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肖像控# Hever Castle放出来的Mary Boleyn的肖像（图一）新研究Jordan aens Van Dyck绘画研究项目组已经宣布，皇家收藏品中有一幅未贴标签的肖像是玛丽·博林；其中一幅画的副本悬挂在玛丽童年的家中--Hever Castle.自威廉·沃尔多夫·阿斯托1903年修复的城堡以来，博林姐妹的两幅画像--安妮和玛丽--挂在城堡的壮丽内厅。然而，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质疑这两幅画是否都被正确地贴上了标签。

安妮·博林的画像是由著名宫廷艺术家小霍尔拜因一幅素描画而成的；然而，这幅唯一有印记的，绘制于17世纪的画像上的标注是“安妮·布伦”（Anne Bullen）。玛丽·博林(Mary Boleyn)的肖像也被认为是在小霍尔拜因之后的摹本，但一直因为没有现存的原作而存在着争议，现存的画像远远晚于她生活的时期。此外，一些历史学家曾提出，画中人物的服装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画面上的女主身穿白釉的皮毛制品，然而，根据当时的服饰制度，按照玛丽的品衔，她不当穿着这种品质的皮毛，只是因为她享有某种特权（亨八的情妇），故而她穿着这种毛皮制品。不过，根据玛丽亚·海沃德在2009年所提出的观点，玛丽甚至被禁止穿戴任何毛皮，这一观点似乎证明了画中人不是玛丽。不过，苏珊·希金波坦则指出，玛丽的品衔是可以穿着皮毛，因为她的丈夫威廉·凯里，是一个乡绅，因此玛丽作为他的妻子是可以穿毛皮的，根据这一线索，则重新给予这幅肖像画的是玛丽的可能性。

现在，若尔丹斯·范戴克小组绘画项目得出的结论是，这幅画的一个版本皇家收藏是玛丽·博林的。在研究一套17世纪的“美女”画时，研究小组利用树形年表(根据树形年表鉴定出玛丽的肖像曾经属于这组画)，这些画作曾在300年前装饰在温莎城堡安妮女王的浴室里。玛丽被从“美女”中分离出来，因为它是片场里唯一穿着16世纪服装的肖像画。然后，研究小组找到了这幅画的类似版本的图像，上面有沃顿勋爵(Lord Wharton)的铭文，沃顿勋爵是玛丽·博林(Mary Boleyn)的后裔。这一铭文与玛格丽特·史密斯，即玛丽·柏林的曾孙托马斯·凯里的妻子的画像铭文相吻合。

玛丽的肖像得以确认是一令人振奋的发现，Anne Boleyn的传记作者Eric Ives曾经说过，“我们对玛丽的了解得很有限：我们不知道玛丽的生日，她的埋葬地点，也不知道她和亨利八世的婚外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了多久。我们知道她有两个孩子，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中一个或两个孩子的父亲都是亨利八世，尽管这一点有很大争议。我们还知道，玛丽的孩子凯瑟琳和亨利在伊丽莎白一世里取得了成功的职业生涯。因此，这些玛丽的肖像很可能是由玛丽的后代创作的，或者是为玛丽的不断成长的后代而创作的。”

图二和三应该是另外的两个摹本，至于具体绘制于什么时候则不清楚。画像上Mary的项链还是比较精致的，其风格要比同时期其它的珠宝设计来得更为细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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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看大明，《谟区查抄本》中的中国人物插画。1947年，历史学家Charles R. Boxer（中文名为谟区查，1904-2000）在伦敦Holland House的一场拍卖会上发现了一本绘有大量精美插图的手稿，迫切地将其拍下。一生致力于收集珍贵图书和手稿的谟区查敏锐地察觉到，该手稿的意义非同一般。1950年，谟区查发表了关于该手稿的第一篇学术文章——“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将其称为“MS (Manila Manuscript）”，即马尼拉手稿。至此，该手稿才真正为世人所知。学术界将马尼拉手稿命名为The Boxer Codex（即《谟区查抄本》，以下简称《抄本》）来纪念他的贡献。

《抄本》共有612页，其中314页为文字，97页为手绘插画，剩下的197页是空白。根据插画及其附属的文字，该抄本共由22部分组成，但其中仅有5个部分标有明确的作者，而插画师身份未知。《谟区查抄本》主要描绘了来自东南亚以及东亚地区的当地居民，是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编纂的关于东亚社会概况的百科手稿。

事实上，《抄本》中有关明代中国的插画及文字部分占据了内容约三分之二，共计有58幅插图和110段描述性文字，主要内容涵盖了明末时期的中国人物、神灵、异兽和鸟类。#艺术分享##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