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今日贴纸打卡#
周末狂开倍速，把你是我的荣耀刷完了……
现在我已经是，完全无法忍受正常速度看剧的人了，不知道是现在剧的剧情问题，还是自己的内心变得浮躁了？
总体来说，航天人的苦乐，从头到尾，就摆在那里，真实且无力。这个世界吧，多的是理想情怀，可真正为此奉献终身的，又有多少呢？理想和现实，现在才算明白，差距绝对不止十万八千里而已……
朋友生日，蹭个饭吃个可爱的蛋糕，为这越来越不在意的生日画了个句号，回想曾经度对生日的期待心情，真是感叹时光[心][心][心]GN
周末狂开倍速，把你是我的荣耀刷完了……
现在我已经是，完全无法忍受正常速度看剧的人了，不知道是现在剧的剧情问题，还是自己的内心变得浮躁了？
总体来说，航天人的苦乐，从头到尾，就摆在那里，真实且无力。这个世界吧，多的是理想情怀，可真正为此奉献终身的，又有多少呢？理想和现实，现在才算明白，差距绝对不止十万八千里而已……
朋友生日，蹭个饭吃个可爱的蛋糕，为这越来越不在意的生日画了个句号，回想曾经度对生日的期待心情，真是感叹时光[心][心][心]GN
陈留市隐
黄庭坚（宋）
陈留江端礼季共曰：“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馀，无世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己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
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
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
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陈留：地名，今属河南开封市。
市隐：身居朝市而行为高沽的人。
刀镊：刀与镊子。除毛发的工具，亦借指理发整容。
陈无己：即陈师道，北宋官员、诗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
市井怀珠玉：比喻贫居而怀道的人。怀珠玉，《老子》：“知我者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黄庭坚认为刀镊工是一位把金玉本质隐藏起来的“市隐”，这种人是难于逢遇的。
养性：即养生。
霜刀：指经常使用、磨洗，白亮如霜的刀。
时时能举酒，弹镊（niè）送归鸿：暗用《战国策·齐策》冯谖弹铗作歌的故事和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句意，以比喻陈留刀镊工的人品。
译
街市上有把美好本质隐藏起来的隐士，来来往往的人都不了解他们。坐在他肩上的娇小女孩，像与他偶然相逢，一起过着这样的生活。他善于修养性情，像雪白的剃刀一直没有损坏，他观察人生像明亮的镜子把一切照得清楚透彻。他每日工作完毕，还能略喝点酒，微醒之后，还能弹镊作歌。
析
这首诗作于公元1087年。陈留的江端礼说：“陈留的集市上有一个剃头的人，有四十馀岁，没有成家，只有一个七岁的女孩与他一起生活。他每天以干活所得的钱供自己和小女孩，吃饱喝足之后则头上簪花，口中吹笛，把小女孩放在自己肩上一起回家，看起来无忧无虑，乐在其中，他大概是一个有道之士。”陈师道为此赋诗歌咏，于是作者也为此拟诗一首。
首联即夸刀镊工，他虽是“市井人”，但俗的是他的外装。“怀珠玉”是用《老子》的话：“知我者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据王弼注：“谓圣人之道足于己而不形于外也。”《参同契》也说：“被褐怀玉，外为狂夫。”
黄庭坚根据这些看法，给刀镊工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把金玉本质隐藏起来的“市隐”，这种人是难于逢遇的。
颔联“乘肩娇小女”两句，描写刀镊工善于生活，据黄庭坚的见解，由于刀镊工有道，具有了高超的人生境界，虽处“低贱”下位，安于劳动平淡生活，不贪慕挣多余的钱。只要最低生活足够，把他的小女儿搭在肩上，簪花微醉，自得其乐，因此胸襟异常超脱和潇洒。
颈联“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是说刀镊工的行业，“霜刀”指刀镊工用以整容谋生的主要工具，刀经过磨洗，白亮如霜，替人整容完毕，还得要顾主对镜检查，发表意见，直至满意为止，工作是够麻烦的，服侍人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低下”的。
尾联“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咏叹刀镊工在每日工作完毕，还能略喝点酒，微醒之后，还能弹镊作歌，用战国时的冯谖和三国时期的高士嵇康来比喻陈留刀镊工的人品，可见黄庭坚对他的景仰。
黄庭坚（宋）
陈留江端礼季共曰：“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馀，无世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己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
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
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
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陈留：地名，今属河南开封市。
市隐：身居朝市而行为高沽的人。
刀镊：刀与镊子。除毛发的工具，亦借指理发整容。
陈无己：即陈师道，北宋官员、诗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
市井怀珠玉：比喻贫居而怀道的人。怀珠玉，《老子》：“知我者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黄庭坚认为刀镊工是一位把金玉本质隐藏起来的“市隐”，这种人是难于逢遇的。
养性：即养生。
霜刀：指经常使用、磨洗，白亮如霜的刀。
时时能举酒，弹镊（niè）送归鸿：暗用《战国策·齐策》冯谖弹铗作歌的故事和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句意，以比喻陈留刀镊工的人品。
译
街市上有把美好本质隐藏起来的隐士，来来往往的人都不了解他们。坐在他肩上的娇小女孩，像与他偶然相逢，一起过着这样的生活。他善于修养性情，像雪白的剃刀一直没有损坏，他观察人生像明亮的镜子把一切照得清楚透彻。他每日工作完毕，还能略喝点酒，微醒之后，还能弹镊作歌。
析
这首诗作于公元1087年。陈留的江端礼说：“陈留的集市上有一个剃头的人，有四十馀岁，没有成家，只有一个七岁的女孩与他一起生活。他每天以干活所得的钱供自己和小女孩，吃饱喝足之后则头上簪花，口中吹笛，把小女孩放在自己肩上一起回家，看起来无忧无虑，乐在其中，他大概是一个有道之士。”陈师道为此赋诗歌咏，于是作者也为此拟诗一首。
首联即夸刀镊工，他虽是“市井人”，但俗的是他的外装。“怀珠玉”是用《老子》的话：“知我者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据王弼注：“谓圣人之道足于己而不形于外也。”《参同契》也说：“被褐怀玉，外为狂夫。”
黄庭坚根据这些看法，给刀镊工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把金玉本质隐藏起来的“市隐”，这种人是难于逢遇的。
颔联“乘肩娇小女”两句，描写刀镊工善于生活，据黄庭坚的见解，由于刀镊工有道，具有了高超的人生境界，虽处“低贱”下位，安于劳动平淡生活，不贪慕挣多余的钱。只要最低生活足够，把他的小女儿搭在肩上，簪花微醉，自得其乐，因此胸襟异常超脱和潇洒。
颈联“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是说刀镊工的行业，“霜刀”指刀镊工用以整容谋生的主要工具，刀经过磨洗，白亮如霜，替人整容完毕，还得要顾主对镜检查，发表意见，直至满意为止，工作是够麻烦的，服侍人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低下”的。
尾联“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咏叹刀镊工在每日工作完毕，还能略喝点酒，微醒之后，还能弹镊作歌，用战国时的冯谖和三国时期的高士嵇康来比喻陈留刀镊工的人品，可见黄庭坚对他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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