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连考十次科举不中，还能做什么？】罗隐，字昭谏，杭州新城（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晚唐诗人。
罗隐生当晚唐五代，从二十多岁，到四十五岁，科举应试，一连考了十次，回回名落孙山，但一直锲而不舍，执着应试，非要取个功名不可。这一点反映了社会影响，流风所及。#每天读国学#
屡屡落第，有罗隐自身的原因。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制度上没有后来宋代那么严密规范，没有糊名、誊录等防止舞弊的做法。进士登第，不光靠应试时显示的文才，还主要靠有名望和势力的公卿揄扬推荐。但据《五代史补》讲“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太高傲，没人喜欢他，自然被黜落。
罗隐屡败屡战，除了流风所及，也是不服气，因此陷入怪圈，难以自拔。
后来，两个人点拨了罗隐。一个是跟罗隐同姓的老道士。他对多次落第的罗隐说：“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老道士是说，你即使进士及第，得到的也不过是县尉或主簿这样的小官。但如果是回到已经处于割据政权之下的家乡，那就可以荣华富贵了。是考是归，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
对于老道士指点迷津的这些话，罗隐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说他还不甘心。《五代史补》记载了他听了这些话的反应：“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这一记载披露出罗隐内心的矛盾与斗争。
罗隐的内心烦恼写在脸上，让一个卖饭的邻居老太太看到了。“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
老媪一言破迷障。连考十次的罗隐，终于在五十五岁之时，怀着绝望与不甘，放弃功名，回到家乡，成为钱镠的幕僚。
成为幕僚也有曲折，罗隐在费用困窘时去拜谒邺王罗绍威，拜见之前写去一封信，称同姓的邺王为侄。这让邺王的手下大为光火，说：“罗隐一布衣耳，而侄视大王，其可乎？”就是说，他不过是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叫大王您侄子呢？这个罗绍威倒是礼贤下士，答道：“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
接着，《五代史补》记载了后来的情形：“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这段记载，也看出罗隐的高傲。盘踞一方的魏博大王远远地拉出仪仗队来迎接，见面便跪，施以晚辈之礼，而罗隐则坦然受之。临走，还获得百万馈赠。
士人的气节与傲骨，也在于岁月的养育。罗隐身上，有着李太白让高力士脱靴的遗风。从卖饭的老太婆说“天下皆知罗隐”，到邺王罗绍威说“罗隐名振天下”，可知罗隐享誉当世。
由于享誉当世，罗隐还曾被人暗恋，差点成就一桩姻缘。《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载：
罗隐，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隐虽负文称，然貎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这段记载也饶有趣味。一个相门妙龄少女，读到罗隐的诗卷，心生爱意，每天朗诵个不停。当宰相的父亲就想为女儿牵线搭桥，把罗隐叫到家里。岂不知名与实不相符，才与貌不相应，看到长相丑陋的罗隐之后，少女的五彩肥皂泡破灭，从此绝口不吟罗隐诗，一段姻缘中止于暗恋。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罗隐之傲，不仅恃才，可能还出于貌丑之逆反。
罗隐名满天下，其诗不仅少女吟诵，也播在一般人口。《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载：“ （王）昭远，成都人。少贫为僧童，知祥因饭僧，昭远从至。知祥见而留以给事昶。昶立，擢知枢密院兼节度使。王师入境，昶命总兵拒战。昭远攘臂曰：‘是行也，岂止克敌，当定中原矣。’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及败，昭远窜匿东川民舍，犹诵罗隐‘运失英雄不自由’之句，遂为追兵所执，人皆笑之。”
罗隐的这首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为《筹笔驿》。全诗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深至闺中，远及巴蜀，罗隐之诗，播在人口，广为流传。这是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代。近年，宋代的信息传递受到重视，从文学作品的流传中，似亦可得到一些启示。
罗隐生当晚唐五代，从二十多岁，到四十五岁，科举应试，一连考了十次，回回名落孙山，但一直锲而不舍，执着应试，非要取个功名不可。这一点反映了社会影响，流风所及。#每天读国学#
屡屡落第，有罗隐自身的原因。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制度上没有后来宋代那么严密规范，没有糊名、誊录等防止舞弊的做法。进士登第，不光靠应试时显示的文才，还主要靠有名望和势力的公卿揄扬推荐。但据《五代史补》讲“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太高傲，没人喜欢他，自然被黜落。
罗隐屡败屡战，除了流风所及，也是不服气，因此陷入怪圈，难以自拔。
后来，两个人点拨了罗隐。一个是跟罗隐同姓的老道士。他对多次落第的罗隐说：“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老道士是说，你即使进士及第，得到的也不过是县尉或主簿这样的小官。但如果是回到已经处于割据政权之下的家乡，那就可以荣华富贵了。是考是归，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
对于老道士指点迷津的这些话，罗隐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说他还不甘心。《五代史补》记载了他听了这些话的反应：“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这一记载披露出罗隐内心的矛盾与斗争。
罗隐的内心烦恼写在脸上，让一个卖饭的邻居老太太看到了。“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
老媪一言破迷障。连考十次的罗隐，终于在五十五岁之时，怀着绝望与不甘，放弃功名，回到家乡，成为钱镠的幕僚。
成为幕僚也有曲折，罗隐在费用困窘时去拜谒邺王罗绍威，拜见之前写去一封信，称同姓的邺王为侄。这让邺王的手下大为光火，说：“罗隐一布衣耳，而侄视大王，其可乎？”就是说，他不过是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叫大王您侄子呢？这个罗绍威倒是礼贤下士，答道：“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
接着，《五代史补》记载了后来的情形：“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这段记载，也看出罗隐的高傲。盘踞一方的魏博大王远远地拉出仪仗队来迎接，见面便跪，施以晚辈之礼，而罗隐则坦然受之。临走，还获得百万馈赠。
士人的气节与傲骨，也在于岁月的养育。罗隐身上，有着李太白让高力士脱靴的遗风。从卖饭的老太婆说“天下皆知罗隐”，到邺王罗绍威说“罗隐名振天下”，可知罗隐享誉当世。
由于享誉当世，罗隐还曾被人暗恋，差点成就一桩姻缘。《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载：
罗隐，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隐虽负文称，然貎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这段记载也饶有趣味。一个相门妙龄少女，读到罗隐的诗卷，心生爱意，每天朗诵个不停。当宰相的父亲就想为女儿牵线搭桥，把罗隐叫到家里。岂不知名与实不相符，才与貌不相应，看到长相丑陋的罗隐之后，少女的五彩肥皂泡破灭，从此绝口不吟罗隐诗，一段姻缘中止于暗恋。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罗隐之傲，不仅恃才，可能还出于貌丑之逆反。
罗隐名满天下，其诗不仅少女吟诵，也播在一般人口。《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载：“ （王）昭远，成都人。少贫为僧童，知祥因饭僧，昭远从至。知祥见而留以给事昶。昶立，擢知枢密院兼节度使。王师入境，昶命总兵拒战。昭远攘臂曰：‘是行也，岂止克敌，当定中原矣。’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及败，昭远窜匿东川民舍，犹诵罗隐‘运失英雄不自由’之句，遂为追兵所执，人皆笑之。”
罗隐的这首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为《筹笔驿》。全诗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深至闺中，远及巴蜀，罗隐之诗，播在人口，广为流传。这是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代。近年，宋代的信息传递受到重视，从文学作品的流传中，似亦可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次来成都杜甫草堂。
这是到过的第三个杜甫遗迹地（平江杜甫墓、长沙杜甫江阁）
**成都杜甫草堂，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了诗歌240余首，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传》的作者冯至先生说过；"人们提到杜甫時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是忘不了成都的杜甫草堂"。
·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现今的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园内亭台林立，古木参天。
这是到过的第三个杜甫遗迹地（平江杜甫墓、长沙杜甫江阁）
**成都杜甫草堂，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了诗歌240余首，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传》的作者冯至先生说过；"人们提到杜甫時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是忘不了成都的杜甫草堂"。
·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现今的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园内亭台林立，古木参天。
苏轼一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一是孔子，一是陶渊明。
“经学三书”的撰写是为了向“圣人”孔子致敬，而历时近十年终告完成的“和陶诗”一百数十首，则是向“贤人”陶渊明看齐。
苏轼的“平生功业”与“忧困书写”
——兼论苏轼“和陶”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
苏轼晚年，迭遭磨难，颠沛流离，其所处虽无囹圄，其所感则不啻楚囚。尤其谪居海南儋耳期间，“日啗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1]。
可以说，奠定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地位的诗文，大多是其人生遭遇重创、垒块纵横、忧思无以排遣时心血之所凝聚，我们姑且将这一类创作称为“忧困书写”。
所谓“忧困书写”，盖指诗人写作时之处境与心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可能与其处境与心境适成比照甚至正相反对的作品风貌和艺术境界。
犹如“蚌病成珠”，越是生命忧困之写作，反倒越是能够超越于现实之忧困，形成诗文情境与意境之反转，从而在艺术创造与人格淬炼上登峰造极，臻于化境。
就苏轼而言，如果没有这些艰苦卓绝的“忧困书写”，其精神生命便无以高蹈轻举，遗世独立，其人格气象也难以瑰玮洒落，超迈时流，其诗文风格更无从精深华妙，夺胎换骨。
今人对苏轼的接受，常常迭经辗转，道听途说，故其人生遭际虽可考诸史传篇籍，而其晚年心境究竟如何，其生命境界究竟有何转进，则恐怕未必能够细体深知。
我们惯于在一般的文学接受中，去与那位洒脱豪放、乐观豁达、百折不挠、飘飘若仙的坡翁“约会”，向他投以钦敬、歆羡和爱慕的目光，却忘记了他也不过是和我们一样在人世的艰辛和苦难中挣扎前行的人。
苏轼与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常在“忧困”中失去斗志，自甘平庸，日益沉沦；而他，却在“忧困”中修行，在“忧困”中书写，并最终通过蘸着血泪写下的文字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当大多数人随着生命的“自由落体”运动而销声匿迹时，这个叫苏轼的人却还“活着”。
然而，这个活在诗文中或者说精神时空中的苏轼，还是当初那个短暂存活于物理时空中的苏轼吗？对于这一点，我真的很怀疑。
既然按照庄子的观点，经书不过是“古人之糟粕”（《庄子·天道》），荀粲之徒更以“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苏轼本人也说过“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嘲子由》）[2]，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苏轼之“为文”与苏轼之“为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呢？
一个无须证明的常识是，尽管我们只能通过“文”去了解“人”，但“文”与“人”究竟并非一物。
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一旦涉及今人对古人的跨越时空的神交冥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以意逆志”“沿波讨源”的方法论问题。
正是在此一意义上，透过苏轼晚年的“忧困书写”，去探寻其文学上的“平生功业”，就不再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更须在心灵史、精神史以及思想史的视域中予以探析和研判了。
“经学三书”的撰写是为了向“圣人”孔子致敬，而历时近十年终告完成的“和陶诗”一百数十首，则是向“贤人”陶渊明看齐。
苏轼的“平生功业”与“忧困书写”
——兼论苏轼“和陶”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
苏轼晚年，迭遭磨难，颠沛流离，其所处虽无囹圄，其所感则不啻楚囚。尤其谪居海南儋耳期间，“日啗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1]。
可以说，奠定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地位的诗文，大多是其人生遭遇重创、垒块纵横、忧思无以排遣时心血之所凝聚，我们姑且将这一类创作称为“忧困书写”。
所谓“忧困书写”，盖指诗人写作时之处境与心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可能与其处境与心境适成比照甚至正相反对的作品风貌和艺术境界。
犹如“蚌病成珠”，越是生命忧困之写作，反倒越是能够超越于现实之忧困，形成诗文情境与意境之反转，从而在艺术创造与人格淬炼上登峰造极，臻于化境。
就苏轼而言，如果没有这些艰苦卓绝的“忧困书写”，其精神生命便无以高蹈轻举，遗世独立，其人格气象也难以瑰玮洒落，超迈时流，其诗文风格更无从精深华妙，夺胎换骨。
今人对苏轼的接受，常常迭经辗转，道听途说，故其人生遭际虽可考诸史传篇籍，而其晚年心境究竟如何，其生命境界究竟有何转进，则恐怕未必能够细体深知。
我们惯于在一般的文学接受中，去与那位洒脱豪放、乐观豁达、百折不挠、飘飘若仙的坡翁“约会”，向他投以钦敬、歆羡和爱慕的目光，却忘记了他也不过是和我们一样在人世的艰辛和苦难中挣扎前行的人。
苏轼与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常在“忧困”中失去斗志，自甘平庸，日益沉沦；而他，却在“忧困”中修行，在“忧困”中书写，并最终通过蘸着血泪写下的文字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当大多数人随着生命的“自由落体”运动而销声匿迹时，这个叫苏轼的人却还“活着”。
然而，这个活在诗文中或者说精神时空中的苏轼，还是当初那个短暂存活于物理时空中的苏轼吗？对于这一点，我真的很怀疑。
既然按照庄子的观点，经书不过是“古人之糟粕”（《庄子·天道》），荀粲之徒更以“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苏轼本人也说过“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嘲子由》）[2]，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苏轼之“为文”与苏轼之“为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呢？
一个无须证明的常识是，尽管我们只能通过“文”去了解“人”，但“文”与“人”究竟并非一物。
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一旦涉及今人对古人的跨越时空的神交冥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以意逆志”“沿波讨源”的方法论问题。
正是在此一意义上，透过苏轼晚年的“忧困书写”，去探寻其文学上的“平生功业”，就不再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更须在心灵史、精神史以及思想史的视域中予以探析和研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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