目标，新建40万平方米的3号航站楼，新建一座停车楼，延长东跑道及平行滑行道。
天津市《加快推进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地位初步确立，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40万吨；到2035年，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地位突显，形成良好的航空物流生态环境，航空物流基础设施完备先进，中转服务、多式联运等航空物流业务形成规模，航空物流地面集疏运体系顺畅便捷，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100万吨。根据上述方案，除了天津机场三期改扩建外，天津还将建成机场东区国内货库，加快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建设，加快东丽临空经济区（物流总部区、科技创新区）两个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航空口岸基础保障能力。在货运通道建设方面，将加快实施航双路建设，提升改造津北路等，建设完善机场周边路网，保障进出航空物流区以及机场东西货运区货车高效、便捷通行。
（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全景效果图）
其中，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位于位于天津机场航空物流区，项目旨在进一步提高天津航空口岸竞争力，提高对周边及国际货源吸附能力。项目一期2018年启动建设，2020年上半年已竣工。
基地内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已完成验收，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已投入运营。通过海关监管嵌入邮件快件处理流程、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引入大量智能化作业设备，国际邮件的通关效率提升80%以上。据了解，截至今年10月，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已累计处理各类进出口邮件300万件。
天津还将有2个国家枢纽
布局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是国家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全国性物流服务网络，提升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国家物流枢纽分为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6 种类型。到 2025 年，将布局建设 150 个左右的国家物流枢纽。
在未来的规划布局中，天津还将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加上已获批的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形成4个国家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大网络中发挥重要节点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各地要建立健全枢纽重大项目储备库，重点加强基础性、公共性、准公益性项目储备并保持动态调整更新。国家发改委将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渠道或推荐给相关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适当支持。“十四五”天津提出建设国际消费、区域商贸“双中心”城市。今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天津等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此次国家物流枢纽的入围，将为天津“双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更多支撑。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天津市申报的“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成功入选。
“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25个）
（排名不分先后）
笔者注意到，2019年，“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已入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至此，天津海、空两港物流枢纽均进入“国家队”。
区位优势为天津拿分
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实现较快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显著增强。何为国家物流枢纽？据了解，物流枢纽是集中实现货物集散、存储、分拨、转运等多种功能的物流设施群和物流活动组织中心。国家物流枢纽则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是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综合性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作用。国家物流枢纽有三大意义——它是交通与产业协同的催化剂、各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的“粘合剂”、物流资源集约整合的“加速器”。
成为国家物流枢纽，首要条件是区位。按照要求，必须毗邻港口、机场、铁路场站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聚集区，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位于经济合理的物流半径内，并与城市群分工相匹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天津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海、空物流优势，是天津入围的重要因素。
（2020年4月，隶属于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的全球最大运输飞机AN225货运飞机落地天津机场，装载81.3吨防疫物资后起飞前往波兰华沙。）
此次入围的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位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机场片区范围内，毗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区域总面积3.18平方公里。这里将以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为目标，依托海滨城市口岸功能和丝绸之路海陆交汇优势，充分发挥航空物流辐射半径和自贸区先行先试优势，建设国际一流的空港型物流枢纽。
建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货运和物流是天津机场重点发力的方向。按照国家规划，天津机场的定位是区域航空枢纽和我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天津“十四五”交通规划也明确，将实施天津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新建T3航站楼，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集聚货运要素，做强基地航空公司，高标准建设航空物流园。
（天津机场三期全景效果图）
今年5月，市政府成立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领导小组。据此前报道，机场三期工程按照满足2030年旅客吞吐量5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0万吨的目标，新建40万平方米的3号航站楼，新建一座停车楼，延长东跑道及平行滑行道。
天津市《加快推进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地位初步确立，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40万吨；到2035年，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地位突显，形成良好的航空物流生态环境，航空物流基础设施完备先进，中转服务、多式联运等航空物流业务形成规模，航空物流地面集疏运体系顺畅便捷，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100万吨。根据上述方案，除了天津机场三期改扩建外，天津还将建成机场东区国内货库，加快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建设，加快东丽临空经济区（物流总部区、科技创新区）两个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航空口岸基础保障能力。在货运通道建设方面，将加快实施航双路建设，提升改造津北路等，建设完善机场周边路网，保障进出航空物流区以及机场东西货运区货车高效、便捷通行。
（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全景效果图）
其中，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位于位于天津机场航空物流区，项目旨在进一步提高天津航空口岸竞争力，提高对周边及国际货源吸附能力。项目一期2018年启动建设，2020年上半年已竣工。
基地内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已完成验收，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已投入运营。通过海关监管嵌入邮件快件处理流程、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引入大量智能化作业设备，国际邮件的通关效率提升80%以上。据了解，截至今年10月，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已累计处理各类进出口邮件300万件。
天津还将有2个国家枢纽
布局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是国家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全国性物流服务网络，提升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国家物流枢纽分为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6 种类型。到 2025 年，将布局建设 150 个左右的国家物流枢纽。
在未来的规划布局中，天津还将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加上已获批的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形成4个国家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大网络中发挥重要节点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各地要建立健全枢纽重大项目储备库，重点加强基础性、公共性、准公益性项目储备并保持动态调整更新。国家发改委将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渠道或推荐给相关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适当支持。“十四五”天津提出建设国际消费、区域商贸“双中心”城市。今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天津等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此次国家物流枢纽的入围，将为天津“双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更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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