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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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何谓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这个章节看起来简单，实则解释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这里所选择的是这个版本。
好比河上公本此章节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大家认真注意一下这里的“宠上辱下”问题，也不知到底谁上谁下？故具体说来是极不易理解与翻译的。另有版本将“宠辱”写作“龙辱”，又不知如何。归结起来，总是不外乎“历史原因”所致。
这里不再多啰嗦，因为我不是作考据的，同样我也不太关心考据学。对我个人而言，许多东西用考据的方式来研究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极其可笑的。有许多人以为考据是一种最科学研究法，所谓“能够最真实接近历史真相”，然对我而言，许多今人对古人的考据学研究只是个笑话而已。故我不走此道，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这第十三章，也是承接上面的章节而来。前面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等内容，主要说的是人的眼、耳、舌三部分，这接下来则说的是“身”的问题。倘把这个问题放到佛家来看，这相当有趣了。佛家经常说“眼、耳、鼻、舌、身、意”五根，第十二章刚说完了“眼、耳、舌”，接下来第十三章就重点讲这个“身”的问题了。无论是中国的老子，还是印度的释迦牟尼，思想在这一点上，还是相似共通的。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解释，因为接下来，老子他老人家本人就已经作出了解释，他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又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看到这个“宠辱若惊”，不禁让人联想到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一句名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支卷云舒。”这里的“宠辱若惊”与“宠辱不惊”是否是相同意思呢？我的答案是未必。今天的俗语“宠辱不惊”，未必就是老子的意思。我们常常用今天人的语言去解释古人的言句，本来就不太科学。何况这里一个是“若”，一个是“不”，要知道，一字之差，天上天下。当然，今天的“宠辱不惊”这个词，来源于《道德经》的“宠辱若惊”却还是极有可能的。
在现代的一般翻译书籍中，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宠辱若惊”翻译成“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这样类似的二例。你问我：同意否？倘若是“宠辱不惊”我大概尚可同意，但如果是“宠辱若惊”则就很难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翻译，句子与言意与上下文不能贯通，这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那么，这“宠辱若惊”四字之意具体要如何看待呢？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另一个选择，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足为训。在《易·震卦》中有一句：“震惊百里”。东汉的郑玄曾注解说：“惊之言警戒也。”即是说：惊即警也，警戒之意。倘若如此看来，那么“宠辱若惊”就好理解了。“宠辱若惊”的意思则可翻译成白话：“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
为什么我要将它翻译成“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而不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的观念“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或“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呢？这里先排除“惊之警戒”的翻译，光是“宠辱”二字也必须特别提出来说明，让大家明白方可。因此，我必须要反问大家一句：“谁规定“宠辱”就一定是“得宠与受辱”的意思了？老子何时这么说了？”然而，倘若你不信，你去看市场上的翻译本看看，几乎都是一致的相似。这是何其的可悲呢！
“宠辱”二字，首先要明确有一个对象，其次要分主宾，再次要看作用对象——“是谁宠谁辱？宠谁辱谁？”然而，普遍的人就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我得宠，我受辱”，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作怪。
老子之道是圣人之道，老子说“宠辱若惊”应从两面来看：“一是，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都是一种警戒；二是，当我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也是一种警戒。”学圣人之道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要看清自己，二还要看清别人，三还要看如何看待别人。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种警戒还容易知道，而当自己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种警戒却很难自知。圣人之道更加讲“自知之明”，倘若只是“知人”，而不“自知”，这还谈不上圣人之道。要成就老子之道，还是容易事吗？大家不要小看了啊。
“贵大患若身”。贵在这里取“重视”之意，“贵大患若身”即是：要像重视自己身体一样重视大患，不可轻视。世人都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身体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呢？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自问一句：“怎样叫做宠辱若惊？”然后自答：“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按理来说，自问自答已经说得很明了啦，可是，这句自答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甚至引起误解的也不在少数啊。前面已说了“宠上辱下”的问题有多种版本，一般的注译都是“得宠是卑下的”或如河上公本注解“‘辱为下’，辱为下贱”等等之意。而我的结论却不那么明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如果仍然是使用河上公的版本的“辱为下”，即表示“宠为上，辱为下”，那么，这里的“上下”就是一个等级关系，上是指第一等，下是指稍次一等。也即是说在“警戒”之中，应该更加重视“宠”，稍次重视的是“辱”。
换句话说，“宠”较“辱”时更危险，更具出现“大患”，所谓“登高重跌”的道理大家都容易明白。“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这里要先明白“得之”、“失之”的这个“之”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里同样要作两方面并列分析才可以：一种是“得宠若惊，失宠若惊”，另一种是“得辱若惊，失辱若惊”。也即是说，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应该要警戒。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我前面说的“知人”与“自知”则就能统一起来了。大家用心想一想，老子之道还是那么简单的吗？
二是，如果仍然使用王弼本的“宠为下”，那么则表现在“宠”与“辱”之间，得宠反而是摆在得辱之下的，也即是说做人宁可受一点辱，也不可追求得宠。为什么呢？因为在道的修行上，得宠之害更大。当然，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是要警戒，只是同等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得宠之后果，往往比一个得辱之后果往往更严重。
无论是“宠为下”还是“辱为下”，我在此处的解释，都是更看到“宠”的后果较“辱”更加严重。当然，这只是我在此处的一个选择而已，具体也不知《道德经》原文到底如此，就留于读者朋友自己思考吧。
《小子说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何谓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这个章节看起来简单，实则解释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这里所选择的是这个版本。
好比河上公本此章节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大家认真注意一下这里的“宠上辱下”问题，也不知到底谁上谁下？故具体说来是极不易理解与翻译的。另有版本将“宠辱”写作“龙辱”，又不知如何。归结起来，总是不外乎“历史原因”所致。
这里不再多啰嗦，因为我不是作考据的，同样我也不太关心考据学。对我个人而言，许多东西用考据的方式来研究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极其可笑的。有许多人以为考据是一种最科学研究法，所谓“能够最真实接近历史真相”，然对我而言，许多今人对古人的考据学研究只是个笑话而已。故我不走此道，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这第十三章，也是承接上面的章节而来。前面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等内容，主要说的是人的眼、耳、舌三部分，这接下来则说的是“身”的问题。倘把这个问题放到佛家来看，这相当有趣了。佛家经常说“眼、耳、鼻、舌、身、意”五根，第十二章刚说完了“眼、耳、舌”，接下来第十三章就重点讲这个“身”的问题了。无论是中国的老子，还是印度的释迦牟尼，思想在这一点上，还是相似共通的。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解释，因为接下来，老子他老人家本人就已经作出了解释，他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又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看到这个“宠辱若惊”，不禁让人联想到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一句名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支卷云舒。”这里的“宠辱若惊”与“宠辱不惊”是否是相同意思呢？我的答案是未必。今天的俗语“宠辱不惊”，未必就是老子的意思。我们常常用今天人的语言去解释古人的言句，本来就不太科学。何况这里一个是“若”，一个是“不”，要知道，一字之差，天上天下。当然，今天的“宠辱不惊”这个词，来源于《道德经》的“宠辱若惊”却还是极有可能的。
在现代的一般翻译书籍中，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宠辱若惊”翻译成“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这样类似的二例。你问我：同意否？倘若是“宠辱不惊”我大概尚可同意，但如果是“宠辱若惊”则就很难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翻译，句子与言意与上下文不能贯通，这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那么，这“宠辱若惊”四字之意具体要如何看待呢？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另一个选择，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足为训。在《易·震卦》中有一句：“震惊百里”。东汉的郑玄曾注解说：“惊之言警戒也。”即是说：惊即警也，警戒之意。倘若如此看来，那么“宠辱若惊”就好理解了。“宠辱若惊”的意思则可翻译成白话：“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
为什么我要将它翻译成“宠与辱都是一种警戒”，而不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的观念“得宠与受辱都好像受到惊吓”或“得宠与受辱都令人惊恐”呢？这里先排除“惊之警戒”的翻译，光是“宠辱”二字也必须特别提出来说明，让大家明白方可。因此，我必须要反问大家一句：“谁规定“宠辱”就一定是“得宠与受辱”的意思了？老子何时这么说了？”然而，倘若你不信，你去看市场上的翻译本看看，几乎都是一致的相似。这是何其的可悲呢！
“宠辱”二字，首先要明确有一个对象，其次要分主宾，再次要看作用对象——“是谁宠谁辱？宠谁辱谁？”然而，普遍的人就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我得宠，我受辱”，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作怪。
老子之道是圣人之道，老子说“宠辱若惊”应从两面来看：“一是，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都是一种警戒；二是，当我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也是一种警戒。”学圣人之道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要看清自己，二还要看清别人，三还要看如何看待别人。当我自身得宠或受辱时，这种警戒还容易知道，而当自己宠幸别人或有辱别人时，这种警戒却很难自知。圣人之道更加讲“自知之明”，倘若只是“知人”，而不“自知”，这还谈不上圣人之道。要成就老子之道，还是容易事吗？大家不要小看了啊。
“贵大患若身”。贵在这里取“重视”之意，“贵大患若身”即是：要像重视自己身体一样重视大患，不可轻视。世人都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身体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呢？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自问一句：“怎样叫做宠辱若惊？”然后自答：“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按理来说，自问自答已经说得很明了啦，可是，这句自答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甚至引起误解的也不在少数啊。前面已说了“宠上辱下”的问题有多种版本，一般的注译都是“得宠是卑下的”或如河上公本注解“‘辱为下’，辱为下贱”等等之意。而我的结论却不那么明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如果仍然是使用河上公的版本的“辱为下”，即表示“宠为上，辱为下”，那么，这里的“上下”就是一个等级关系，上是指第一等，下是指稍次一等。也即是说在“警戒”之中，应该更加重视“宠”，稍次重视的是“辱”。
换句话说，“宠”较“辱”时更危险，更具出现“大患”，所谓“登高重跌”的道理大家都容易明白。“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这里要先明白“得之”、“失之”的这个“之”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里同样要作两方面并列分析才可以：一种是“得宠若惊，失宠若惊”，另一种是“得辱若惊，失辱若惊”。也即是说，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应该要警戒。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我前面说的“知人”与“自知”则就能统一起来了。大家用心想一想，老子之道还是那么简单的吗？
二是，如果仍然使用王弼本的“宠为下”，那么则表现在“宠”与“辱”之间，得宠反而是摆在得辱之下的，也即是说做人宁可受一点辱，也不可追求得宠。为什么呢？因为在道的修行上，得宠之害更大。当然，无论是得宠失宠、得辱失辱，自己都是要警戒，只是同等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得宠之后果，往往比一个得辱之后果往往更严重。
无论是“宠为下”还是“辱为下”，我在此处的解释，都是更看到“宠”的后果较“辱”更加严重。当然，这只是我在此处的一个选择而已，具体也不知《道德经》原文到底如此，就留于读者朋友自己思考吧。
#李佳琦薇娅暂停与欧莱雅合作#首先这是契约问题，这是守不守信用的问题，其次关于坑位费的问题，平时一张面膜十几块，现在8块多，甚至还有更低的，那无论别人百分之三十，还是四十的坑位费我都接受，因为我没亏，虽然今年双十一我在➕7买的所有东西都没有踩雷，也不共情资本家，但是最起码的守约精神我是知道的，这就是买卖双方加中间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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