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言馆印存》，周希丁篆刻
博南山馆2021年影印本

此书是博南山馆主人尹恒先生所赠，线装一册，为《博南丛刊》第一种，总计用手工连史纸印制一百部，无编号。前有尹恒先生所作序言，主要介绍篆刻者周希丁的生平，重点谈到周擅长全形拓，上世纪40年代出版了《石斋馆印存》，收录自刻印章千余方，由于此印谱流传稀少，故尹先生仿真影印百部，以广流传。

周希丁即周康元，原籍江西临川，长期寓京，故被视为京城篆刻家和古器传拓家。1921年，易大厂、罗振玉、丁佛言、寿石工、马衡、梅兰芳、尚小云等几十人发起成立冰社，由易大厂任社长，周康元任副社长，社址就在周康元经营的古光阁后院，冰社每周六、日聚会，社友出示所藏的金石文物，后来这些器物大多由周康元制作成拓片，编辑成书。丁佛言的金石著作《说文古籀补补》就是由冰社社友提供的拓片，因为该社汇集了一大批京师篆刻家，故又有北方最重要的印学团体之称，可与南方的西泠印社相并提。

史树青在《石言馆印剩序》就持这种观点：“盖当时北方冰社诸子提供篆刻之学，与南方西泠印社媲美焉。”在本序中，史树青讲到周康元“弱冠摹印，私淑丁敬，故字希丁。”除篆刻外，更称其“精于篆刻及传拓古器，尤以摹拓器形，为古今第一。”早在1962年，史先生就写过一篇《悼念周希丁先生》发表在了《文物》第三期上，该文称周康元一生治印总数三千方以上，那时史先生就强调，周康元的更高成就是传拓：“曾手拓故宫武英殿、宝蕴楼及私家所藏铜器，以及玉器、甲骨、陶器、玺印、封泥、钱币、石经、砚、墨等器物款识，皆能察其演变之迹，而于刻印有所会通，故能自成一种风格。”

但是，能够制作拓片的人并不在少数，而周康元的绝技乃是全形拓。史树青写到：“至于传拓古代铜器立体形象，首需分清光绪的明暗，继应审察形体的厚薄，在墨拓术中最为不易。这种方法，自清代陈介祺撰《簠斋传古别录》始开其端，到周先生可以说是集其大成。他为了传拓，曾于1915年参加画法研究会学透视画。”然而，史树青举出的实例有些令人吃惊：

1921年，周先生手拓甘肃天水出土的《秦公簋》。这件铜器的铭文用活字为模，铸于器盖和器身，由于铜锈很厚，根本不知有秦汉间刻字各一行，由于周先生拓墨 时细心不苟，才发现出来。

如果《秦公簋》上面的铭文是以活字字模制作的，那么这足以将活字印刷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以上，毕昇将不得专美。当然，原物我没见过，无法断秦公簋上的铭文是否以活字为模。但史先生此处更想说明的是，周康元在全形拓方面的“技亦灵怪矣哉!”

本印谱前有北平朱光焘和陈邦怀两篇序言。朱序将周康元的印风与浙派诸子相比较，也谈到周康元私淑龙泓山人。陈邦怀之序除了评价康元治印外，更多的夸赞他是全形拓的一代宗师：“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其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立体也，非平面也，此前所未有者。”

有些事情的确是巧合，我第一次听闻到“立体拓”这个词，也是跟陈邦怀有一点瓜葛。二十余年前我到天津历史博物馆去看极具名气的《鲜于璜碑》，于此见到陈邦怀之子，那时他在该馆任副馆长，我们在聊天时谈到拓片的制作，他提到了立体拓，而那时我不知立体拓就是全形拓。而今得到了这部印谱，于此又看到了陈邦怀之序，顿时忆起当年看拓片的情形。这部《印存》除了此两序外，还有徐世昌题词和陈宝琛、方无隅所书对联，以及多个名人题词，这些都说明了周希丁交游之广。

纽卡这次真是给下图中这个人还有英国媒体给害惨了…不过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希望纽卡的新主人们不要再让这样的肥皂剧重演了。经过这次，本博也会有所调整，鉴于英媒体这次非常差劲的表现，我暂时不会再标注来自英媒体信息的来源了，并会选择更保守可靠的信息。

这个人算是翻篇了，希望纽卡以后也别再去找他了。下一个是埃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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