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周刊：A股处在大牛市前夕，这不是盲目乐观】1月12日，时隔五年，上证指数再次站在3600点。许多基金重仓的龙头股创下新高。1月13日，三大股指齐跌，但沪深两市成交金额连续第8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展望2021年，A股能否延续去年的行情，继续在全球领跑？
长江商学院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投资者情绪调查报告》显示，本期投资者情绪继续回暖，67.5%的受访者认为A股会上涨，比上期上升9个百分点；50%的受访者认为港股会上涨，比上期上升15个百分点。
“中国人说牛年要带来牛市。在2021年伊始，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核心因素都是向好的，整体风险可控，我们很可能处在10年来最大的、最可持续的牛市的开端。”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教授表示。
投资者为什么这么乐观？
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A股价格基本合理，约64.2%的受访者认为价格合理，比上期有所下降，但与历史调查相比，这个比例居于高位。对A股的预期回报率是2.6%，比上期上升2个百分点。
投资者看好股票、股票型基金，对股票投资的净增加人数占比为20.9%，与上期相比，虽稍有降温，但整体非常乐观；对股票型基金投资的净增加人数为16.5%比上期提高2.7个百分点。
不过，受访者对房价走势看法略显悲观。约 69.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房价会上涨，比上期下降了4.3个百分点。对房价的预期回报率是3.6%，比上期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
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来自于对基本面增长的信心以及风险的可控性：在基本面方面，约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GDP增速能够超过5%，比上期提高了8.2个百分点；受访者同样看好A股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约4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A股净利润增速能够超过10%，比上期提高了7.7个百分点。
在风险方面，首先，64%的受访者认为A股价格基本合理，虽然比上期下降了2.2个百分点，但与历史调查相比，这个比例仍然居于高位。其次，37%的受访者认为一二线城市的地产价格基本合理，比两年前上升近20个百分点；第三，对于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投资者越来越对其负面的影响逐渐看淡，有46.7%的受访者甚至认为贸易战对中国长期有利，比两年前增长了接近一倍。
投资者还可以更乐观点儿？
这份报告认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有道理的，但可能还偏保守。因为在2021 年伊始，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核心因素都是向好的，有六点理由指向“我们很可能处在十年来最大、最可持续的牛市开端”这个判断。
理由一，新冠疫情
2020和2021年的投资市场以及实体经济，从很大的程度上讲，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疫情以及各国政府和社会对疫情的应对。在全球重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真正控制住疫情、基本回归经济常态的国家。
随着疫苗的大规模使用，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得到控制。即使万一疫苗效果不如预期，全球唯一能够抵御新冠的做法就只有中国严防死守的严厉政策了。
从目前看来，中国对新冠疫情的“严防死守”“零容忍”的态度和方法是各国所有选项中最有效的。
理由二，实体经济。
2020年前三季度，美国GDP比去年同期下滑23%，欧元区下滑21%，日本下滑17%。
相比之下，我国经济 “一枝独秀”，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2%，GDP规模与去年同期持平。
与欧美日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回弹主要原因是控疫政策效率高，成本低；而欧美日是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刺激，效率低，后遗症会很严重。
理由三：国际环境。
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拜登总统上台会带来更为理性的、系统性的对华政策，这有助于降低冷战和热战的风险，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
理由四：改革开放的决心。
在过去一年里，资本市场的大力改革，海南的空前开放政策，RECE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正在沿着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坚持正确的道路，基本面的增长就会有保障。
理由五：全球的零利率状态。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导致世界各国央行不得不迅速补充货币供给，把基准利率降到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还保持2.5%左右正利率的国家。当基础利率降到零以后，所有能带来正回报的投资都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理由六：低估值。
无论从哪个角度对中国的股市进行判断，中国股市的估值都是二十年来最低的。目前中国A股整个市场的估值实际上仅仅略大于净资产。
投资者低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股市仍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对疫情的控制、如何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如何提升内需，是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不过，刘劲教授认为，投资者低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气候问题，气候问题如果得不到控制，将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我们一般想的是海平面升高等，但是实际上气候问题会带来一些其它的问题。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系统的一个巨大风险，不理解气候问题就不能理解新能源市场。”（巴伦周刊）
长江商学院投资者情绪调查（CKISS）是由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中心和企业家学者项目共同主办的对资本市场投资人情绪和预期的调查，报告由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教授以及研究员陈宏亚推出。首次调查在2018年1月进行，主要调查对象是六十多位上规模的企业家。2018年8月，扩大了调查范围，并委托第三方公司在全国13个重要城市展开调查。调查预计每季度开展一次，有效回收样本计划在2500份左右，其中，普通散户投资者1900份，金融行业从业人员600份。目前，已经完成了9次调查。#股票##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长江商学院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投资者情绪调查报告》显示，本期投资者情绪继续回暖，67.5%的受访者认为A股会上涨，比上期上升9个百分点；50%的受访者认为港股会上涨，比上期上升15个百分点。
“中国人说牛年要带来牛市。在2021年伊始，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核心因素都是向好的，整体风险可控，我们很可能处在10年来最大的、最可持续的牛市的开端。”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教授表示。
投资者为什么这么乐观？
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A股价格基本合理，约64.2%的受访者认为价格合理，比上期有所下降，但与历史调查相比，这个比例居于高位。对A股的预期回报率是2.6%，比上期上升2个百分点。
投资者看好股票、股票型基金，对股票投资的净增加人数占比为20.9%，与上期相比，虽稍有降温，但整体非常乐观；对股票型基金投资的净增加人数为16.5%比上期提高2.7个百分点。
不过，受访者对房价走势看法略显悲观。约 69.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房价会上涨，比上期下降了4.3个百分点。对房价的预期回报率是3.6%，比上期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
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来自于对基本面增长的信心以及风险的可控性：在基本面方面，约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GDP增速能够超过5%，比上期提高了8.2个百分点；受访者同样看好A股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约4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A股净利润增速能够超过10%，比上期提高了7.7个百分点。
在风险方面，首先，64%的受访者认为A股价格基本合理，虽然比上期下降了2.2个百分点，但与历史调查相比，这个比例仍然居于高位。其次，37%的受访者认为一二线城市的地产价格基本合理，比两年前上升近20个百分点；第三，对于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投资者越来越对其负面的影响逐渐看淡，有46.7%的受访者甚至认为贸易战对中国长期有利，比两年前增长了接近一倍。
投资者还可以更乐观点儿？
这份报告认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有道理的，但可能还偏保守。因为在2021 年伊始，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核心因素都是向好的，有六点理由指向“我们很可能处在十年来最大、最可持续的牛市开端”这个判断。
理由一，新冠疫情
2020和2021年的投资市场以及实体经济，从很大的程度上讲，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疫情以及各国政府和社会对疫情的应对。在全球重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真正控制住疫情、基本回归经济常态的国家。
随着疫苗的大规模使用，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得到控制。即使万一疫苗效果不如预期，全球唯一能够抵御新冠的做法就只有中国严防死守的严厉政策了。
从目前看来，中国对新冠疫情的“严防死守”“零容忍”的态度和方法是各国所有选项中最有效的。
理由二，实体经济。
2020年前三季度，美国GDP比去年同期下滑23%，欧元区下滑21%，日本下滑17%。
相比之下，我国经济 “一枝独秀”，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2%，GDP规模与去年同期持平。
与欧美日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回弹主要原因是控疫政策效率高，成本低；而欧美日是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刺激，效率低，后遗症会很严重。
理由三：国际环境。
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拜登总统上台会带来更为理性的、系统性的对华政策，这有助于降低冷战和热战的风险，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
理由四：改革开放的决心。
在过去一年里，资本市场的大力改革，海南的空前开放政策，RECE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正在沿着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坚持正确的道路，基本面的增长就会有保障。
理由五：全球的零利率状态。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导致世界各国央行不得不迅速补充货币供给，把基准利率降到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还保持2.5%左右正利率的国家。当基础利率降到零以后，所有能带来正回报的投资都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理由六：低估值。
无论从哪个角度对中国的股市进行判断，中国股市的估值都是二十年来最低的。目前中国A股整个市场的估值实际上仅仅略大于净资产。
投资者低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股市仍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对疫情的控制、如何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如何提升内需，是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不过，刘劲教授认为，投资者低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气候问题，气候问题如果得不到控制，将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我们一般想的是海平面升高等，但是实际上气候问题会带来一些其它的问题。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系统的一个巨大风险，不理解气候问题就不能理解新能源市场。”（巴伦周刊）
长江商学院投资者情绪调查（CKISS）是由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中心和企业家学者项目共同主办的对资本市场投资人情绪和预期的调查，报告由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教授以及研究员陈宏亚推出。首次调查在2018年1月进行，主要调查对象是六十多位上规模的企业家。2018年8月，扩大了调查范围，并委托第三方公司在全国13个重要城市展开调查。调查预计每季度开展一次，有效回收样本计划在2500份左右，其中，普通散户投资者1900份，金融行业从业人员600份。目前，已经完成了9次调查。#股票##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土地出让金“再分配方案”出台：涉农比例超五成有哪些考量？】“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涉及到全国范围内数万亿元土地出让收入未来如何使用的一项“重磅文件”，近日正式公布。
据新华社9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
即将开始实施的种种调整，背景仍是因为中国依然面临对“三农”投入不足、短板如何进一步加强等挑战。数年前，一位三农领域的重要官员曾撰文指出：土地收益的分配明显向城市倾斜，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3.15万亿元，到2011年10月末土地出让收益三农支出只有1234亿元。
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意见》也如此提出。
中国“三农”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财政投入、金融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近年来均有所增长。而究其根本，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的多重设计
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连年加大，至2012年达到高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全国财政农林水支出从2007年的0.3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过2万亿元。
2019年，财政部则提出进一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
而作为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的新型全局性政策，《意见》同样旨在实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意在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整体而言，《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等领域，《意见》允许各地整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支出。为切实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切实增加，还提出了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度。
其次，1994年时，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为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动改革，中央确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并延续至今。此后，中央层面除了收取相关税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是其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见》一方面提出严禁以已有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另一方面，也指出允许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11月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中国财经报社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机制研讨会中提到，从总量看，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而同期的专项债务余额为7.4万亿元，超过收入规模。从结构看，能够作为专项债券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91%左右。
第三，为避免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还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比例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本着“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为工作原则，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为保障落地实施，《意见》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如何落地的新挑战
“相关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一位“三农”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如此对《财经》记者指出。
一方面：对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这一说法，目前《意见》提出的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任选其一。
所谓“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这是一种颇具“含金量”的设计：不管各地土地出让纯收益是何类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最低被设定在了8%。如此一来，复杂的纯收益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避免。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分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是拆迁补偿、还有计提各种费用等，比如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还有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等。
尽管如此，《意见》仍强调：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保底”设置之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要求。
为督促地方，中央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
另一方面：《意见》提出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在中央财政方面，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向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新社北京9月初的一则新闻则显示：8月，中国多地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均降，土地出让金额也出现明显下滑。当月300个城市成交土地面积8566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5%。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311亿元，环比减少23%。其中，8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777亿元，环比减少6%；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210亿元，环比减少21%；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324亿元，环比减少34%。
在一系列前提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焦建）
据新华社9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
即将开始实施的种种调整，背景仍是因为中国依然面临对“三农”投入不足、短板如何进一步加强等挑战。数年前，一位三农领域的重要官员曾撰文指出：土地收益的分配明显向城市倾斜，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3.15万亿元，到2011年10月末土地出让收益三农支出只有1234亿元。
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意见》也如此提出。
中国“三农”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财政投入、金融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近年来均有所增长。而究其根本，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的多重设计
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连年加大，至2012年达到高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全国财政农林水支出从2007年的0.3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过2万亿元。
2019年，财政部则提出进一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
而作为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的新型全局性政策，《意见》同样旨在实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意在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整体而言，《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等领域，《意见》允许各地整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支出。为切实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切实增加，还提出了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度。
其次，1994年时，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为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动改革，中央确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并延续至今。此后，中央层面除了收取相关税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是其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见》一方面提出严禁以已有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另一方面，也指出允许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11月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中国财经报社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机制研讨会中提到，从总量看，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而同期的专项债务余额为7.4万亿元，超过收入规模。从结构看，能够作为专项债券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91%左右。
第三，为避免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还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比例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本着“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为工作原则，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为保障落地实施，《意见》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如何落地的新挑战
“相关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一位“三农”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如此对《财经》记者指出。
一方面：对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这一说法，目前《意见》提出的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任选其一。
所谓“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这是一种颇具“含金量”的设计：不管各地土地出让纯收益是何类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最低被设定在了8%。如此一来，复杂的纯收益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避免。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分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是拆迁补偿、还有计提各种费用等，比如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还有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等。
尽管如此，《意见》仍强调：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保底”设置之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要求。
为督促地方，中央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
另一方面：《意见》提出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在中央财政方面，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向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新社北京9月初的一则新闻则显示：8月，中国多地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均降，土地出让金额也出现明显下滑。当月300个城市成交土地面积8566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5%。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311亿元，环比减少23%。其中，8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777亿元，环比减少6%；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210亿元，环比减少21%；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324亿元，环比减少34%。
在一系列前提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焦建）
【告别“摩天大楼竞赛” 多地在建及规划高楼项目降高度】停工数年的苏州中南中心有了新动静——高度由729米降至499米。为何是499米？答案或许就在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
这份《通知》明确，今后“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集中布局”，同时要求新建高楼要符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杜绝出现“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做到和城市的形神统一。
为何要对超高层建筑进行限制？摩天大楼对城市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多地热衷建“摩天大楼”
——中国拥有超过100米的摩天大楼约2000座
曾几何时，拥有摩天大楼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象征，中国多地一度掀起“摩天大楼热”，争先恐后筑起高楼大厦。
如今，中国早已不缺摩天大楼。上海有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是目前中国第一高楼；深圳有592.5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北京有528米高的“中国尊”北京中信大厦；广州有塔身主体高454米的广州新电视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蛮腰”；厦门有300米高的厦门双子塔，是厦门标志性城市景观之一……这些摩天大楼相继成为各地的地标。在不少城市管理者看来，一座或数座超高层建筑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名片，不仅可以集中显示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知名度，还能带动资源集聚，形成新的热门商圈。
超高层建筑的好处不止于此。超高层建筑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缺，寸土寸金，建筑在向空中发展时，可以通过高度的增加来扩大使用面积。
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商、建筑商对超高建筑也青睐有加。对开发商而言，通常在同一区域内，地标性的超高层建筑售价和租金都比较高，甚至还可以带动该区域房产售价及租价的上涨。对建筑商而言，超高建筑的设计、建造具有更大难度，拿到项目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顺利完成则将极大地提升其业内知名度。事实上，不论是国际上的一些建筑大奖还是国内的“鲁班奖”，地标性的超高建筑都是拿奖常客。而近几年世界各地的超高建筑，多数由中国建筑企业承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超过100米的中国摩天大楼建筑数量为1938座。根据英国高层建筑与城市居住区委员会的排名，全世界最高的20座建筑物有11座位于中国。
超高建筑有了硬约束
——多个在建及规划高楼项目降高度，“500米”成红线
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也对城市发展提出了考验。去年9月，住建部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的指导意见》中就曾提出，要严格控制超高层建筑建设，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加强超限高层建筑抗震、消防、节能等管理。此次《通知》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城市文脉，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特色，并对建筑高度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要“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中小城市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县城住宅要以多层为主”。
记者注意到，多地高楼项目已纷纷调整了高度。此前有机构整理在建及规划项目资料显示，“到2020年，在世界十大摩天大楼中，中国或将拥有6座，包括苏州高度超过700米的中南中心。”而在今年4月24日公布的全新规划方案中，苏州中南中心的建设高度从729米降至499米。据悉，苏州中南中心自2014年初开始施工，2015年所有桩基完成施工，此后不久就传出停工消息，直至5年后再一次公布项目规划方案。
不止是苏州中南中心，多座在建或待建建筑都下调高度。武汉绿地中心由最初规划的超600米降至475米；深圳罗湖华润湖贝塔项目从早前公布的830米削减至500米；西安中国国际丝路中心大厦由501米降至498米，下调3米，刚好低于500米的限制高度；成都天府新区超高层项目主楼超塔建筑高度从2017年公布的677米改为489米……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看来，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上半场”已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建筑风貌乱象、城市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环境品质不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问题，近年从文化自信的新高度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广泛的关注。此次《通知》出台，针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管理重点、制度抓手和落实传导机制，为更好地治理城市与建筑风貌迈出了坚实一步。
告别“摩天大楼竞赛”
——超高层建筑建设成本高，维护要求高，过度追求易形成浪费
对于今天的中国建筑行业，修建摩天大楼从技术上讲已不是难事，更重要的是考虑是否需要。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宋晔皓认为：“中国摩天大楼的数量很多，占到全球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住建部门应该对修建超高层建筑进行约束。”他表示，“在寸土寸金的区域修建超高层建筑，的确能缓解用地紧张的状况。但对于很多城市与区域而言，其现有土地开发强度并没那么大，是没有必要修建超高层的。企业、政府等相关方往往是出于各自的考量，产生了这种冲动。超高层建筑的建设成本高，运营与维护成本大，但租金、售价的回报却不见得很理想，还要面临着消防安全等不可预知的特殊情况的挑战。”
目前中国的摩天大楼大多为写字楼或酒店。戴德梁行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一线城市整体写字楼市场空置率攀升，达到近10年最高点，平均在10%左右；二线城市写字楼平均空置率更高，平均在28%左右。
戴德梁行中国区研究部主管魏东表示：“在空置率较高的城市，超高层项目将面临着建成后较重的销售或出租压力，一旦发生招商困难引发财政紧缩、前期开发项目时申请的大额贷款无法偿还等现象，投资风险将会愈发加大。虽然这些城市的高空置率未必都是由超高层建筑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超高层建筑的总体体量巨大，动辄几十万平方米的项目投放市场需要更长时间的消化周期。如果开发商的资金实力难以支撑长期持有，大多数开发商会选择将项目散售，而一旦散售，项目品质将会在短期内迅速下降。”
不管是建设成本还是后期维护经营成本，摩天大楼都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有着较高要求。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指出，超高层建筑外表看似靓丽，但居住和办公的性价比最低。首先，公摊太大，使用面积小；其次，超高层建筑维护成本很高，电梯、保温、照明、清洁、物业等费用，要比普通住宅高2倍左右；最后，超高层建筑是“三高”即高消耗、高成本、高碳排的最大来源之一。
此外，多数摩天大楼采用的全玻璃幕墙，容易折射日照，加剧城市热岛效应；消防设施应对摩天大楼的消防需求有技术瓶颈等，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急需解决。
业内人士指出，一个城市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法建设和运行维护摩天大楼。但过度追求摩天大楼甚至形成一种“竞赛”，则必然带来浪费。随着国家对超高层建筑进行限制，“摩天大楼热”将真正降下温来，有望引导中国城市建筑进入更加理性、务实的阶段。链接: https://t.cn/A6LRcalB
这份《通知》明确，今后“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集中布局”，同时要求新建高楼要符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杜绝出现“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做到和城市的形神统一。
为何要对超高层建筑进行限制？摩天大楼对城市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多地热衷建“摩天大楼”
——中国拥有超过100米的摩天大楼约2000座
曾几何时，拥有摩天大楼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象征，中国多地一度掀起“摩天大楼热”，争先恐后筑起高楼大厦。
如今，中国早已不缺摩天大楼。上海有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是目前中国第一高楼；深圳有592.5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北京有528米高的“中国尊”北京中信大厦；广州有塔身主体高454米的广州新电视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蛮腰”；厦门有300米高的厦门双子塔，是厦门标志性城市景观之一……这些摩天大楼相继成为各地的地标。在不少城市管理者看来，一座或数座超高层建筑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名片，不仅可以集中显示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知名度，还能带动资源集聚，形成新的热门商圈。
超高层建筑的好处不止于此。超高层建筑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缺，寸土寸金，建筑在向空中发展时，可以通过高度的增加来扩大使用面积。
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商、建筑商对超高建筑也青睐有加。对开发商而言，通常在同一区域内，地标性的超高层建筑售价和租金都比较高，甚至还可以带动该区域房产售价及租价的上涨。对建筑商而言，超高建筑的设计、建造具有更大难度，拿到项目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顺利完成则将极大地提升其业内知名度。事实上，不论是国际上的一些建筑大奖还是国内的“鲁班奖”，地标性的超高建筑都是拿奖常客。而近几年世界各地的超高建筑，多数由中国建筑企业承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超过100米的中国摩天大楼建筑数量为1938座。根据英国高层建筑与城市居住区委员会的排名，全世界最高的20座建筑物有11座位于中国。
超高建筑有了硬约束
——多个在建及规划高楼项目降高度，“500米”成红线
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也对城市发展提出了考验。去年9月，住建部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的指导意见》中就曾提出，要严格控制超高层建筑建设，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加强超限高层建筑抗震、消防、节能等管理。此次《通知》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城市文脉，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特色，并对建筑高度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要“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中小城市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县城住宅要以多层为主”。
记者注意到，多地高楼项目已纷纷调整了高度。此前有机构整理在建及规划项目资料显示，“到2020年，在世界十大摩天大楼中，中国或将拥有6座，包括苏州高度超过700米的中南中心。”而在今年4月24日公布的全新规划方案中，苏州中南中心的建设高度从729米降至499米。据悉，苏州中南中心自2014年初开始施工，2015年所有桩基完成施工，此后不久就传出停工消息，直至5年后再一次公布项目规划方案。
不止是苏州中南中心，多座在建或待建建筑都下调高度。武汉绿地中心由最初规划的超600米降至475米；深圳罗湖华润湖贝塔项目从早前公布的830米削减至500米；西安中国国际丝路中心大厦由501米降至498米，下调3米，刚好低于500米的限制高度；成都天府新区超高层项目主楼超塔建筑高度从2017年公布的677米改为489米……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看来，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上半场”已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建筑风貌乱象、城市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环境品质不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问题，近年从文化自信的新高度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广泛的关注。此次《通知》出台，针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管理重点、制度抓手和落实传导机制，为更好地治理城市与建筑风貌迈出了坚实一步。
告别“摩天大楼竞赛”
——超高层建筑建设成本高，维护要求高，过度追求易形成浪费
对于今天的中国建筑行业，修建摩天大楼从技术上讲已不是难事，更重要的是考虑是否需要。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宋晔皓认为：“中国摩天大楼的数量很多，占到全球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住建部门应该对修建超高层建筑进行约束。”他表示，“在寸土寸金的区域修建超高层建筑，的确能缓解用地紧张的状况。但对于很多城市与区域而言，其现有土地开发强度并没那么大，是没有必要修建超高层的。企业、政府等相关方往往是出于各自的考量，产生了这种冲动。超高层建筑的建设成本高，运营与维护成本大，但租金、售价的回报却不见得很理想，还要面临着消防安全等不可预知的特殊情况的挑战。”
目前中国的摩天大楼大多为写字楼或酒店。戴德梁行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一线城市整体写字楼市场空置率攀升，达到近10年最高点，平均在10%左右；二线城市写字楼平均空置率更高，平均在28%左右。
戴德梁行中国区研究部主管魏东表示：“在空置率较高的城市，超高层项目将面临着建成后较重的销售或出租压力，一旦发生招商困难引发财政紧缩、前期开发项目时申请的大额贷款无法偿还等现象，投资风险将会愈发加大。虽然这些城市的高空置率未必都是由超高层建筑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超高层建筑的总体体量巨大，动辄几十万平方米的项目投放市场需要更长时间的消化周期。如果开发商的资金实力难以支撑长期持有，大多数开发商会选择将项目散售，而一旦散售，项目品质将会在短期内迅速下降。”
不管是建设成本还是后期维护经营成本，摩天大楼都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有着较高要求。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指出，超高层建筑外表看似靓丽，但居住和办公的性价比最低。首先，公摊太大，使用面积小；其次，超高层建筑维护成本很高，电梯、保温、照明、清洁、物业等费用，要比普通住宅高2倍左右；最后，超高层建筑是“三高”即高消耗、高成本、高碳排的最大来源之一。
此外，多数摩天大楼采用的全玻璃幕墙，容易折射日照，加剧城市热岛效应；消防设施应对摩天大楼的消防需求有技术瓶颈等，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急需解决。
业内人士指出，一个城市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法建设和运行维护摩天大楼。但过度追求摩天大楼甚至形成一种“竞赛”，则必然带来浪费。随着国家对超高层建筑进行限制，“摩天大楼热”将真正降下温来，有望引导中国城市建筑进入更加理性、务实的阶段。链接: https://t.cn/A6LRca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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