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峰：王蒙《青卞隐居图》赏析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贾峰 中国美术
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曾有诗云：“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卞山。”几十年后，即1366年，其外孙王蒙创作出一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青卞隐居图》。董其昌在该画的绫纸上题写：“天下第一王叔明画。此图神气淋漓，纵横潇洒，实山樵（王蒙）平生第一得意山水，倪元镇退舍宜矣。”从董对此图冠以“第一”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青卞隐居图》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一、创作背景
《青卞隐居图》作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此时，王蒙已是第二次隐居黄鹤山中，他一生都在隐逸与出仕之间做着思想斗争。在黄鹤山中隐居二十余年后，又出任元朝的理问一职，元政权覆灭之际，他再次回归山林，以观后变。他显然没有倪瓒那般洒脱与坚定，散尽家财，终身避世。相反，他的内心一定是激荡不安的，生不逢时的苦闷抑郁可以想象。因而，我们看到《青卞隐居图》不再像其早期的《东山草堂图》那样安详宁静了，反而多了些繁复曲折。实际上，此时的卞山只是画家向往的一方世外桃源，树石飞瀑虽壮美无比，但处处都是作者心中的沧桑。元代推行的“荫叙”制度，原先“儒为席上珍”的文人士大夫成了第九等，介乎娼丐间。丧失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鸿鹄之志，转而“游于艺”，将自己难以言说的士人情怀寄托于丹青之上。这样的心境，又有这样的山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图景。
二百五十年后，董其昌行舟至卞山下，赞王蒙该画“能为此山传神写照”。
二、繁密之意象
元人作山水讲求抒写“心性”，从“心性”中架构山水意象。王蒙用“繁密”的意象取胜，同时又不偏离山水本体的物象之理，从而提炼出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语言，这种新的符号化语言从艺术的本体来看，是道与技的和谐，使艺术创作的灵魂在更为自由、自在的情境中得以彻底展现。
“元四家”中，倪瓒与王蒙在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一简一繁，这种繁与简只是一种表象的差异，其本质却异途同归。正如清代钱杜所云：“云林似简而繁、山樵似繁而简。”倪云林的《秋亭嘉树图》也是表现隐逸题材的山水作品，以清旷、幽深之象取长，而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山重水复、层峦密林的布局，将自己装进一个远离人烟的洞天山水之中，以突显其“隐”的心境。因此，他要用“繁线密点”将画面气韵与形式美感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繁密的皴擦，再加以“水晕墨章”的渲染来营造“隐”的意象，从而宣泄内心仕与隐的矛盾情绪，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三、解索皴法与牛毛皴法
在山水画中，皴法起着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古有斧披皴、披麻皴、云头皴等。王蒙用繁线密点之技，创造出了解索皴法，后又创牛毛皴法。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写道：“王叔明喜用长皴，皴山峦准头。用笔多弯曲似解索。”解索皴是由披麻皴变化而来，因笔法线条似解开的绳索而得名，呈上紧下松或是上松下紧之状，此法在该图中上部山石中有充分的展现。清代王概说他是“用古篆隶法杂入皴中，如金钴镂石，鹤嘴画沙。故尖而不稚，劲而不板，圆而不成毛团，方而不露圭角。”打开五代画家董源的《潇湘图》就不难发现，王蒙的解索皴发端于董源的披麻皴，干湿、浓淡、虚实、皴染皆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蒙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上，丰富了他们常用的披麻皴法，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物理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富有个人语言的新皴法。
牛毛皴又从解索皴发展而来，用细如牛毛的笔法线条将山顶、崖、壁反复皴擦，纵横交错，杂而不乱，密而不闷，浓墨淡墨交替结合，使画面层次更加分明多变。最后用焦墨点出苔点，这种苔点法在《潇湘图》中同样一目了然，二者都是用来表现远山顶上的树木繁茂之态，与此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点线构成，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
四、奇异之空间
王蒙在构图上多取法于五代及北宋诸家，以纵式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景，气势撼人。山脚怪石突兀，溪流潺潺，一组组树木密密层层布满画面下方三分之一的空间，前后重叠，气脉相互贯通。山上有座瀑布，两旁各夹着形貌怪异的山头，有虚有实，忽凹忽凸，交汇出现在观者面前，顷刻间使画面产生动感，犹如一条游龙飞腾而上。因此，这种画面构成也叫“龙脉式”。画作右下角，有位白衣男子策杖而行，但是树林上方则出现了陡峭的山峦，阻断了去路，使山林的曲折幽深之气更加形象。
元代山水画家都试图创造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理想境地，以表达自己的人生格调与避世情怀。《青卞隐居图》的山水形态布局，山重水复，峰岭盘旋，路径隐蔽曲折，在真实的自然中实际上很少存在。其创造的是一种视觉幻境，用画笔营造出一种奇异的空间幻觉，给观者以超自然的视觉冲击。
此图画面空间的处理，被后世画家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就全面吸收其作品中的用墨特点和空间分割形式。尤其晚期的作品出现了更加玄幻的变化，如《云壑观泉图》中层岩重叠，崇岭危岩中飞泉急泻，水平面七转八折，由下至上几经出没，流贯画面上下。
五、后世之影响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图的山水空间分割疏密得当，意境营造形式新颖，笔墨技巧丰富多样，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绘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说：“元四家中黄鹤山樵法门最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石涛、石溪），亦不能越其藩篱也”。明清的山水几乎是文人水墨一统天下，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松江画派都以黄公望和王蒙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如沈周的代表作品《庐山高》直接受《青卞隐居图》的影响，采用“密式”构图，山石先用淡墨勾出，再施以重墨皴擦加以变化。即使是以“搜尽奇峰打草稿”为艺术创作座右铭的石涛也绕不开这幅作品的直接影响，在石涛《信着芒鞋作浪游图》中就大量借鉴了“苔点法”的技法。到了近现代，黄秋园、吴冠中等人都曾从此图的点线技法中获得过灵感。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王蒙在《青卞隐居图》中将解索皴、牛毛皴、“水晕墨章”、“苔点法”等技法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语言。其“繁线密点”的章法和玄幻多变的空间分割更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一代新风。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一些无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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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真好看
P5快被热晕了
P6考完六级真实写照
P7这才月中鬼知道我每个月都如此贫困
开心的事情就要来了希望顺利考完期末然后妈妈来接俺回家，也挺多无语的事情最近碰到卷王聊天挺无语的就[黑线][黑线][黑线]不过俺早就看开了！自由至上！！
P8其实不用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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