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法术中的变化之术及隐身法！
道教变化之术由来已久，在汉代已经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至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就有相关记载：变化之术中，比较大的只有《墨子五行记》，本来有五卷。刘安没有仙去时抄出其中的要点，成为一卷。方法是用药用符，能够让人飞行上下，隐藏自己，而且沒有固定的形态，含笑着变成妇人，面孔一绉，成了老头儿，蹲在地上，又变为小孩子，执着木棍，立即长成树林，种下种子顷刻生成瓜果可以吃，画地便成了江河，撮一把泥土变成山，坐那儿便可召来各种美味佳肴，至于凭空兴云、起火，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也能够变化成飞禽走兽的形象，以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达到百里方圆，兴雷也能如此，渡大河用不着渡船和桥梁，分身成千人，借着风高飞，在没有空隙的地方进出自如，能吐气变成七彩，坐于原处却看到八极以外，以及地下的事物，放出光芒达到万丈之高，暗室中自能生出光明。但是作法中要步星纲几十种，步法曲折能以弄清，很少有人能够踏准的。至于《淮南鸿宝》和《淮南万毕术》，都不及这本书的。
又有一种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所杀的白虎头皮，活骆驼身上的血，虎血，紫绶带，鞋上的花纽儿，和浮萍一起，于三月三日混种下。初长出的草象芝麻苗，结有果实，就用这果实再种，长一次，产生一次变异。共七次种植，用其果实合成药，也能够用来变化形体改变面貌，随意飞行或潜行水底，和《墨子五行记》、《玉女隐微》差不多。除此之外，就不足谈了。
这里说的几乎包括了道教中大部份变化之术。
从内容上看，变化之术可以分为变化自身和变化外物两大类。前者主要为变形易貌、化凡为仙及隐显随心的各种法术；后者有兴云布雨，使万物有无、异类互变等法术。大多数变化之术都以步罡、掐诀、符咒等手段，加以本身炼气、存想等构成，也有相当一部份使用了某些药物，造成了某些化学或者物理变化。
变化外物的法术比较常被提起的有搬运、豆人纸马、缩地脉、划地成河乃至装天等，有些只见于神仙传说，有些则在道书中留下了方法，如道书中有关于“草豆法”的记载，即撒豆成兵、斩草为马，与平常说的豆人纸马差不多。它的核心是用咒术。画灰用坛，置香盘、净水，用大豆一斗二升、净草一束安于坛心，披头作咒，并用《起灵符》等法器，据说可以将之咒成活人活马。缩地脉，神仙家言，地脉随意伸缩，千里可缩成一寸。
如学得此法，“往往甚速於飞空”（《金锁流珠引》卷一七）。据说东汉的费长房得过来壶公传得此术，能缩地脉千里。有的道书说如果学成地轴禹步，存想二十四位地轴神，可以开一寸之地而为万里江山，或万里江山摄为一寸。其法载在《金锁流珠引》卷二七，主要方法是用符箓，掐诀步罡。
变化自身的法术，有飞行虚空、存神驭气、隐沦、分形及一般地变形易貌等等，此类法术种类也很繁多，其要义在于使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的自然规律的束缚。这类神通假如真的拥有，那便具有常人所不具备、且难以抗拒的异能，这种异能又可用于不同的目的。因此，它们的传播既可以造福于民，也可加祸于民。所以，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的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人。而且认为即使学得正法，若是用于不正当用途，那也会招致失败。正如崂山道士的故事中，王生学了穿墙而过的法术，但妄想用之于入人内室为盗，结果在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这类变化自身的法术，大抵也用符咒诀步为主，而且常要配合以内气的运转，和存思，有时也要用药物，如移形易貌（易容术），便要用药。不过，药料的配方都秘而不宣。这种改易容貌的方术只能算是小术，比较重大的法术，如隐沦、分形（分身法）、存神驭气等，便要求带符箓，精存思，内气充盈，踏罡步斗纯熟。这里以隐沦为例，稍事说明。
隐沦，又称隐遁，俗称隐身法。据说能修成此法，便能够使自己的形迹在别人眼皮底下消失，甚至连鬼神也不识自己下落，那么任何灾难也无法临身了。这种隐沦之法，在魏晋时已经有相当系统的发展。
《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说：有人问隐沦之道，我说：神奇的方术有五种，坐在那里突然消失也算在里边。但是对增长寿命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在人间无缘无故显示这种神通，反而招致怪异的评议，不足以随便施行。只是可以备来应付兵乱和危急之时，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可以免除灾难。服用《大隐符》连着十天，想隐身便向左转，想显身则向右转。或者用玉丸涂在人身上；或是用蛇足散，或是怀中藏著「离母之草」，或是折下青龙之草，身体伏在六丁的方位下；或者进入竹园之中，手中执著「天枢之壤」；或者依河洛书河图的样子造一座石房子，而隐在云层的荫影之下；………或可变为小儿，或可变为老翁，或可变为飞鸟，或可变为走兽，或可变成为草，或可变成树木，或可变形为六畜，或依傍树木成树木，或依傍石头就变成石头，依傍水变成水，依傍火变成火，这此都是所谓移形易貌，不能全部都隐藏的。
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隐身法，主要有用符和用药两大类。用符的，比较高级，可以让人全隐，用药的，则要差一些，只能随不同的环境，变成和环境一样的东西。至於具体的运用方法，抱朴子没有详说，实际上是有特别的讲究的。比如，所谓伏于六丁之下，是指处在六丁的方位，六丁在何处，是需要推算的，而且一般说来，走至这些方位，步伐有一些特殊的样式，即所谓的踏罡步斗。后世隐沦之术的发展，在大抵上沿著用符、用药和对方位的推算、步伐的规定，或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路数。只是更加强调法师自身运气存想的决定作用。
变化之不仅是道法中的一大类，而且往往是其它道法的基础，比如飞神驭气之术，在上章奏时便要用到。据《长恨歌传》说，唐玄宗在晚年思念杨贵妃，派了道士运用存神驭气之术，即存想自己的元神驾驭着元气，“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香魂，结果在蓬莱仙岛才找到她。这种存神驭气之术是变化之术的一种，常被称为出神、出阳神，也称飞神驭气。自己在原处不动，元神却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如上章奏时，常要出神，往三天之上，当三清或玉帝面，递上章表，奏明事由，面聆神旨，带回有关的信息。章奏通常在祈祷、破幽等法事中使用，存神驭气之术在具体运用中便成了其法事的一部份。
#人生感悟##道教##涨知识##修行# https://t.cn/RTv4Kyo
道教变化之术由来已久，在汉代已经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至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就有相关记载：变化之术中，比较大的只有《墨子五行记》，本来有五卷。刘安没有仙去时抄出其中的要点，成为一卷。方法是用药用符，能够让人飞行上下，隐藏自己，而且沒有固定的形态，含笑着变成妇人，面孔一绉，成了老头儿，蹲在地上，又变为小孩子，执着木棍，立即长成树林，种下种子顷刻生成瓜果可以吃，画地便成了江河，撮一把泥土变成山，坐那儿便可召来各种美味佳肴，至于凭空兴云、起火，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也能够变化成飞禽走兽的形象，以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达到百里方圆，兴雷也能如此，渡大河用不着渡船和桥梁，分身成千人，借着风高飞，在没有空隙的地方进出自如，能吐气变成七彩，坐于原处却看到八极以外，以及地下的事物，放出光芒达到万丈之高，暗室中自能生出光明。但是作法中要步星纲几十种，步法曲折能以弄清，很少有人能够踏准的。至于《淮南鸿宝》和《淮南万毕术》，都不及这本书的。
又有一种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所杀的白虎头皮，活骆驼身上的血，虎血，紫绶带，鞋上的花纽儿，和浮萍一起，于三月三日混种下。初长出的草象芝麻苗，结有果实，就用这果实再种，长一次，产生一次变异。共七次种植，用其果实合成药，也能够用来变化形体改变面貌，随意飞行或潜行水底，和《墨子五行记》、《玉女隐微》差不多。除此之外，就不足谈了。
这里说的几乎包括了道教中大部份变化之术。
从内容上看，变化之术可以分为变化自身和变化外物两大类。前者主要为变形易貌、化凡为仙及隐显随心的各种法术；后者有兴云布雨，使万物有无、异类互变等法术。大多数变化之术都以步罡、掐诀、符咒等手段，加以本身炼气、存想等构成，也有相当一部份使用了某些药物，造成了某些化学或者物理变化。
变化外物的法术比较常被提起的有搬运、豆人纸马、缩地脉、划地成河乃至装天等，有些只见于神仙传说，有些则在道书中留下了方法，如道书中有关于“草豆法”的记载，即撒豆成兵、斩草为马，与平常说的豆人纸马差不多。它的核心是用咒术。画灰用坛，置香盘、净水，用大豆一斗二升、净草一束安于坛心，披头作咒，并用《起灵符》等法器，据说可以将之咒成活人活马。缩地脉，神仙家言，地脉随意伸缩，千里可缩成一寸。
如学得此法，“往往甚速於飞空”（《金锁流珠引》卷一七）。据说东汉的费长房得过来壶公传得此术，能缩地脉千里。有的道书说如果学成地轴禹步，存想二十四位地轴神，可以开一寸之地而为万里江山，或万里江山摄为一寸。其法载在《金锁流珠引》卷二七，主要方法是用符箓，掐诀步罡。
变化自身的法术，有飞行虚空、存神驭气、隐沦、分形及一般地变形易貌等等，此类法术种类也很繁多，其要义在于使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的自然规律的束缚。这类神通假如真的拥有，那便具有常人所不具备、且难以抗拒的异能，这种异能又可用于不同的目的。因此，它们的传播既可以造福于民，也可加祸于民。所以，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的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人。而且认为即使学得正法，若是用于不正当用途，那也会招致失败。正如崂山道士的故事中，王生学了穿墙而过的法术，但妄想用之于入人内室为盗，结果在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这类变化自身的法术，大抵也用符咒诀步为主，而且常要配合以内气的运转，和存思，有时也要用药物，如移形易貌（易容术），便要用药。不过，药料的配方都秘而不宣。这种改易容貌的方术只能算是小术，比较重大的法术，如隐沦、分形（分身法）、存神驭气等，便要求带符箓，精存思，内气充盈，踏罡步斗纯熟。这里以隐沦为例，稍事说明。
隐沦，又称隐遁，俗称隐身法。据说能修成此法，便能够使自己的形迹在别人眼皮底下消失，甚至连鬼神也不识自己下落，那么任何灾难也无法临身了。这种隐沦之法，在魏晋时已经有相当系统的发展。
《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说：有人问隐沦之道，我说：神奇的方术有五种，坐在那里突然消失也算在里边。但是对增长寿命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在人间无缘无故显示这种神通，反而招致怪异的评议，不足以随便施行。只是可以备来应付兵乱和危急之时，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可以免除灾难。服用《大隐符》连着十天，想隐身便向左转，想显身则向右转。或者用玉丸涂在人身上；或是用蛇足散，或是怀中藏著「离母之草」，或是折下青龙之草，身体伏在六丁的方位下；或者进入竹园之中，手中执著「天枢之壤」；或者依河洛书河图的样子造一座石房子，而隐在云层的荫影之下；………或可变为小儿，或可变为老翁，或可变为飞鸟，或可变为走兽，或可变成为草，或可变成树木，或可变形为六畜，或依傍树木成树木，或依傍石头就变成石头，依傍水变成水，依傍火变成火，这此都是所谓移形易貌，不能全部都隐藏的。
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隐身法，主要有用符和用药两大类。用符的，比较高级，可以让人全隐，用药的，则要差一些，只能随不同的环境，变成和环境一样的东西。至於具体的运用方法，抱朴子没有详说，实际上是有特别的讲究的。比如，所谓伏于六丁之下，是指处在六丁的方位，六丁在何处，是需要推算的，而且一般说来，走至这些方位，步伐有一些特殊的样式，即所谓的踏罡步斗。后世隐沦之术的发展，在大抵上沿著用符、用药和对方位的推算、步伐的规定，或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路数。只是更加强调法师自身运气存想的决定作用。
变化之不仅是道法中的一大类，而且往往是其它道法的基础，比如飞神驭气之术，在上章奏时便要用到。据《长恨歌传》说，唐玄宗在晚年思念杨贵妃，派了道士运用存神驭气之术，即存想自己的元神驾驭着元气，“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香魂，结果在蓬莱仙岛才找到她。这种存神驭气之术是变化之术的一种，常被称为出神、出阳神，也称飞神驭气。自己在原处不动，元神却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如上章奏时，常要出神，往三天之上，当三清或玉帝面，递上章表，奏明事由，面聆神旨，带回有关的信息。章奏通常在祈祷、破幽等法事中使用，存神驭气之术在具体运用中便成了其法事的一部份。
#人生感悟##道教##涨知识##修行# https://t.cn/RTv4Kyo
#赵立坚一个问题反问立陶宛#【#赵立坚问立陶宛外长正在美国做什么#】据报道，正访美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24日称，他同美国高级官员就立陶宛减少对中国依赖进行了会谈，“立陶宛学到的最大‘经验’是，受到经济胁迫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立陶宛无视中方严正立场，罔顾双边关系大局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开创了恶劣先例。背信弃义、一错再错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咎由自取、自吞苦果。如果真像立陶宛外长所言，立陶宛政府仍然能够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独立决定，那我想问一问，立陶宛外长现在正在美国做什么？（央视）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