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在守住原则的基础上灵活生活，才是人生智慧
一、
人生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所以不可背离世俗，但是也不可流于世俗。
背离世俗者过度清高，#国学实录# 反而让人觉得行为怪异，难以相处，这是不足取的处事态度；而流于世俗则更不足取，因为看似表面圆润，实则内心毫无底线，这是君子所不屑之风格。
人生需要带着原则去生活，因为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即便用自己的手段获得了利益，最后也终将因为自己贪利的浅薄之念，葬送了自己人生最根本的道义，一个没有核心道义做自身价值观的人生，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这是原则对于人生所产生的巨大意义。
但同时，人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状态，因为在这世间一个人具备着复杂的情感，它可以是善，同时也可以是恶，而一件事情也会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而越是复杂的状态就越会产生矛盾和纠葛。
所以在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之中，如果太守底线，过度偏执于自己所信任的教条，看似坚守了人生的底线，但是这并不利于自己的生存。
那么在这两者都会偏向于极端的状态下，最恰当的生活姿态就是持守中庸之道，在能够守住基本底线的同时，懂得圆润变通，遇事情不过度死板，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面对世间是非时做到游刃有余，也避免那些世俗的问题给自己招来无名的祸端。
在《菜根谭》之中有一句话叫：
惊奇喜异者，无远大之识；苦节独行者，非恒久之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读书# ：一个人如果过于标新立异，行为怪诞不群，必然不会有高深的学问和卓越的见识；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苦苦去潜修名节，特立独行，也必然没有长久不变的操守。
对于人生来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不易察觉的影响，想要成就一件事物，一定要从表面努力，也需要看上去与之相反的因素来成就其最终的结果。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人想获取美名的时候，并不一定非要用吹毛求疵的心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名声，能够适当的接纳一些污秽，反而更有利于成就自己的高尚情操。
因为对一件事情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因素，在表面的背后也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则”和“世俗”两者来说都是如此，想成就更好的人生，不是光特立独行自命清高就能获取的，有的时候适当的向世俗妥协一些，用圆润变通的姿态对待生活，才能成就一个最美好的人生。
所有过度偏激的行为都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只有在能够遵守中庸之道的处事姿态上，又能够包容世俗的去生活，适当的圆润变通，反而会收获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二、
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气量小和不严肃，君子是不去做的。
孟子说：“#《菜根谭》# 伯夷，不是他敬仰的君主不去服侍，不是他可交的朋友也不结交，不在坏人的朝上做官，也不和坏人讲话。一旦和坏人讲话的时候，就好像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帽坐在泥土和炭灰上面一样，他把厌恶坏人的心情表达出来，甚至和乡下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帽子不正，他也会立马躲开，好像会弄脏自己似的。所以诸侯王用好言好语请他来做官的时候，他也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以为接近这些人自己就不干净了。
但是柳下惠却偏偏相反，他不以服侍污浊的君主为羞愧，也不以当小官为卑微，入朝做官的时候也不隐藏贤能，一定依照他的原则办事。被抛弃也不埋怨，处于穷困境地的时候也不发愁，因此他能高高兴兴地和任何人相处而不丧失自己，让他留下就留下，这就是因为他不把避开当做高洁。”
孟子评价了伯夷和柳下惠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伯夷的人生一言一行都讲究原则，甚至诸侯好言好语请他做官的时候他也不接受。
当时孤竹国的国王想立儿子叔齐为继承人，可是他还没有宣布继承人选就死了，伯夷是国王的长子，他想遵从国王的愿望，就放弃了皇位逃到国外，他的弟弟叔齐因为不愿意违背礼法，陷兄弟于不义，也逃到国外和伯夷一起流亡。
后来商朝灭亡之后，他们不接受周朝俸禄，逃到首阳山上，采薇而食，不食周栗，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上。
和伯夷与叔齐两兄弟的人生态度相比，柳下惠却刚好相反，他从不介意与坏人在一起，也不介意做小官，从不刻意避开污秽以显示自己的高洁。
孟子就认为伯夷太过于偏狭，而柳下惠又太过于失去原则，两种人都是君子不可取的态度。因为君子应该秉承的状态就是在讲原则的基础上也讲灵活，这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人既然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可能背离世俗的是是非非，所以在身处于世俗的状态中，只有保持中庸的处事姿态，#传统文化# 才能让自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做到游刃有余。
否则要么会脱离人群招来祸端，要么会因为流于世俗失去人生的底线，两者皆不可取，只有两者适度平衡，才是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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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生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所以不可背离世俗，但是也不可流于世俗。
背离世俗者过度清高，#国学实录# 反而让人觉得行为怪异，难以相处，这是不足取的处事态度；而流于世俗则更不足取，因为看似表面圆润，实则内心毫无底线，这是君子所不屑之风格。
人生需要带着原则去生活，因为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即便用自己的手段获得了利益，最后也终将因为自己贪利的浅薄之念，葬送了自己人生最根本的道义，一个没有核心道义做自身价值观的人生，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这是原则对于人生所产生的巨大意义。
但同时，人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状态，因为在这世间一个人具备着复杂的情感，它可以是善，同时也可以是恶，而一件事情也会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而越是复杂的状态就越会产生矛盾和纠葛。
所以在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之中，如果太守底线，过度偏执于自己所信任的教条，看似坚守了人生的底线，但是这并不利于自己的生存。
那么在这两者都会偏向于极端的状态下，最恰当的生活姿态就是持守中庸之道，在能够守住基本底线的同时，懂得圆润变通，遇事情不过度死板，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面对世间是非时做到游刃有余，也避免那些世俗的问题给自己招来无名的祸端。
在《菜根谭》之中有一句话叫：
惊奇喜异者，无远大之识；苦节独行者，非恒久之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读书# ：一个人如果过于标新立异，行为怪诞不群，必然不会有高深的学问和卓越的见识；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苦苦去潜修名节，特立独行，也必然没有长久不变的操守。
对于人生来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不易察觉的影响，想要成就一件事物，一定要从表面努力，也需要看上去与之相反的因素来成就其最终的结果。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人想获取美名的时候，并不一定非要用吹毛求疵的心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名声，能够适当的接纳一些污秽，反而更有利于成就自己的高尚情操。
因为对一件事情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因素，在表面的背后也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则”和“世俗”两者来说都是如此，想成就更好的人生，不是光特立独行自命清高就能获取的，有的时候适当的向世俗妥协一些，用圆润变通的姿态对待生活，才能成就一个最美好的人生。
所有过度偏激的行为都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只有在能够遵守中庸之道的处事姿态上，又能够包容世俗的去生活，适当的圆润变通，反而会收获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二、
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气量小和不严肃，君子是不去做的。
孟子说：“#《菜根谭》# 伯夷，不是他敬仰的君主不去服侍，不是他可交的朋友也不结交，不在坏人的朝上做官，也不和坏人讲话。一旦和坏人讲话的时候，就好像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帽坐在泥土和炭灰上面一样，他把厌恶坏人的心情表达出来，甚至和乡下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帽子不正，他也会立马躲开，好像会弄脏自己似的。所以诸侯王用好言好语请他来做官的时候，他也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以为接近这些人自己就不干净了。
但是柳下惠却偏偏相反，他不以服侍污浊的君主为羞愧，也不以当小官为卑微，入朝做官的时候也不隐藏贤能，一定依照他的原则办事。被抛弃也不埋怨，处于穷困境地的时候也不发愁，因此他能高高兴兴地和任何人相处而不丧失自己，让他留下就留下，这就是因为他不把避开当做高洁。”
孟子评价了伯夷和柳下惠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伯夷的人生一言一行都讲究原则，甚至诸侯好言好语请他做官的时候他也不接受。
当时孤竹国的国王想立儿子叔齐为继承人，可是他还没有宣布继承人选就死了，伯夷是国王的长子，他想遵从国王的愿望，就放弃了皇位逃到国外，他的弟弟叔齐因为不愿意违背礼法，陷兄弟于不义，也逃到国外和伯夷一起流亡。
后来商朝灭亡之后，他们不接受周朝俸禄，逃到首阳山上，采薇而食，不食周栗，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上。
和伯夷与叔齐两兄弟的人生态度相比，柳下惠却刚好相反，他从不介意与坏人在一起，也不介意做小官，从不刻意避开污秽以显示自己的高洁。
孟子就认为伯夷太过于偏狭，而柳下惠又太过于失去原则，两种人都是君子不可取的态度。因为君子应该秉承的状态就是在讲原则的基础上也讲灵活，这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人既然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可能背离世俗的是是非非，所以在身处于世俗的状态中，只有保持中庸的处事姿态，#传统文化# 才能让自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做到游刃有余。
否则要么会脱离人群招来祸端，要么会因为流于世俗失去人生的底线，两者皆不可取，只有两者适度平衡，才是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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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九娘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营干，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合眸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床下问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问，我岂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朱曳之云：“仆与君文字之交，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忘。今有所渎，愿无以异物猜薄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女甥寡居无偶，仆欲得主中馈。屡通媒约，辄以无尊长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遗生鞠养，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而绝。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为犹子启榇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诺，还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行。”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弹扉，即有媪出，豁开两扉，问朱：“何为?”曰：“烦达娘子，云阿舅至。”媪旋反，顷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门啜泣，生亦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凝目含涕，遍问妗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不图先葬沟渎，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生揖之。女郎亦敛衽。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作。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面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百枚，曰：“他无长物，聊代禽仪。”既而曰：“家有浊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撝谢而退。朱送至中余，始别。
生归，僧仆集问，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友人饮耳。”后五日，朱果来，整履摇箑，意甚欣。方至户，望尘即拜。笑曰：“君嘉礼既成，庆在旦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女甥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女曰：“三日矣。”朱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夫人作大欢喜。但言老耄无他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导去。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妪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指画青衣，进酒高会。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筵中进馔，无异人世。然主人自举，殊不劝进。
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天将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惊厮仆。”自此昼来宵往，劈惑殊甚。
一夕问九娘：“此村何名?”曰：“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生闻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生诺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生凄然出，忉怛不忍归。因过叩朱氏之门。朱白足出逆;甥亦起，云鬓笼松，惊来省问。生惆怅移时，始述九娘语。女曰：“妗氏不言，儿亦夙夜图之。此非人世，不可久居”。于是相对汝澜，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遂治装东旋。
半载不能自释，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树下，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失意遨游，返辔遂东。行里许，遥见一女立丘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挥鞭就视，果九娘。下与语，女径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
异史氏曰：“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膈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营干，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合眸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床下问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问，我岂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朱曳之云：“仆与君文字之交，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忘。今有所渎，愿无以异物猜薄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女甥寡居无偶，仆欲得主中馈。屡通媒约，辄以无尊长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遗生鞠养，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而绝。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为犹子启榇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诺，还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行。”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弹扉，即有媪出，豁开两扉，问朱：“何为?”曰：“烦达娘子，云阿舅至。”媪旋反，顷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门啜泣，生亦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凝目含涕，遍问妗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不图先葬沟渎，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生揖之。女郎亦敛衽。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作。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面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百枚，曰：“他无长物，聊代禽仪。”既而曰：“家有浊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撝谢而退。朱送至中余，始别。
生归，僧仆集问，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友人饮耳。”后五日，朱果来，整履摇箑，意甚欣。方至户，望尘即拜。笑曰：“君嘉礼既成，庆在旦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女甥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女曰：“三日矣。”朱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夫人作大欢喜。但言老耄无他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导去。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妪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指画青衣，进酒高会。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筵中进馔，无异人世。然主人自举，殊不劝进。
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天将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惊厮仆。”自此昼来宵往，劈惑殊甚。
一夕问九娘：“此村何名?”曰：“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生闻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生诺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生凄然出，忉怛不忍归。因过叩朱氏之门。朱白足出逆;甥亦起，云鬓笼松，惊来省问。生惆怅移时，始述九娘语。女曰：“妗氏不言，儿亦夙夜图之。此非人世，不可久居”。于是相对汝澜，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遂治装东旋。
半载不能自释，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树下，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失意遨游，返辔遂东。行里许，遥见一女立丘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挥鞭就视，果九娘。下与语，女径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
异史氏曰：“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膈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一）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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