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一生的老人言】
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
谁言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言浊水泥，不污明月色。
无病第一利，美誉第一富，友善第一亲，知足第一乐。
一羽试方向，一草识水流。慧眼观天下，妙笔写春秋。
有花方酌酒，无月不登楼。惜花须检点，爱月不梳头。
贫家光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丽，气度自优游。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富贵不足慕，贫贱不足忧。
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怕贫休浪荡，想富莫闲游。
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
谁言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言浊水泥，不污明月色。
无病第一利，美誉第一富，友善第一亲，知足第一乐。
一羽试方向，一草识水流。慧眼观天下，妙笔写春秋。
有花方酌酒，无月不登楼。惜花须检点，爱月不梳头。
贫家光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丽，气度自优游。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富贵不足慕，贫贱不足忧。
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怕贫休浪荡，想富莫闲游。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苏轼[超话]#
本来想说一说《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编造典故的事，结果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更为详尽的考证，那就摸个鱼，直接拷上来了。
作者：方也
链接：https://t.cn/A6xCQ2Y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祐二年苏轼考礼部进士的时候写的文章，全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
立法的时候标准须严，而判决的时候处置须宽。若在有罪无罪之间，则责罚从轻；若在有功无功之间，则奖赏从重。这样的赏罚制度，可称之为“忠厚”。
“三杀三宥”，就是苏轼在议论的过程中举的一个例子。原文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但是“三杀三宥”这个典故，是不见于史册的。后来大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尧、皋陶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另一种呢，就认为苏轼纯粹是在考场现编的。
在《礼记》中有相似的记载。这件事至少有两个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是明代一位诗人，叫做敖英，另一个比较有名，就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杨万里。
下面引一下敖英的《绿雪亭杂言》。
愚按东坡斯言，非无稽臆断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观东坡之意，得非触类于此乎？
杨万里《诚斋诗话》关于这一点的表述也类似。不过更进了一步，说礼记这个故事，指不定就是从尧的典故而来呢。
其实问我的话，我觉得，苏轼写尧、皋陶这个故事的时候隐约想到过《礼记》，这个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主要是，我想了想自己，假如我往作文里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小故事，那多半是我没记清细节所以写错了。要说随手一编，刚好就编得跟真实事件大差不差，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
不过苏轼到底还是苏轼，或许就是能创造这样的巧合，也未可知。
而且呢，“考场现编派”写的几个小故事，要比“记混人名派”的论述好玩多了。
他们写的小故事又有两个分支，一是“何须出处”，二是“想当然耳”。
“何须出处”，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
说是阅卷的时候，梅圣俞读到苏轼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就拿去呈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看了，也觉得很好，但是对“杀之三宥之三”这一句有点疑问，就问梅圣俞，此出何书？
梅圣俞就一笑，回答说，何须出处。
后来排完了名次放了榜，欧阳修见到了苏轼，又拿这件事去问苏轼。
苏轼也是一笑，亦答道，何须出处。
欧阳修因此称赏苏轼的豪迈。
这个小故事，就颇有高山流水、两心相惜的意思。原文有点长，就不录了。
“想当然耳”，就是题主在题目描述里写的故事了，出自龚颐正《芥隐笔记》。
梅圣俞来问苏轼，“三杀三宥”的事在哪本书有记载？
苏轼就回答说，想当然耳。
龚颐正在笔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又接着写道，虽然苏轼这话是随便一说，但是这随便一说的“想当然耳”，其实也是有旧典可循的。
循的这个典呢，就是孔融讽刺曹操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准古，想当然耳”。
说是曹操攻打袁绍的时候，攻破邺城，把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了曹丕。
孔融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跟曹操说，从前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曹操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这又是哪本经典上写的？
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从如今的事推断，我料想从前也一定是这样的啊。
孔融说的这话呢，有点儿以史为鉴的意思。但是他这么反着一说，就显得特别讽刺。
不说史无前例所以不能做，而说今天既然有人做了，史书上的圣贤必然也做过。
然而圣贤既然没有做，那么今天做这件事的人，必然也就距离圣贤甚远了。
至于是哪个方向的远，那就不必点破了。
“想当然耳”又有另一个版本，还是杨万里《诚斋诗话》。
和上面龚颐正那版的差别，一是换了个npc，二是让苏轼自己介绍了孔融的旧例，三是词句上的细微改动。
这一版说，欧阳修去问苏轼，“三杀三宥”，是哪本书上写的呀？
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就回家翻书，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有翻到，过了几天再见苏轼，于是又问他。
苏轼就说了孔融的故事，又道，当时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现在我也是这么回答您。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意其如此”。
孔融当时的话，是讽刺曹操无德。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则隐隐是称颂仁宗宽厚了。
这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这一版里的苏轼，非要说的话，掉书袋掉得稍微有点儿浮夸了。但是对答之间的飘逸气度太吸引人了。
纵论古今，是名士风流。
抄一下《诚斋诗话》原文结束摸鱼吧。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之此典故不出尧？
以上内容主要搬运自王水照先生的《苏轼选集》，稍微整理归纳了一下。如果有错的地方，那估计就是我理解错了，求轻拍qaq。
本来想说一说《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编造典故的事，结果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更为详尽的考证，那就摸个鱼，直接拷上来了。
作者：方也
链接：https://t.cn/A6xCQ2Y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祐二年苏轼考礼部进士的时候写的文章，全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
立法的时候标准须严，而判决的时候处置须宽。若在有罪无罪之间，则责罚从轻；若在有功无功之间，则奖赏从重。这样的赏罚制度，可称之为“忠厚”。
“三杀三宥”，就是苏轼在议论的过程中举的一个例子。原文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但是“三杀三宥”这个典故，是不见于史册的。后来大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尧、皋陶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另一种呢，就认为苏轼纯粹是在考场现编的。
在《礼记》中有相似的记载。这件事至少有两个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是明代一位诗人，叫做敖英，另一个比较有名，就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杨万里。
下面引一下敖英的《绿雪亭杂言》。
愚按东坡斯言，非无稽臆断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观东坡之意，得非触类于此乎？
杨万里《诚斋诗话》关于这一点的表述也类似。不过更进了一步，说礼记这个故事，指不定就是从尧的典故而来呢。
其实问我的话，我觉得，苏轼写尧、皋陶这个故事的时候隐约想到过《礼记》，这个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主要是，我想了想自己，假如我往作文里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小故事，那多半是我没记清细节所以写错了。要说随手一编，刚好就编得跟真实事件大差不差，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
不过苏轼到底还是苏轼，或许就是能创造这样的巧合，也未可知。
而且呢，“考场现编派”写的几个小故事，要比“记混人名派”的论述好玩多了。
他们写的小故事又有两个分支，一是“何须出处”，二是“想当然耳”。
“何须出处”，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
说是阅卷的时候，梅圣俞读到苏轼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就拿去呈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看了，也觉得很好，但是对“杀之三宥之三”这一句有点疑问，就问梅圣俞，此出何书？
梅圣俞就一笑，回答说，何须出处。
后来排完了名次放了榜，欧阳修见到了苏轼，又拿这件事去问苏轼。
苏轼也是一笑，亦答道，何须出处。
欧阳修因此称赏苏轼的豪迈。
这个小故事，就颇有高山流水、两心相惜的意思。原文有点长，就不录了。
“想当然耳”，就是题主在题目描述里写的故事了，出自龚颐正《芥隐笔记》。
梅圣俞来问苏轼，“三杀三宥”的事在哪本书有记载？
苏轼就回答说，想当然耳。
龚颐正在笔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又接着写道，虽然苏轼这话是随便一说，但是这随便一说的“想当然耳”，其实也是有旧典可循的。
循的这个典呢，就是孔融讽刺曹操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准古，想当然耳”。
说是曹操攻打袁绍的时候，攻破邺城，把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了曹丕。
孔融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跟曹操说，从前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曹操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这又是哪本经典上写的？
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从如今的事推断，我料想从前也一定是这样的啊。
孔融说的这话呢，有点儿以史为鉴的意思。但是他这么反着一说，就显得特别讽刺。
不说史无前例所以不能做，而说今天既然有人做了，史书上的圣贤必然也做过。
然而圣贤既然没有做，那么今天做这件事的人，必然也就距离圣贤甚远了。
至于是哪个方向的远，那就不必点破了。
“想当然耳”又有另一个版本，还是杨万里《诚斋诗话》。
和上面龚颐正那版的差别，一是换了个npc，二是让苏轼自己介绍了孔融的旧例，三是词句上的细微改动。
这一版说，欧阳修去问苏轼，“三杀三宥”，是哪本书上写的呀？
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就回家翻书，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有翻到，过了几天再见苏轼，于是又问他。
苏轼就说了孔融的故事，又道，当时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现在我也是这么回答您。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意其如此”。
孔融当时的话，是讽刺曹操无德。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则隐隐是称颂仁宗宽厚了。
这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这一版里的苏轼，非要说的话，掉书袋掉得稍微有点儿浮夸了。但是对答之间的飘逸气度太吸引人了。
纵论古今，是名士风流。
抄一下《诚斋诗话》原文结束摸鱼吧。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之此典故不出尧？
以上内容主要搬运自王水照先生的《苏轼选集》，稍微整理归纳了一下。如果有错的地方，那估计就是我理解错了，求轻拍qaq。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