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好茶不怕细品，好事不怕细论，从来佳茗似佳人，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苦中有甘是暗味，苦尽甘来是真味，茶中有大道，悟茶通人生，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茶有浓淡，有冷暖，亦有悲欢，用一颗俗世的心品茶，难免执著于色，香，味，则少了一份清淡与质朴，茶有了万千滋味，甚至融入了世事与情感，用一颗出离的心品茶，便可以从容地享受飞云过天，绿水无波的静美。
贵圈迷人眼，娱圈乱人心，一旦入了这圈子，能有几人扛得住？
老祖宗说，穷人乍富，丑态必现！
这话放在老百姓身上适用，放在娱乐圈也一样。
再看那些突然爆红的明星们，总免不了有点“飘”的心态，更何况是一个老百姓？
11月24日，知名自媒体人张晓磊的一段长文登上了热搜，而这段长文的主角，便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张晓磊是知名自媒体人，全网坐拥粉丝上千万，还曾在山东卫视《天下父母》栏目做过导演。
虽然名气不很大，但因为在媒体圈深耕多年，张晓磊和李湘、大饼等人，也曾是旧相识，对媒体圈的事业算了如指掌。
早年间结识朱之文后，张晓磊以“策划人”自居，还亲自将他推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为朱之文的走红出了不少力。
两人以“好友”的名誉交往，不曾想现今却翻脸，张晓磊怒揭“大衣哥六宗罪”，字字珠玑，让大众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大衣哥。
张晓磊的“六宗罪”长文中，说了很多朱之文的真实生活，大体概括为五点：
第一宗罪：没有知恩图报
细细观看张晓磊的长文，在文章开头，先是着重点出“我和他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没拿过一针一线”，这句话背后颇有点“我对他有恩，他却没有施恩图报的感觉”。
而且，张晓磊的长文中，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情绪，就好似“以前和朱之文关系很好，但最近闹掰了，所以才怒揭其真面目”。
注解：张晓磊说的第一宗罪，完全是他们二人的私人关系，对朱之文的个人形象，几乎没有影响。
毕竟，两人相识多年，中间那些弯弯绕绕，外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晓磊对朱之文“早已心存不满多时”，才有了今天的“怒揭朱之文六宗罪”的长文。
第二宗罪：不想捐款
朱之文走红后，有电视台希望他能为白血病儿童捐款，但朱之文本人不想捐，随后便找张晓磊讨主意。
但是，早年间上节目的大衣早就不见了，便买了一件“假大衣”。随后，这件大衣拍了10万块，朱之文全部捐掉。
在捐款现场，朱之文还承诺再捐10万，但晚上就后悔了，凌晨四点偷偷逃走了，捐款的事不了了之。
注解：这一宗，就算说得是事实，对朱之文的职业生涯影响也不大，毕竟钱是人家自己的，捐与不捐全看个人意愿。
不过，用“假大衣”冒充真大衣这件事，却是不地道，特别是那个用10万块买下来收藏的人，不知道现在心里是不是如吃了苍蝇一般恶心？
张晓磊虽然揭开了这件事的内幕，但别忘了，最初“不拿钱，拍卖大衣，一举两得”的主意，可是张晓磊出的。
第三宗罪：和女粉丝有不正当关系
四五年前，朱之文在深夜向张晓磊求助“有人要讹他50万”，原因是：一个女粉丝喜欢朱之文，两人半推半就有了不正当关系。不料事后却被反咬一口，女粉丝要讹他五十万。
张晓磊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让朱之文报警，对方才松口，后来赔了5万。
虽然朱之文和这位女粉丝，仅仅是“露水情缘”，但朱之文出轨这件事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朱之文的主要业务是民间商演，上电视节目的机会比较少，就算这件事是真的，估计坊间还是有很多人会找他演出，说不定会更加“物美价廉”。
第四宗罪：嫌弃老婆，早就想换媳妇
众所周知，朱之文走红之后，有个名言“出名不出轨”！没想到，才短短几年，就打脸了。
虽然出轨女粉丝事件，最终以5万块解决了，但朱之文却一直想找一个小20岁的大姑娘，虽然在电视上对老婆恩爱有加，但其实早就嫌弃老婆“又老又丑又傻”。
第六宗罪：炒作手段高超
前几年，朱之文早已没了人气，便自己炒作了“拍他的账号卖了70万的新闻”，随后十里八村的老乡蜂拥而至，才打造了“全民皆知的农民歌手朱之文”。
根据张晓磊的描述，朱之文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全部都是炒作出来的“假农民歌唱家”。
注解：其实，网友早已对这种乱拍视频产生了审美疲劳，如果说一开始是关注农村歌唱家，但看久了也会厌烦的。
第六宗罪：偷税漏税多年
上面说到朱之文换过十几个经纪人，其中一个是他发小，朱之文却克扣对方工资，从而两人闹掰。闹掰之后，发小多次扬言要举报他“偷税漏税”，但因为是同村，碍于情面就算了。
如果这事是真的，朱之文不但名誉扫地，还会面临N倍的罚款，早期收入囊中的钱再拿出来，会不会肉疼？
：
爆料结束后，有粉丝问张晓磊“大衣哥如何得罪了张总”？张晓磊回答“说来话长，以后会写”。
短短两天时间，这件事就热度空前，不知张晓磊会不会借着这股热度，再次爆料朱之文的真实名目？
朱之文自从走红以来，靠着“农民歌唱家”的身份，拜师于文华、蒋大为等人，一直备受圈内外人的支持，这一折腾，以往那些帮过他的人将如何自处？
蒋大为自从那个视频之后，商演全无，还被人起诉，时至今日还在被全网追讨，就似陷入了一个怪圈，再难翻身。
未曾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短短半年的时间，朱之文又成了那个被怒揭“六宗罪”的人。
人生啊，就是这么滑稽。
看朱之文早期的形象，一直是勤恳、保持初心、大爱、正能量满身。
即使走红后，也不离开村子，还给村里捐款捐物，还亲自下地干活，收获全网的夸赞。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他身上，还有什么是真的？
目前看来，这个大瓜还会有后续，不知张晓磊会不会继续爆料？
老祖宗说，穷人乍富，丑态必现！
这话放在老百姓身上适用，放在娱乐圈也一样。
再看那些突然爆红的明星们，总免不了有点“飘”的心态，更何况是一个老百姓？
11月24日，知名自媒体人张晓磊的一段长文登上了热搜，而这段长文的主角，便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张晓磊是知名自媒体人，全网坐拥粉丝上千万，还曾在山东卫视《天下父母》栏目做过导演。
虽然名气不很大，但因为在媒体圈深耕多年，张晓磊和李湘、大饼等人，也曾是旧相识，对媒体圈的事业算了如指掌。
早年间结识朱之文后，张晓磊以“策划人”自居，还亲自将他推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为朱之文的走红出了不少力。
两人以“好友”的名誉交往，不曾想现今却翻脸，张晓磊怒揭“大衣哥六宗罪”，字字珠玑，让大众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大衣哥。
张晓磊的“六宗罪”长文中，说了很多朱之文的真实生活，大体概括为五点：
第一宗罪：没有知恩图报
细细观看张晓磊的长文，在文章开头，先是着重点出“我和他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没拿过一针一线”，这句话背后颇有点“我对他有恩，他却没有施恩图报的感觉”。
而且，张晓磊的长文中，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情绪，就好似“以前和朱之文关系很好，但最近闹掰了，所以才怒揭其真面目”。
注解：张晓磊说的第一宗罪，完全是他们二人的私人关系，对朱之文的个人形象，几乎没有影响。
毕竟，两人相识多年，中间那些弯弯绕绕，外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晓磊对朱之文“早已心存不满多时”，才有了今天的“怒揭朱之文六宗罪”的长文。
第二宗罪：不想捐款
朱之文走红后，有电视台希望他能为白血病儿童捐款，但朱之文本人不想捐，随后便找张晓磊讨主意。
但是，早年间上节目的大衣早就不见了，便买了一件“假大衣”。随后，这件大衣拍了10万块，朱之文全部捐掉。
在捐款现场，朱之文还承诺再捐10万，但晚上就后悔了，凌晨四点偷偷逃走了，捐款的事不了了之。
注解：这一宗，就算说得是事实，对朱之文的职业生涯影响也不大，毕竟钱是人家自己的，捐与不捐全看个人意愿。
不过，用“假大衣”冒充真大衣这件事，却是不地道，特别是那个用10万块买下来收藏的人，不知道现在心里是不是如吃了苍蝇一般恶心？
张晓磊虽然揭开了这件事的内幕，但别忘了，最初“不拿钱，拍卖大衣，一举两得”的主意，可是张晓磊出的。
第三宗罪：和女粉丝有不正当关系
四五年前，朱之文在深夜向张晓磊求助“有人要讹他50万”，原因是：一个女粉丝喜欢朱之文，两人半推半就有了不正当关系。不料事后却被反咬一口，女粉丝要讹他五十万。
张晓磊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让朱之文报警，对方才松口，后来赔了5万。
虽然朱之文和这位女粉丝，仅仅是“露水情缘”，但朱之文出轨这件事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朱之文的主要业务是民间商演，上电视节目的机会比较少，就算这件事是真的，估计坊间还是有很多人会找他演出，说不定会更加“物美价廉”。
第四宗罪：嫌弃老婆，早就想换媳妇
众所周知，朱之文走红之后，有个名言“出名不出轨”！没想到，才短短几年，就打脸了。
虽然出轨女粉丝事件，最终以5万块解决了，但朱之文却一直想找一个小20岁的大姑娘，虽然在电视上对老婆恩爱有加，但其实早就嫌弃老婆“又老又丑又傻”。
第六宗罪：炒作手段高超
前几年，朱之文早已没了人气，便自己炒作了“拍他的账号卖了70万的新闻”，随后十里八村的老乡蜂拥而至，才打造了“全民皆知的农民歌手朱之文”。
根据张晓磊的描述，朱之文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全部都是炒作出来的“假农民歌唱家”。
注解：其实，网友早已对这种乱拍视频产生了审美疲劳，如果说一开始是关注农村歌唱家，但看久了也会厌烦的。
第六宗罪：偷税漏税多年
上面说到朱之文换过十几个经纪人，其中一个是他发小，朱之文却克扣对方工资，从而两人闹掰。闹掰之后，发小多次扬言要举报他“偷税漏税”，但因为是同村，碍于情面就算了。
如果这事是真的，朱之文不但名誉扫地，还会面临N倍的罚款，早期收入囊中的钱再拿出来，会不会肉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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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结束后，有粉丝问张晓磊“大衣哥如何得罪了张总”？张晓磊回答“说来话长，以后会写”。
短短两天时间，这件事就热度空前，不知张晓磊会不会借着这股热度，再次爆料朱之文的真实名目？
朱之文自从走红以来，靠着“农民歌唱家”的身份，拜师于文华、蒋大为等人，一直备受圈内外人的支持，这一折腾，以往那些帮过他的人将如何自处？
蒋大为自从那个视频之后，商演全无，还被人起诉，时至今日还在被全网追讨，就似陷入了一个怪圈，再难翻身。
未曾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短短半年的时间，朱之文又成了那个被怒揭“六宗罪”的人。
人生啊，就是这么滑稽。
看朱之文早期的形象，一直是勤恳、保持初心、大爱、正能量满身。
即使走红后，也不离开村子，还给村里捐款捐物，还亲自下地干活，收获全网的夸赞。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他身上，还有什么是真的？
目前看来，这个大瓜还会有后续，不知张晓磊会不会继续爆料？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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