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惊现“七龙桥”！龙凤石雕、蟠龙石础也冠绝天下！】#凤阳是个好地方# 明中都，是一座恢宏的都城。作为明初规划和营建的第一座都城，明《中都志》称它“规制之盛，实冠天下”，其建设体现了《考工记》中古代都城建设的设想，以对称为基本特点，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宫殿分列，繁华侈丽，其午门须弥座和奉天殿石础的雕饰，在规制与奢华程度方面都超过北京故宫。
这是一座悲情的都城。出于种种原因，明中都没有彻底建成，也没有正式启用，在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光环沦为“陪都”后，又先后经历李自成的纵火、清前期的降格、“破四旧”的洗礼，再加上风雨的侵蚀、岁月的变迁，明中都大部如今仅剩下断壁残垣。
这还是一座神秘的古都城。世人皆知凤阳县城以东的小岗村，却对县城西北的明中都遗址鲜有了解，即便凤阳是因中都营建时“席凤凰山之阳为殿”而得名。在凤阳县，老人们一般将明中都遗址称为“老县城”。
从2015年起，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工作。今年，在安徽省考古所的邀请下，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目前，新成果正逐步公开，新疑问也浮出水面。
“五龙桥”？“九龙桥”？其实是“七龙桥”
▲明中都遗址目前已发现多块巨型蟠龙石础
就在截稿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志还兴致冲冲地向记者透露了新的发现。“这几天外金水桥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又确定了各段河道的底面都用砖做了海墁。”他说。
“这有什么功能和意义呢？”记者问。
“此举可保持河底平整，有效防止河水冲刷河底，且提升景观效果。这一发现，再加上前段时间在外金水河发掘出的砖砌驳岸，以及错落有致的河床高度等，都是营建等级规制极高的体现。”王志顾不上吃晚饭，耐心地向记者解释。
这番对话，也把记者的思绪带回了数天前的明中都考古现场。
行走在初冬的午门广场前，面对眼前厚重的明城墙，草木萧瑟之时更有威严之感。如今，明中都遗址除却午门和南墙西侧及西墙共1100米左右的城墙，其余地上建筑都不复存在：宫殿变荒丘、城门变土堆，城墙也变成了公路。
今年9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展开了揭露发掘。记者从午门出发，向南行进不过百米，便来到发掘现场。从位置上看，明中都外金水桥位于午门以南，承天门以北，这与后期的南京、北京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天安门）以南不同。
而这，也与历史学者、明中都皇城的“再现者”王剑英的观点不谋而合——“进承天门往北，经御桥（外金水桥、外五龙桥）至午门前广场”。
但是，也有和王剑英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意料之外的不同，着实让王志“喜出望外”。之前，“五龙桥”一直是主流观点，王剑英也依据明《凤阳新书》所载“御桥五座，在午门南”赞同这一观点；近年来，还流传“九龙桥”的说法。而随着外金水桥遗址发掘进入尾声，桥梁数量的谜底也已揭晓。
原来，那两种说法都不对。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床之上，有7座桥的单拱桥券出现，是为“七龙桥”；每个桥拱由白玉石通过榫卯结构连接形成券脸，内以砖券。从桥券的分布还可以推断出，外金水桥呈“2—3—2”东西对称的布局——这都与北京外金水桥不同：北京天安门五个门洞对应五座三拱桥，另外在太庙和社稷坛各对应一座单拱桥。而明中都午门设计为“明三暗五”，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掖门，中间三座外金水桥为一组和午门中间三门洞对应，边上各以两座为一组，对应午门的两“观”。
“这七座桥整体构成中轴线上的外金水桥，最中间一座为御路桥。各桥在建造上暗含了等级秩序。”王志说，“‘七龙桥’的发现将更新我们对明中都中轴线建筑布局的认识。它勘正了《凤阳新书》造成的误解，印证了《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
道路系统是否建成仍无定论
午门之南，在外金水桥和长安街之间有两处土堆，那是承天门发掘回填后的遗迹。考古发现，承天门城台呈长方形，城台中间原有三个门洞，与午门中间门洞基本对应，共同位于明中都的中轴线上。而在两侧禁垣墙接近城台处，还各开有一门。城台的墩台为外包砖内夯土结构，包砖厚度4.8—5米。夯土芯为夹砖瓦夯土，也就是一层砖瓦一层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细致、涉及多学科的分析呢？
王志笑着说：“考古不是为了挖宝贝炫耀，而是要获取历史信息。以承天门遗址发掘为例，通过发掘可以了解到承天门的布局、规制、建造工艺、兴废过程等信息，以揭示其科学、历史价值。”
“从发掘的承天门与午门，东、西华门对比看，几座城门在城台的长宽尺度、门洞数量及尺寸、建筑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规制、等级的区别。”王志对记者说。
目前，从2015年开始的承天门遗址发掘已基本完成。三年的时间，对于明中都的整体发掘而言，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尽管明中都遗址发掘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中都城是建在高亢的原土层上；罢建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建，地层不太乱；遗物仍在原位，遗址清晰可辨等。但也有着先天性的“无奈”：规模太大、地下水位高企、排水不便等。
在现场待了3年的王志对“水患”深有体会。地下40—50厘米即可见水，排水不畅，不仅影响对重要遗迹的判断，还容易造成坍方垮塌，使遗迹本身受到威胁。此外，在含水的淤泥层进行发掘，可谓拖泥带水，人力铲锨进展缓慢，速度只有普通土层的五分之一。他说，金水河发掘的前期工作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开始，但出水量巨大，工作开展极为困难。
“外金水桥发掘，最大的困难就是水。”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博士后王太一今年作为故宫力量的一员，投入现场发掘工作。据他介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成立明中都考古工作站后，团队定下了打通水系的目标。在外金水桥的发掘进入尾声后，未来还将开启内金水桥的系统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疏通淤塞日久的宫城水系，以此带动排水问题的解决。
路网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外金水桥发掘前，考古队解剖了5处可能有道路的位置，其中午门外御道上解剖两处，结果仅发现清代砖铺道路和疑似明代道路的基础；西华门——西安门解剖一处，在现代道路下只有生土；西华门——东华门间解剖两处，仅发现清代白玉石大街。在外金水桥发掘中，御路桥两侧同样也属于必要的交通要道，但仍未能发现明确的明初道路或路基。所以，作为筑城的收尾工作，明中都“功将完成”之际是否已经完成道路系统的建设，仍未有定论。
藏起来，还是请进来？如何保护好仅剩的遗迹
三年的发掘，也让王志增添了很多新疑问。
奉天殿基址先后做了三次发掘，但形制却“越来越复杂”：从最初的中心台基“中”字形，到“凸”字形，再到“工”字形。“我们最新发现，之前三次发掘可能只发掘了奉天殿南面的一部分，奉天殿基址在清代被改建过，而且最初很可能并非单殿，而是和北京故宫一样的三大殿。要厘清平面形制，仍需进一步工作。”王志说。
金水河的疑问也不少。在发掘中，他发现，外金水河的河床有金水桥处，要比无金水桥处深得多，在河道经过外金水桥流出之际，河床又突然变窄变高。难道这与景观和仪式功能有关？而无实用的排水功能？由于外金水河东部出口被居民区覆盖，那外金水河是直接向东南流出还是折向北后，接入午门东边的南护城河？对此，王志心底也没有答案。
对于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徐海峰评价道：“没想到此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一直以来，明中都和明初其他两都（南京、北京）之间就被认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看来，北京宫殿布局和中都类似，如午门、紫禁城四角楼、三大殿、东西六宫、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凤阳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则在宫殿之后筑一土山为紫禁城屏障，亦取名万岁山。凤阳宫殿左右有日精峰、月华峰，北京紫禁城则有日精门、月华门以象征之。所以中都宫殿应是北京紫禁城最早的蓝本。
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明中都在奢华方面为我国古代都城的巅峰，即超过后期的南京、北京都城。对此，文献上的证据包括，洪武二年（1369年）后，“令天下名材至斯”“九万工技之人”“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雕饰奇巧”“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诏罢中都役作”后，明太祖要求营建南京“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明成祖要求“营建北京，宫殿门阙，悉如洪武旧制”。
多年来积累的考古成果也可以给出一定的参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证据便是石雕。明中都午门、午门洞两侧的白石须弥座，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总长达四五百米的白玉石浮雕、浮雕高32厘米，长度不等，深度更是达到了3—5厘米。其中，龙凤石雕占了块数的40%、长度的45%，云、方胜等装饰石雕占了块数的49%、长度的45%。与之相比，南京明故宫午门须弥座上嵌有少量花饰，深度只有约1厘米，其余全是光面石块；而北京午门石雕，只有门东南北两端左右两侧才各有一个花饰，形象、尺寸几乎一样。
此外，明中都宫城内目前至少发现3块蟠龙石础，每块2.7米见方，础面浮雕蟠龙一圈，蟠龙圈高凸出平面15厘米，宽32.5厘米，外圈直径1.9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石础直径仅为1.6米，且是素面。
对于如此精美的古都建筑，王剑英曾呼吁“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观中来理解、掌握、保护和利用。它是中国，也许是世界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完整的都城遗址，是祖国文化的瑰宝。”
去年明中都遗址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后，随着故宫规划、展陈优势力量的加入，凤阳当地有关部门已酝酿出边考古、边保护、边展示的想法，让遗址“活”起来。
“目前的考古工作，像发掘外金水桥、承天门遗址，主要都是围绕明中都中轴线的展示设计而开展的。”王志说。
凤阳县文广新局有关专家则给出了具体建议：“从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出发，为了让考古遗址公园得到可持续发展，其建设不可急于求成，需要给考古时间；在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可以适当对老百姓开放考古工作现场。比如，外金水桥遗址在挖掘到一定阶段后，可以定期开放工地，派专业人员讲解外金水桥的发掘情况。增进百姓对考古遗址的理解、欣赏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这是一座悲情的都城。出于种种原因，明中都没有彻底建成，也没有正式启用，在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光环沦为“陪都”后，又先后经历李自成的纵火、清前期的降格、“破四旧”的洗礼，再加上风雨的侵蚀、岁月的变迁，明中都大部如今仅剩下断壁残垣。
这还是一座神秘的古都城。世人皆知凤阳县城以东的小岗村，却对县城西北的明中都遗址鲜有了解，即便凤阳是因中都营建时“席凤凰山之阳为殿”而得名。在凤阳县，老人们一般将明中都遗址称为“老县城”。
从2015年起，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工作。今年，在安徽省考古所的邀请下，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目前，新成果正逐步公开，新疑问也浮出水面。
“五龙桥”？“九龙桥”？其实是“七龙桥”
▲明中都遗址目前已发现多块巨型蟠龙石础
就在截稿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志还兴致冲冲地向记者透露了新的发现。“这几天外金水桥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又确定了各段河道的底面都用砖做了海墁。”他说。
“这有什么功能和意义呢？”记者问。
“此举可保持河底平整，有效防止河水冲刷河底，且提升景观效果。这一发现，再加上前段时间在外金水河发掘出的砖砌驳岸，以及错落有致的河床高度等，都是营建等级规制极高的体现。”王志顾不上吃晚饭，耐心地向记者解释。
这番对话，也把记者的思绪带回了数天前的明中都考古现场。
行走在初冬的午门广场前，面对眼前厚重的明城墙，草木萧瑟之时更有威严之感。如今，明中都遗址除却午门和南墙西侧及西墙共1100米左右的城墙，其余地上建筑都不复存在：宫殿变荒丘、城门变土堆，城墙也变成了公路。
今年9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展开了揭露发掘。记者从午门出发，向南行进不过百米，便来到发掘现场。从位置上看，明中都外金水桥位于午门以南，承天门以北，这与后期的南京、北京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天安门）以南不同。
而这，也与历史学者、明中都皇城的“再现者”王剑英的观点不谋而合——“进承天门往北，经御桥（外金水桥、外五龙桥）至午门前广场”。
但是，也有和王剑英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意料之外的不同，着实让王志“喜出望外”。之前，“五龙桥”一直是主流观点，王剑英也依据明《凤阳新书》所载“御桥五座，在午门南”赞同这一观点；近年来，还流传“九龙桥”的说法。而随着外金水桥遗址发掘进入尾声，桥梁数量的谜底也已揭晓。
原来，那两种说法都不对。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床之上，有7座桥的单拱桥券出现，是为“七龙桥”；每个桥拱由白玉石通过榫卯结构连接形成券脸，内以砖券。从桥券的分布还可以推断出，外金水桥呈“2—3—2”东西对称的布局——这都与北京外金水桥不同：北京天安门五个门洞对应五座三拱桥，另外在太庙和社稷坛各对应一座单拱桥。而明中都午门设计为“明三暗五”，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掖门，中间三座外金水桥为一组和午门中间三门洞对应，边上各以两座为一组，对应午门的两“观”。
“这七座桥整体构成中轴线上的外金水桥，最中间一座为御路桥。各桥在建造上暗含了等级秩序。”王志说，“‘七龙桥’的发现将更新我们对明中都中轴线建筑布局的认识。它勘正了《凤阳新书》造成的误解，印证了《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
道路系统是否建成仍无定论
午门之南，在外金水桥和长安街之间有两处土堆，那是承天门发掘回填后的遗迹。考古发现，承天门城台呈长方形，城台中间原有三个门洞，与午门中间门洞基本对应，共同位于明中都的中轴线上。而在两侧禁垣墙接近城台处，还各开有一门。城台的墩台为外包砖内夯土结构，包砖厚度4.8—5米。夯土芯为夹砖瓦夯土，也就是一层砖瓦一层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细致、涉及多学科的分析呢？
王志笑着说：“考古不是为了挖宝贝炫耀，而是要获取历史信息。以承天门遗址发掘为例，通过发掘可以了解到承天门的布局、规制、建造工艺、兴废过程等信息，以揭示其科学、历史价值。”
“从发掘的承天门与午门，东、西华门对比看，几座城门在城台的长宽尺度、门洞数量及尺寸、建筑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规制、等级的区别。”王志对记者说。
目前，从2015年开始的承天门遗址发掘已基本完成。三年的时间，对于明中都的整体发掘而言，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尽管明中都遗址发掘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中都城是建在高亢的原土层上；罢建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建，地层不太乱；遗物仍在原位，遗址清晰可辨等。但也有着先天性的“无奈”：规模太大、地下水位高企、排水不便等。
在现场待了3年的王志对“水患”深有体会。地下40—50厘米即可见水，排水不畅，不仅影响对重要遗迹的判断，还容易造成坍方垮塌，使遗迹本身受到威胁。此外，在含水的淤泥层进行发掘，可谓拖泥带水，人力铲锨进展缓慢，速度只有普通土层的五分之一。他说，金水河发掘的前期工作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开始，但出水量巨大，工作开展极为困难。
“外金水桥发掘，最大的困难就是水。”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博士后王太一今年作为故宫力量的一员，投入现场发掘工作。据他介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成立明中都考古工作站后，团队定下了打通水系的目标。在外金水桥的发掘进入尾声后，未来还将开启内金水桥的系统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疏通淤塞日久的宫城水系，以此带动排水问题的解决。
路网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外金水桥发掘前，考古队解剖了5处可能有道路的位置，其中午门外御道上解剖两处，结果仅发现清代砖铺道路和疑似明代道路的基础；西华门——西安门解剖一处，在现代道路下只有生土；西华门——东华门间解剖两处，仅发现清代白玉石大街。在外金水桥发掘中，御路桥两侧同样也属于必要的交通要道，但仍未能发现明确的明初道路或路基。所以，作为筑城的收尾工作，明中都“功将完成”之际是否已经完成道路系统的建设，仍未有定论。
藏起来，还是请进来？如何保护好仅剩的遗迹
三年的发掘，也让王志增添了很多新疑问。
奉天殿基址先后做了三次发掘，但形制却“越来越复杂”：从最初的中心台基“中”字形，到“凸”字形，再到“工”字形。“我们最新发现，之前三次发掘可能只发掘了奉天殿南面的一部分，奉天殿基址在清代被改建过，而且最初很可能并非单殿，而是和北京故宫一样的三大殿。要厘清平面形制，仍需进一步工作。”王志说。
金水河的疑问也不少。在发掘中，他发现，外金水河的河床有金水桥处，要比无金水桥处深得多，在河道经过外金水桥流出之际，河床又突然变窄变高。难道这与景观和仪式功能有关？而无实用的排水功能？由于外金水河东部出口被居民区覆盖，那外金水河是直接向东南流出还是折向北后，接入午门东边的南护城河？对此，王志心底也没有答案。
对于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徐海峰评价道：“没想到此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一直以来，明中都和明初其他两都（南京、北京）之间就被认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看来，北京宫殿布局和中都类似，如午门、紫禁城四角楼、三大殿、东西六宫、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凤阳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则在宫殿之后筑一土山为紫禁城屏障，亦取名万岁山。凤阳宫殿左右有日精峰、月华峰，北京紫禁城则有日精门、月华门以象征之。所以中都宫殿应是北京紫禁城最早的蓝本。
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明中都在奢华方面为我国古代都城的巅峰，即超过后期的南京、北京都城。对此，文献上的证据包括，洪武二年（1369年）后，“令天下名材至斯”“九万工技之人”“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雕饰奇巧”“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诏罢中都役作”后，明太祖要求营建南京“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明成祖要求“营建北京，宫殿门阙，悉如洪武旧制”。
多年来积累的考古成果也可以给出一定的参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证据便是石雕。明中都午门、午门洞两侧的白石须弥座，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总长达四五百米的白玉石浮雕、浮雕高32厘米，长度不等，深度更是达到了3—5厘米。其中，龙凤石雕占了块数的40%、长度的45%，云、方胜等装饰石雕占了块数的49%、长度的45%。与之相比，南京明故宫午门须弥座上嵌有少量花饰，深度只有约1厘米，其余全是光面石块；而北京午门石雕，只有门东南北两端左右两侧才各有一个花饰，形象、尺寸几乎一样。
此外，明中都宫城内目前至少发现3块蟠龙石础，每块2.7米见方，础面浮雕蟠龙一圈，蟠龙圈高凸出平面15厘米，宽32.5厘米，外圈直径1.9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石础直径仅为1.6米，且是素面。
对于如此精美的古都建筑，王剑英曾呼吁“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观中来理解、掌握、保护和利用。它是中国，也许是世界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完整的都城遗址，是祖国文化的瑰宝。”
去年明中都遗址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后，随着故宫规划、展陈优势力量的加入，凤阳当地有关部门已酝酿出边考古、边保护、边展示的想法，让遗址“活”起来。
“目前的考古工作，像发掘外金水桥、承天门遗址，主要都是围绕明中都中轴线的展示设计而开展的。”王志说。
凤阳县文广新局有关专家则给出了具体建议：“从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出发，为了让考古遗址公园得到可持续发展，其建设不可急于求成，需要给考古时间；在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可以适当对老百姓开放考古工作现场。比如，外金水桥遗址在挖掘到一定阶段后，可以定期开放工地，派专业人员讲解外金水桥的发掘情况。增进百姓对考古遗址的理解、欣赏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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