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网友:美国前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7日表示:“中国以他们典型的相当权威的方式,他们在遏制病毒疫情方面做得很好,但侵犯了很多个人自由。”

比尔·盖茨表示:“嗯,我们相信自由。”

奉劝比尔盖茨一句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

自由是相对的,越自律越自由,现在连跟新冠病毒都谈自由,那新冠病毒可如他们所愿。

美国人就喜欢“说着自由的名字,做着最自私自利的事”。他们只讲自由,从不讲责任。

然而他们强迫打疫苗的时候,却又不说自由了,果然自私与双标,是西方白人的传统艺能了。

“以自由之名,行自私自利之事”!比尔·盖茨的自由是指资本和赢利的自由。

防疫管制不得不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对资本家来说就是断了财路,那说什么也得呐喊相信自由的。

何况大家不感染,比尔·盖茨投资的各种疫苗和药品怎么卖?以为自己有自由,其实只是政客和资本家利用了他们的自私心理而已。

西方国家从上到下,不是坏就是傻,真没什么正常的好东西。如果按照美国人思维,这话就得这么说“美国快80万人虽然感染疫情死了,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

【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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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杀电影”,仅仅还是标签?】近日,电影界窜出一匹票房黑马。截至发稿前,《扬名立万》票房已经突破4亿,豆瓣评分稳定在7.6分。而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映前的预测票房基本在1亿上下,显然大大超过预期。
  不光市场和口碑收获良好,电影《扬名立万》也带出了一个“剧本杀电影”的概念。这部电影预告之初,就打出了“真正的剧本杀”的名号,预告片中,“一桩惊天大案”“凶案现场重现”“追溯幕后真相”“凶手现场还原”等字眼,也像是真的将社交游戏剧本杀搬到了大银幕上。
  似乎着意将这一新类型立起来,连同之前上映的《不速来客》《秘密访客》《悬崖之上》等,都被纳入了“剧本杀电影”的行列。借着剧本杀游戏的风靡,形形色色的“剧本杀电影”也渐有爆发的势头,但其中虚实成分究竟有几何?

打着剧本杀噱头的悬疑电影

  电影以民国为背景,一群不得志的电影人在上海大亨陆子野的邀请下聚集在一个被废弃的夜总会,其中有被迫从记者转行而来的编剧,有被时代淘汰的默片皇帝,有过气的女明星,有拍一部烂一部的导演,也有在好莱坞备受歧视的武术替身,他们欲将轰动上海的“三老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案发现场并且无法逃离,而凶手就在他们身边……
  一群身份不同、各怀心思的人,一个无法逃离的密闭环境,圆桌式的讨论场景,一桩命案,一个凶手,一个需要还原的真相,实景搜查探案……单看这些,一个剧本杀游戏所需的种种要素,几乎都齐备了,甚至还附加了密室元素。而从电影叙述脉络来看,从角色出场介绍,到案件引入,众人讨论补充,再到置身案件现场,也与剧本杀游戏流程巧妙吻合。正因此,不少人将其看作“集还原、情感、密室、阵营、欢乐为一体的沉浸式剧本杀电影”。
  但据导演刘循子墨的解释,所谓的“剧本杀电影”纯属无心插柳。刘循子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扬名立万》的剧本是2018年底开始写的,那时候剧本杀还没有现在这么火,自己也没玩过剧本杀。比起剧本杀,《扬名立万》的场景更像是平时开的剧本会,虽然电影后半段有一段实景探案的情节,但那并不是探案,而是以第三人称视角去看待发生的故事。
  这种解释更加符合电影的实际,如果抱着“剧本杀电影”的期待去观影,那么大概率是会失望的。在电影中,凶手的身份最开始便被和盘托出,这完全悖逆了剧本杀游戏的逻辑;虽然角色众多,但主次比较分明,除了尹正饰演的李家辉之外,其他人在推理上并不主动;而且,电影中搜证、探案的成分相当微弱,反而是那些超越剧本杀形式的内容,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从观众的反馈来看,万合天宜风格的喜剧元素,对影视行业现状的隐喻和反讽,也是被提及频次最多的内容。
  至少就《扬名立万》而言,所谓的“剧本杀电影”,或许只是出于一种营销策略上的考量。在此之前,电影《不速来客》已有与“剧本杀电影”标签靠拢的意思,同样是“一间屋子”“一桩命案”“几伙人”,而相较前者而言,《不速来客》的剧本杀味更浓一些,每个角色各怀心思,视角有限,全靠碎片化的叙事来拼凑完整的故事。
  “剧本杀电影”概念的频繁提及,与剧本杀当下的爆发式增长不无关系。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偏好的线下潮流娱乐方式中,剧本杀位列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电影和运动健身,且从比例来看,差距不大。从小众娱乐逐渐变为大众娱乐的剧本杀,开始为另一种消费形式导流,“‘剧本杀电影’这个说法能让观众马上就明白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剧本杀爱好者。”剧本杀从业者文君说。

剧本杀与电影是两种不同门类

  刨去个案的意义之后,再来看“剧本杀电影”,其中是否蕴含着剧本杀与电影沟通的可能性。
  在文君看来,如果不管形式,单从内涵上讲,“剧本杀电影”的概念并不新鲜,大凡列举的电影,基本都是建立在阿加莎式悬疑推理的经典框架之上的变体。这种框架有个名字是“暴风雪山庄模式”,指一群人因为某种原因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先后离奇死亡,凶手就在其中,侦探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有限度的搜查和推理。经典的小说有《无人生还》,电影则有《风声》等。
  而当剧本杀作为一种成熟的游戏样式日渐普及之后,“剧本杀电影”的提法或许不单单局限于这样一种推理框架,更具有泛化的可能。
  剧本杀和电影之所以能够实现联动,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剧本杀本质上也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与电影或者更广泛的影视领域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近年来两者之间互相转化的例子也有不少,影视向剧本杀进军来势汹汹,电影《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家》《大鱼海棠》《大话西游》已经被改编成剧本杀。
  这种本子甚至有专属的名字“IP本”。但总体来看,IP本市场上表现不佳,尚未见到成功的例子。就拿IP本《庆余年》来说,截至目前,在小黑探平台上共售出848本,在IP本中的销量算是居前列,但与头部剧本动辄五千以上的销量来比,仍有不小距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买家都评价道:如果看过原著或电视剧,基本上就能猜到凶手是谁,比较影响游戏体验。在其他IP本的评论区中,也能见到诸如“为了IP而IP”的声音。
  可见,影视向剧本杀的转化颇有阻碍,而另一边,剧本杀向影视领域的移植还在路上,这种改编被称为“逆向改编”:从下游衍生品转化为上游作品。早前就有消息称,《年轮》将呈现为网络互动剧,这被视为剧本杀影视化的第一步。虽然结果如何尚不能得知,但光从互动剧这种改编形式上可以看出团队在剧本杀和影视间的取舍。剧本杀的多人视角,第一人称的代入感……这些游戏本身的特性通过互动剧的形式得到了保留。游戏性是剧本杀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而这一特性也注定了两者在转化上的不顺畅。
  剧本杀和电影,毕竟还是两种不同的门类。剧本杀,难以逃出游戏的通病——套路化和程式化,而这正是电影的大忌,《扬名立万》在叙事上的初探索虽有成效,但这样的经验不能套用,类似的套路多了,就容易审美疲劳;诸如此类的,在剧本杀通向影视化上,容易发生碰撞的,还有剧本杀对角色平衡性的追求,以及角色设定上的脸谱化问题等。
  这些都需要更多实践者摸着石头过河,真正意义上的“剧本杀电视剧”或者“剧本杀电影”,恐怕还得等剧本杀进一步大众化、资本更多地入局之后,才能真正落地。而在这之前,更多带有标签性质的“剧本杀电影”或许依然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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