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多国疫情恶化重新封锁#、民众抗议示威暴力频发，#疫情与骚乱令欧洲面临失控#】被砸坏的警车，焚烧的路障……近几天来，反对新一轮抗疫封锁措施的抗议浪潮席卷了欧洲众多国家，示威者们打着“自由”的旗号反对抗疫封锁的“暴政”。与此同时，多国警方则动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来对付抗议者，甚至直接向他们开枪。荷兰首相吕特斥责这是“一场以示威为幌子的纯粹的暴力行径”。这也令此前一直指责中国抗疫措施“妨碍自由”的西方媒体感到尴尬。目前，欧洲疫情迅速恶化，各国政府在加强抗疫措施和民众的暴力抗议之间左右为难。德国新闻电视台23日称，欧洲各国过早取消防疫措施，政府内部在防疫目标和措施上的分歧与反复，令民众感到困惑和不满。这不仅严重打击了欧洲经济复苏，也给社会混乱埋下大风险。
11月19日，在荷兰发生的暴力活动。图源：外媒
“欧洲处于双重危机之中”
“失控的风险”，德新社23日称，欧洲正处于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欧洲各国疫情告急，另一方面多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导致骚乱。在欧洲本轮疫情中最早收紧防疫措施的荷兰，恩斯赫德、格罗宁根、海牙和鹿特丹等城市，连续三个晚上发生反对政府防疫政策的示威游行，游行随后演变成暴力骚乱，不戴口罩的抗议者们高喊“自由”的口号向警察投掷石块，纵火焚烧汽车。街道旁的商业设施也被殃及。
在欧洲其他国家，暴力示威游行开始蔓延。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约3.5万人上街抗议政府最新防疫措施。示威者们在游行中唱起意大利游击队二战时期抗击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歌曲，人们还将点燃的烟花对准警察发射。法国的抗议者不仅放火，还有人趁乱洗劫了街边的商店。在斯洛伐克，抗议者自称要发动一场新“天鹅绒革命”。各国也出动了大量警察，动用高压水枪、催泪弹等措施驱散抗议人群。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连续四天爆发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暴力骚乱，法国内政部调派50名特种部队军人协助平息骚乱。
奥地利22日起重新在全国范围“封城”，除上班、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外，所有人都不得外出。此前，奥地利还是欧洲首个对不接种疫苗者进行全面“封禁”的国家。对此，在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号召下，维也纳上周末爆发了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3.8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奥地利政府的“新冠独裁主义”。
面对过去几天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的抗议严格疫情封锁措施的示威活动，多国政府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据路透社报道，荷兰首相吕特22日大骂示威者是“白痴”。他称，这是“一场以示威为幌子的纯粹的暴力行径”。“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紧张，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痛苦。但我永远不会接受白痴们仅仅因为不高兴就制造的暴力。”他强调，示威者制造了“针对我们的警察、消防员和救护车司机的纯粹暴力”。报道称，在荷兰接连几天的暴力示威活动中，已有100多人被捕，鹿特丹警方甚至动用实弹向抗议者射击，导致4人受伤。荷兰卫生部门22日称，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3万多例，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由于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激增，荷兰医院重症监护（ICU）病房不够。荷兰医院危重病护理协会负责人奎珀斯称，从23日开始将危重患者转移到邻国德国，以减轻本国医院的压力。
“一家一家人被送进坟墓”
英国天空电视台23日称，随着寒冷的冬天到来，专家担忧欧洲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会进一步增加，圣诞和新年假期带来的人群聚集也给抗疫工作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英国《卫报》引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3日的讲话称，到明年3月，欧洲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总人数可能超过200万。目前，欧洲每天新增死亡人数超过4200人，是9月的两倍。
英国《旗帜晚报》称，尽管确诊病例飙升，政客们仍对是否应强制所有公民接种疫苗犹豫不决。即将接替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朔尔茨称，关于是否强制公民接种疫苗，应该展开广泛辩论。青年联盟党主席库班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必须清楚表明需要强制疫苗接种和对未接种疫苗者进行封禁。”但自由民主党则反对采取这一措施，称应重视个人自由。
“德国该不该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德国之声”23日称，疫情暴发之初，德国政客都认为不应强制接种疫苗，但如今德国越来越多政客支持强制接种。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克莱驰曼称：“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大流行病，不得不继续限制人们的自由。”不过，仍有一些政客表示反对。作为看守政府卫生部长的施潘目前仍对强制接种表示怀疑。他说，引入接种新冠疫苗的普遍义务不仅是法律问题，还关系到公民的自由。他还称，即便现在推行新冠疫苗接种义务，也不能阻挡当前的第四波疫情。此外，一旦推行强制接种，不接种者会被罚款。“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说，就让他们进监狱吗？”
欧洲媒体曾一直指责中国抗疫措施“妨碍自由”，不过，重新恶化的疫情令这些媒体很少再提抗疫封锁措施“妨碍自由”了。“德国之声”称，欧洲人权法院不久前裁定，“义务接种疫苗不仅没有违反人权法，而且在民主社会中可能是必要的措施”。这被认为增强了“在当下疫情中实行义务接种疫苗的可能性”。
在疫苗接种比例较低的东欧，疫情十分危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2日报道，在欧洲疫苗接种率最低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医院是该国最大的医疗机构，该医院的停尸房原本可停放15具尸体，但在CNN采访当天却存放了41具尸体。大量尸体堆积在外面的走廊上。这家医院还在扩建重症监护室，目前这里所有床位都满了。一名叫艾奥尼塔的护士说：“当我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最终我们把一家一家人送进坟墓。”
“无知和自毁式的固执”
德国《焦点》周刊23日称，欧洲多国重新出台防疫封锁政策导致暴力示威不断升级。各国都在关注这些暴力事件，但很少有政府反思为什么。这让各国政府面临信任问题。疫情的恶化和抗疫措施的反复，让民众产生怀疑，同时也被右翼政党利用。在新一波的示威中，人们高呼“自由”口号，示威者甚至佩戴写有“未接种疫苗”字样的黄色星星，类似德国纳粹强制犹太人佩戴的“犹太星”标记，他们将强打疫苗的命令比作昔日的纳粹暴行。奥地利内政部长内哈默怒斥，此举“侮辱了纳粹独裁统治下的数百万受害者与他们的家属”。
CNN称，随着疫苗接种在2021年初顺利推广，欧洲领导人乐观认为可轻易战胜疫情，他们用近乎庆祝的语气轻松谈论经济重启。但随着疫情卷土重来，即便疫苗接种率很高的国家，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恢复封禁措施。事实证明，即便相对高的疫苗接种率也不足以单独遏制疫情传播，而“自满情绪是危险的”。
《华盛顿邮报》称，“无知和自毁式的固执并非美国所独有，在欧洲，许多人仍在继续抵制可以挽救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疫苗”。文章还警告，“疫情反复的历史证明，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事，明天就会发生在美国”。（环球时报） #美国理发店上演真实版无间道#
11月19日，在荷兰发生的暴力活动。图源：外媒
“欧洲处于双重危机之中”
“失控的风险”，德新社23日称，欧洲正处于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欧洲各国疫情告急，另一方面多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导致骚乱。在欧洲本轮疫情中最早收紧防疫措施的荷兰，恩斯赫德、格罗宁根、海牙和鹿特丹等城市，连续三个晚上发生反对政府防疫政策的示威游行，游行随后演变成暴力骚乱，不戴口罩的抗议者们高喊“自由”的口号向警察投掷石块，纵火焚烧汽车。街道旁的商业设施也被殃及。
在欧洲其他国家，暴力示威游行开始蔓延。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约3.5万人上街抗议政府最新防疫措施。示威者们在游行中唱起意大利游击队二战时期抗击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歌曲，人们还将点燃的烟花对准警察发射。法国的抗议者不仅放火，还有人趁乱洗劫了街边的商店。在斯洛伐克，抗议者自称要发动一场新“天鹅绒革命”。各国也出动了大量警察，动用高压水枪、催泪弹等措施驱散抗议人群。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连续四天爆发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暴力骚乱，法国内政部调派50名特种部队军人协助平息骚乱。
奥地利22日起重新在全国范围“封城”，除上班、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外，所有人都不得外出。此前，奥地利还是欧洲首个对不接种疫苗者进行全面“封禁”的国家。对此，在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号召下，维也纳上周末爆发了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3.8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奥地利政府的“新冠独裁主义”。
面对过去几天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的抗议严格疫情封锁措施的示威活动，多国政府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据路透社报道，荷兰首相吕特22日大骂示威者是“白痴”。他称，这是“一场以示威为幌子的纯粹的暴力行径”。“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紧张，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痛苦。但我永远不会接受白痴们仅仅因为不高兴就制造的暴力。”他强调，示威者制造了“针对我们的警察、消防员和救护车司机的纯粹暴力”。报道称，在荷兰接连几天的暴力示威活动中，已有100多人被捕，鹿特丹警方甚至动用实弹向抗议者射击，导致4人受伤。荷兰卫生部门22日称，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3万多例，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由于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激增，荷兰医院重症监护（ICU）病房不够。荷兰医院危重病护理协会负责人奎珀斯称，从23日开始将危重患者转移到邻国德国，以减轻本国医院的压力。
“一家一家人被送进坟墓”
英国天空电视台23日称，随着寒冷的冬天到来，专家担忧欧洲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会进一步增加，圣诞和新年假期带来的人群聚集也给抗疫工作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英国《卫报》引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3日的讲话称，到明年3月，欧洲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总人数可能超过200万。目前，欧洲每天新增死亡人数超过4200人，是9月的两倍。
英国《旗帜晚报》称，尽管确诊病例飙升，政客们仍对是否应强制所有公民接种疫苗犹豫不决。即将接替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朔尔茨称，关于是否强制公民接种疫苗，应该展开广泛辩论。青年联盟党主席库班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必须清楚表明需要强制疫苗接种和对未接种疫苗者进行封禁。”但自由民主党则反对采取这一措施，称应重视个人自由。
“德国该不该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德国之声”23日称，疫情暴发之初，德国政客都认为不应强制接种疫苗，但如今德国越来越多政客支持强制接种。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克莱驰曼称：“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大流行病，不得不继续限制人们的自由。”不过，仍有一些政客表示反对。作为看守政府卫生部长的施潘目前仍对强制接种表示怀疑。他说，引入接种新冠疫苗的普遍义务不仅是法律问题，还关系到公民的自由。他还称，即便现在推行新冠疫苗接种义务，也不能阻挡当前的第四波疫情。此外，一旦推行强制接种，不接种者会被罚款。“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说，就让他们进监狱吗？”
欧洲媒体曾一直指责中国抗疫措施“妨碍自由”，不过，重新恶化的疫情令这些媒体很少再提抗疫封锁措施“妨碍自由”了。“德国之声”称，欧洲人权法院不久前裁定，“义务接种疫苗不仅没有违反人权法，而且在民主社会中可能是必要的措施”。这被认为增强了“在当下疫情中实行义务接种疫苗的可能性”。
在疫苗接种比例较低的东欧，疫情十分危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2日报道，在欧洲疫苗接种率最低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医院是该国最大的医疗机构，该医院的停尸房原本可停放15具尸体，但在CNN采访当天却存放了41具尸体。大量尸体堆积在外面的走廊上。这家医院还在扩建重症监护室，目前这里所有床位都满了。一名叫艾奥尼塔的护士说：“当我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最终我们把一家一家人送进坟墓。”
“无知和自毁式的固执”
德国《焦点》周刊23日称，欧洲多国重新出台防疫封锁政策导致暴力示威不断升级。各国都在关注这些暴力事件，但很少有政府反思为什么。这让各国政府面临信任问题。疫情的恶化和抗疫措施的反复，让民众产生怀疑，同时也被右翼政党利用。在新一波的示威中，人们高呼“自由”口号，示威者甚至佩戴写有“未接种疫苗”字样的黄色星星，类似德国纳粹强制犹太人佩戴的“犹太星”标记，他们将强打疫苗的命令比作昔日的纳粹暴行。奥地利内政部长内哈默怒斥，此举“侮辱了纳粹独裁统治下的数百万受害者与他们的家属”。
CNN称，随着疫苗接种在2021年初顺利推广，欧洲领导人乐观认为可轻易战胜疫情，他们用近乎庆祝的语气轻松谈论经济重启。但随着疫情卷土重来，即便疫苗接种率很高的国家，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恢复封禁措施。事实证明，即便相对高的疫苗接种率也不足以单独遏制疫情传播，而“自满情绪是危险的”。
《华盛顿邮报》称，“无知和自毁式的固执并非美国所独有，在欧洲，许多人仍在继续抵制可以挽救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疫苗”。文章还警告，“疫情反复的历史证明，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事，明天就会发生在美国”。（环球时报） #美国理发店上演真实版无间道#
最“憋屈”的首富！差点被美国玩残，靠中国起死回生……
前几年，有人弄了个全球王室的财富排行榜。
不过这个排名基本跟国力没啥关系，榜单前十的都是些像阿曼、文莱的苏丹，卡塔尔、迪拜的埃米尔，摩洛哥亲王、沙特国王一类封建色彩满满的国家元首，日常也没啥存在感。
那最有钱的是谁呢？
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
泰国王室拥有的财富高达430亿美元，按如今的汇率算那就是274533500000元人民币，光数零就能数上大半天。
在泰王名下的产业里，不光有遍布全国的宫殿、豪宅和130000英亩土地，还有各式各样的公司股份，尤其是些事关国民生计的命脉行业，像金融、地产、建材等等，背后基本都有老国王的影子。
钱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甚至专门成立了个王室资产管理局进行打理，光正式员工就有600多人……
一边是“万民敬仰”的俗世国王，一边是“兵强马壮”的军方势力，好赚钱的生意就那么多，两边连挑再扒拉，能剩下点汤水就不错了。
总之在泰国，最赚钱的生意是普通人是没法参与的。
虽说躺着赚钱没戏了，但有心人还是能找到出路。要么参军从政、要么做保王党，实在不行了只能去做国外的生意，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捞个名不副实的“首富”当当。
最起码，控制着正大集团的谢氏家族就是这么做的。
今年五月份，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投资披露招股书，计划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别看股份有点分散，但实际上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都是一家的，他们的父亲叫谢易初，当年也算得上是一位泰斗级人物。
说起来谢家跟中国渊源颇深，谢易初老爷子就出生在广东的潮汕地区。
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场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潮汕地区，谢易初家所在的村子更是受灾颇重。迫于生计，谢易初不得不带着弟弟谢少飞下南洋谋生。
等到1922年的时候，两兄弟不仅在泰国站稳了脚跟，还开了家“正大庄菜籽店”。靠着华人的勤恳和优质的种源，两兄弟的生意做得相当不错，几乎对当地种商来了波降维打击。
后来二战爆发、日军占领了曼谷，他俩只能远走乡下躲灾、直到战后方才回来，虽说很快就东山再起、但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实在是相当令人痛惜。
即使以大家族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谢家也算得上人丁兴旺了。
谢易初膝下本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正民，大民，中民，国民，华民，民民，不过由于老五和老六早夭，后来就剩下“正大中国”四兄弟。
虽说儿子多，但一般家族内部互相倾轧、兄弟阋墙的戏码并未发生。
本来呢，接任集团主席位置的是长子谢正民，而非如今为人熟知的谢国民。但老大深知四弟的经营水平，不顾自己妻子的反对毅然把位置让给了谢国民。
等到了后来，继任的四弟谢国民又把位置交给了大哥的儿子谢炳。
在四兄弟及其子嗣的互相帮衬下，谢家先后在泰国、马来、印尼和中国都置下了产业，触角遍及种子、饲料、农牧等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谢家还在1989年进军香港，涉足金融、收购百货商场，开始了多栖化的发展之路。如果不是后来美国人横插了一脚，谢家的产业没准早就遍布亚洲了。
1997年，曾经繁荣的泰国经济有点撑不住了。
虽说有人把危机归因于泰国的金融政策、银行信贷泛滥，但总归离不开美国人的“落井下石”。趁着经济动荡的机会，索罗斯大举做空、一举击溃了脆弱的泰铢，直接引发了席卷亚洲的金融海啸。
危急之下，背着不少银行贷款的企业就成了“替罪羊”。
面对变脸抽贷的银行债主，正大集团的不少资产也被冻结，不得不选择“断臂求生”。一路只能卖卖卖，不仅卖掉了超市和不少商业地产、还关掉了石化等一众亏损的工厂，差一点就挺不过来了。
不过靠着食品农牧以及朝气蓬勃的中国市场，正大集团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高瞻远瞩的谢老爷子了。早在1979年的时候，谢易初就叮嘱家人要重视中国市场，老人家还亲自在澄海县搞了16年的育种工作，造诣颇深。
也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正大集团拿下了深圳、珠海、汕头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借着改开、入世的东风，押注国内市场的谢家也吃到了完整的时代红利——
● 1990年，正大集团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创办的《正大综艺》开播；
● 1997年，第一家易初莲花超市正式在上海开业；
● 1998年，正大饲料在中国市占率达10%，一年生产肉鸡30万吨、鸡苗近4亿只；
● 2000年，中国生物制药正式创立，创始人正是谢正民之子谢炳；
● 2002年，正大广场在上海正式开张……
现如今，曾经的“正大庄种子行”已然发展成了一个以农牧食品、批发零售、电信电视三大事业为核心，同时涉足金融、地产、制药、机械加工等10多个行业和领域的多元化跨国集团公司。
如今集团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约35万人，2019年全球销售额约680亿美元，算得上世界上最大的华人跨国公司之一了。
这一次，他们盯上的是国内的“养猪业”。
按照招股书中披露的信息，正大股份拟募资150亿元，拟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7个生猪产业链相关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涉及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屠宰环节。
说起来，这对国内养猪企业来说冲击力还是挺大的。
一方面，饲料和养殖这一块是他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相比一些“闻风而来”的养猪新贵，正大比较喜欢搞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早年在泰国干种业和农牧的时候，他们为了打通上下游不惜把业务扩张到整个东南亚，这算是一脉相承的风格了。
现在猪价探底，像饲料啊、种猪啊这些成本就更加不可忽视了。想要逆势扩张，需要一些拿的出手的底牌：
截至2020年底，他们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拥有现代化饲料工厂84座、预混合饲料工厂6座、自有种猪繁育场97个、规模化商品猪育肥场近1800个。
另一方面，正大集团的实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正大饲料、正大食品、卜蜂莲花、正大广场、正大制药、正大置地等子品牌外，他们的业务覆盖农牧、零售、制药、地产、金融等诸多领域。
这样的对手，还是有点可怕的。这些年深耕大陆，凭借着庞杂的布局，谢家的财富已然相当惊人——
从2010年到2020年，谢家已经连续当了十一年的泰国首富了。尤其是在2020年，谢氏家族更是以总财富3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亿元）当之无愧的蝉联了泰国富豪榜首之位。
不过熟悉泰国的人心里都清楚——真正的泰国“首富”，肯定不是他。
前几年，有人弄了个全球王室的财富排行榜。
不过这个排名基本跟国力没啥关系，榜单前十的都是些像阿曼、文莱的苏丹，卡塔尔、迪拜的埃米尔，摩洛哥亲王、沙特国王一类封建色彩满满的国家元首，日常也没啥存在感。
那最有钱的是谁呢？
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
泰国王室拥有的财富高达430亿美元，按如今的汇率算那就是274533500000元人民币，光数零就能数上大半天。
在泰王名下的产业里，不光有遍布全国的宫殿、豪宅和130000英亩土地，还有各式各样的公司股份，尤其是些事关国民生计的命脉行业，像金融、地产、建材等等，背后基本都有老国王的影子。
钱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甚至专门成立了个王室资产管理局进行打理，光正式员工就有600多人……
一边是“万民敬仰”的俗世国王，一边是“兵强马壮”的军方势力，好赚钱的生意就那么多，两边连挑再扒拉，能剩下点汤水就不错了。
总之在泰国，最赚钱的生意是普通人是没法参与的。
虽说躺着赚钱没戏了，但有心人还是能找到出路。要么参军从政、要么做保王党，实在不行了只能去做国外的生意，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捞个名不副实的“首富”当当。
最起码，控制着正大集团的谢氏家族就是这么做的。
今年五月份，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投资披露招股书，计划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别看股份有点分散，但实际上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都是一家的，他们的父亲叫谢易初，当年也算得上是一位泰斗级人物。
说起来谢家跟中国渊源颇深，谢易初老爷子就出生在广东的潮汕地区。
上世纪初的时候，一场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潮汕地区，谢易初家所在的村子更是受灾颇重。迫于生计，谢易初不得不带着弟弟谢少飞下南洋谋生。
等到1922年的时候，两兄弟不仅在泰国站稳了脚跟，还开了家“正大庄菜籽店”。靠着华人的勤恳和优质的种源，两兄弟的生意做得相当不错，几乎对当地种商来了波降维打击。
后来二战爆发、日军占领了曼谷，他俩只能远走乡下躲灾、直到战后方才回来，虽说很快就东山再起、但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实在是相当令人痛惜。
即使以大家族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谢家也算得上人丁兴旺了。
谢易初膝下本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正民，大民，中民，国民，华民，民民，不过由于老五和老六早夭，后来就剩下“正大中国”四兄弟。
虽说儿子多，但一般家族内部互相倾轧、兄弟阋墙的戏码并未发生。
本来呢，接任集团主席位置的是长子谢正民，而非如今为人熟知的谢国民。但老大深知四弟的经营水平，不顾自己妻子的反对毅然把位置让给了谢国民。
等到了后来，继任的四弟谢国民又把位置交给了大哥的儿子谢炳。
在四兄弟及其子嗣的互相帮衬下，谢家先后在泰国、马来、印尼和中国都置下了产业，触角遍及种子、饲料、农牧等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谢家还在1989年进军香港，涉足金融、收购百货商场，开始了多栖化的发展之路。如果不是后来美国人横插了一脚，谢家的产业没准早就遍布亚洲了。
1997年，曾经繁荣的泰国经济有点撑不住了。
虽说有人把危机归因于泰国的金融政策、银行信贷泛滥，但总归离不开美国人的“落井下石”。趁着经济动荡的机会，索罗斯大举做空、一举击溃了脆弱的泰铢，直接引发了席卷亚洲的金融海啸。
危急之下，背着不少银行贷款的企业就成了“替罪羊”。
面对变脸抽贷的银行债主，正大集团的不少资产也被冻结，不得不选择“断臂求生”。一路只能卖卖卖，不仅卖掉了超市和不少商业地产、还关掉了石化等一众亏损的工厂，差一点就挺不过来了。
不过靠着食品农牧以及朝气蓬勃的中国市场，正大集团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高瞻远瞩的谢老爷子了。早在1979年的时候，谢易初就叮嘱家人要重视中国市场，老人家还亲自在澄海县搞了16年的育种工作，造诣颇深。
也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正大集团拿下了深圳、珠海、汕头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借着改开、入世的东风，押注国内市场的谢家也吃到了完整的时代红利——
● 1990年，正大集团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创办的《正大综艺》开播；
● 1997年，第一家易初莲花超市正式在上海开业；
● 1998年，正大饲料在中国市占率达10%，一年生产肉鸡30万吨、鸡苗近4亿只；
● 2000年，中国生物制药正式创立，创始人正是谢正民之子谢炳；
● 2002年，正大广场在上海正式开张……
现如今，曾经的“正大庄种子行”已然发展成了一个以农牧食品、批发零售、电信电视三大事业为核心，同时涉足金融、地产、制药、机械加工等10多个行业和领域的多元化跨国集团公司。
如今集团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约35万人，2019年全球销售额约680亿美元，算得上世界上最大的华人跨国公司之一了。
这一次，他们盯上的是国内的“养猪业”。
按照招股书中披露的信息，正大股份拟募资150亿元，拟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7个生猪产业链相关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涉及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屠宰环节。
说起来，这对国内养猪企业来说冲击力还是挺大的。
一方面，饲料和养殖这一块是他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相比一些“闻风而来”的养猪新贵，正大比较喜欢搞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早年在泰国干种业和农牧的时候，他们为了打通上下游不惜把业务扩张到整个东南亚，这算是一脉相承的风格了。
现在猪价探底，像饲料啊、种猪啊这些成本就更加不可忽视了。想要逆势扩张，需要一些拿的出手的底牌：
截至2020年底，他们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拥有现代化饲料工厂84座、预混合饲料工厂6座、自有种猪繁育场97个、规模化商品猪育肥场近1800个。
另一方面，正大集团的实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正大饲料、正大食品、卜蜂莲花、正大广场、正大制药、正大置地等子品牌外，他们的业务覆盖农牧、零售、制药、地产、金融等诸多领域。
这样的对手，还是有点可怕的。这些年深耕大陆，凭借着庞杂的布局，谢家的财富已然相当惊人——
从2010年到2020年，谢家已经连续当了十一年的泰国首富了。尤其是在2020年，谢氏家族更是以总财富3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亿元）当之无愧的蝉联了泰国富豪榜首之位。
不过熟悉泰国的人心里都清楚——真正的泰国“首富”，肯定不是他。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