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看《一个人的武林》之王宝强剧照，是否很有个性化特色？
王宝强自个当老板了，自己开发电影片，自己创作，继续“傻根模式”。
时间太长啦，观众早已失去了“傻根”新鲜感了。《囧》系列算是最后的挖矿。
假设王宝强开发自己另一个潜能，就玩纯娱乐故事，塑造一个万人恨千人骂的大反派，同时，对手戏的反差定位后，选角一定到位，强烈对比而又符合“艺术统一”，则王宝强又将闪耀20年。
王宝强自个当老板了，自己开发电影片，自己创作，继续“傻根模式”。
时间太长啦，观众早已失去了“傻根”新鲜感了。《囧》系列算是最后的挖矿。
假设王宝强开发自己另一个潜能，就玩纯娱乐故事，塑造一个万人恨千人骂的大反派，同时，对手戏的反差定位后，选角一定到位，强烈对比而又符合“艺术统一”，则王宝强又将闪耀20年。
《德云斗笑社》第二季第一期的相声竞演部分已经全部放出来了，包括组队成功演员表演的4段相声和冷板凳演员表演的2段相声，所有演员都得到了登场亮相的机会。虽然最终播出的平台不同吧，但是个人实力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差距还是挺大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原配搭档表演的相声最具可看性，虽然不一定能够体现捧逗二人的最高水平，但一定是取长补短，互相成就，配合默契的相声，看起来最舒服的相声。而《德云斗笑社》展现的相声，大都不是原配搭档，是混搭式的表演，所以单纯从观赏角度来说，都称不上最好的相声。
在混搭表演时，由于默契度不够的原因，更多的时候，展现的是个人硬实力，其中包括创作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长期形成的现场把控能力。
此次参加《德云斗笑社》第二季的演员，已经涵盖了“云鹤九霄”四科中全部脱颖而出的弟子，可以说代表了德云社新生代演员能力的峰值。同时，众弟子的能力也与学艺时间呈正比，即学艺时间越长，能力越强。
云字科
云字科弟子岳云鹏、栾云平、烧饼是《德云斗笑社》演员中能力最强的三人，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吧，但是也各有千秋。
岳云鹏由于咖位高出师兄弟们一截，已经跳出三界外了，没有参加相声竞演，但是从配合孟鹤堂、烧饼那个小细节也看得出来，表演非常自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抖了两个小包袱，这就是他的硬实力；德云一哥当之无愧，短时间内无人可以挑战这一地位。
栾云平的捧哏能力很强，但是仅限于瓷实，而非出彩。像他这种老派的捧哏风格其实不太适合综艺节目，一是能够欣赏这种风格的观众很少，二是缺少记忆点，所以在投票时肯定吃亏。
如果没有“爱徒”和“副总”的身份加持，栾云平单纯凭借相声竞演部分的效果，很难走得长远。假设第一期的选队长环节，郭德纲没有临时更改规则，那么成为队长的就是张鹤伦，另一个队长，可能是栾云平，也可能是烧饼或者其他人。张鹤伦选择的人应该是阎鹤祥、张九南和尚九熙；如果烧饼成为队长的话，应该会选择孟鹤堂、周九良和曹鹤阳；其他人成为队长的话，大概率也会选择孟鹤堂和烧饼这两个实力派；栾云平只要不是队长，就大概率会坐冷板凳。我相信栾云平在后面几期坐冷板凳的机会很多，如果郭德纲不强行干预的话。
烧饼的风格一直饱受争议，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能捧能逗能创作，脑子活络，综艺感强，综合能力至少比九、霄两科的师弟强了一个档次。无论谁当队长，烧饼都是最稳妥的选择，所以烧饼一定能够在节目中走到最后。
鹤字科
孟鹤堂、张鹤伦、阎鹤祥、曹鹤阳都是头一批鹤字科弟子，也是鹤字科最火的几位，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样优缺点明显。
张鹤伦和曹鹤阳，虽然一个是逗哏，一个是捧哏，但是二人的情况类似。一方面，综合实力没有问题，且能够长期稳定地维持自己的风格，没有在流量的冲击下迷失自我，特别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二人长期处于自己的舒适区，没有突破，不知道是动力不足，还是能力不够，总之让很多人看疲了。
孟鹤堂在相声技艺上的悟性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师兄弟，有点像岳云鹏看齐的意思，但是饭圈流量的涌入耽误了他的发展，刚刚开窍就被粉丝裹挟，继而脱离了剧场，拥抱综艺和影视剧；再加上疫情原因，相声演出机会越来越少，拉低了他在相声艺术上所能达到的上限。如果孟鹤堂再晚两年红，他未来能够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超过岳云鹏。
阎鹤祥的能力毋容置疑，从和他尚九熙、杨九郎搭档表演的相声《四卷四辖》就看得出来，比师弟们高了一个能级；不过他也面临孟鹤堂一样的问题，过早地脱离了相声舞台，技艺被荒废了，否则相声史上可能多一位捧哏大家。
九字科和霄字科
九字科参加的人很多，分别是张九龄、张九南、杨九郎、周九良、尚九熙和何九华。
张九南的风格火爆，更受流量时代的粉丝追捧，再加上不错的情商和活络的大脑，未来一定能够在综艺舞台上玩得风生水起，所以《德云斗笑社》是张九南的一个跳板，他会借此走上更大的舞台。
张九龄虽然相比去年有所进步，但是他的风格过于求稳，在综艺舞台上是吃亏的，所以这一季依然不看好他，希望比去年走得远一点吧。说得再直白一点，张九龄虽然说相声已经十三年了，但是好像没开窍一样，还需要在小剧场继续磨练。
尚九熙比较可惜，去年存在的问题今年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对于相声表演中的所谓尺寸的理解，依然存在差距。就拿他在番外相声里表演的那一段冷笑话来讲，明知道没有包袱，还用那么夸张的表情，那么缓慢的语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却无法满足观众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只有失望。
相比于尚九熙，杨九郎同样表演的是冷笑话，但是他用短而精的语言，快速展示完毕，反倒给观众一个措手不及，效果就比尚九熙好得多。
尚九熙的问题是悟性不够，也就是没有开窍，还需要在小剧场多加磨练，看得到希望。杨九郎的问题是很少有机会说相声了，未来只能在综艺舞台上混饭吃，上升空间很小。
周九良是一个让人越来越看不懂的人，和孟鹤堂搭档时可以光彩四溢，和其他人搭档时偶尔也有闪光之作，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展现不出最佳水平；似乎只有孟鹤堂才能够激发他的潜力，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点。
秦霄贤与何九华可能是《德云斗笑社》第二季中最为尴尬的一对演员，新赛制并不适合他们发挥。相声竞演部分的成绩，与现场观众的构成密切相关。从第一期邀请的观众可见，路人粉居多，平均年龄偏大，不是秦霄贤和何九华的目标受众，所以他俩可能要长期与冷板凳相伴。
如果在后面的录制中，能够邀请到年轻观众，那么秦霄贤肯定能够拿到好成绩；问题在于，队长会不会选他。一个队只有四个人，除去队长以外，选择秦霄贤可以收获一部分年轻观众的支持，但是同时选择秦霄贤与何九华俩人的概率会很低。所以，相对来说，秦霄贤比何九华的机会要多一些。
王九龙在和张九龄搭档的时候，也是中规中矩的风格，偶尔有出彩的表现；但是和秦霄贤、何九华搭档表演的《捉放曹》，他却是最亮眼的一位，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德云斗笑社》终归是相声综艺，导演组已经尽量做到了实力和流量的均衡，这一点非常难得，这一点比第一季进步了很多，值得一个大大的赞。
很多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在走出小剧场以后，都喜欢说“相声是我的根”，但是真正有多少人做到了呢？通过《德云斗笑社》，可见一斑。
严格意义上来说，原配搭档表演的相声最具可看性，虽然不一定能够体现捧逗二人的最高水平，但一定是取长补短，互相成就，配合默契的相声，看起来最舒服的相声。而《德云斗笑社》展现的相声，大都不是原配搭档，是混搭式的表演，所以单纯从观赏角度来说，都称不上最好的相声。
在混搭表演时，由于默契度不够的原因，更多的时候，展现的是个人硬实力，其中包括创作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长期形成的现场把控能力。
此次参加《德云斗笑社》第二季的演员，已经涵盖了“云鹤九霄”四科中全部脱颖而出的弟子，可以说代表了德云社新生代演员能力的峰值。同时，众弟子的能力也与学艺时间呈正比，即学艺时间越长，能力越强。
云字科
云字科弟子岳云鹏、栾云平、烧饼是《德云斗笑社》演员中能力最强的三人，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吧，但是也各有千秋。
岳云鹏由于咖位高出师兄弟们一截，已经跳出三界外了，没有参加相声竞演，但是从配合孟鹤堂、烧饼那个小细节也看得出来，表演非常自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抖了两个小包袱，这就是他的硬实力；德云一哥当之无愧，短时间内无人可以挑战这一地位。
栾云平的捧哏能力很强，但是仅限于瓷实，而非出彩。像他这种老派的捧哏风格其实不太适合综艺节目，一是能够欣赏这种风格的观众很少，二是缺少记忆点，所以在投票时肯定吃亏。
如果没有“爱徒”和“副总”的身份加持，栾云平单纯凭借相声竞演部分的效果，很难走得长远。假设第一期的选队长环节，郭德纲没有临时更改规则，那么成为队长的就是张鹤伦，另一个队长，可能是栾云平，也可能是烧饼或者其他人。张鹤伦选择的人应该是阎鹤祥、张九南和尚九熙；如果烧饼成为队长的话，应该会选择孟鹤堂、周九良和曹鹤阳；其他人成为队长的话，大概率也会选择孟鹤堂和烧饼这两个实力派；栾云平只要不是队长，就大概率会坐冷板凳。我相信栾云平在后面几期坐冷板凳的机会很多，如果郭德纲不强行干预的话。
烧饼的风格一直饱受争议，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能捧能逗能创作，脑子活络，综艺感强，综合能力至少比九、霄两科的师弟强了一个档次。无论谁当队长，烧饼都是最稳妥的选择，所以烧饼一定能够在节目中走到最后。
鹤字科
孟鹤堂、张鹤伦、阎鹤祥、曹鹤阳都是头一批鹤字科弟子，也是鹤字科最火的几位，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样优缺点明显。
张鹤伦和曹鹤阳，虽然一个是逗哏，一个是捧哏，但是二人的情况类似。一方面，综合实力没有问题，且能够长期稳定地维持自己的风格，没有在流量的冲击下迷失自我，特别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二人长期处于自己的舒适区，没有突破，不知道是动力不足，还是能力不够，总之让很多人看疲了。
孟鹤堂在相声技艺上的悟性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师兄弟，有点像岳云鹏看齐的意思，但是饭圈流量的涌入耽误了他的发展，刚刚开窍就被粉丝裹挟，继而脱离了剧场，拥抱综艺和影视剧；再加上疫情原因，相声演出机会越来越少，拉低了他在相声艺术上所能达到的上限。如果孟鹤堂再晚两年红，他未来能够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超过岳云鹏。
阎鹤祥的能力毋容置疑，从和他尚九熙、杨九郎搭档表演的相声《四卷四辖》就看得出来，比师弟们高了一个能级；不过他也面临孟鹤堂一样的问题，过早地脱离了相声舞台，技艺被荒废了，否则相声史上可能多一位捧哏大家。
九字科和霄字科
九字科参加的人很多，分别是张九龄、张九南、杨九郎、周九良、尚九熙和何九华。
张九南的风格火爆，更受流量时代的粉丝追捧，再加上不错的情商和活络的大脑，未来一定能够在综艺舞台上玩得风生水起，所以《德云斗笑社》是张九南的一个跳板，他会借此走上更大的舞台。
张九龄虽然相比去年有所进步，但是他的风格过于求稳，在综艺舞台上是吃亏的，所以这一季依然不看好他，希望比去年走得远一点吧。说得再直白一点，张九龄虽然说相声已经十三年了，但是好像没开窍一样，还需要在小剧场继续磨练。
尚九熙比较可惜，去年存在的问题今年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对于相声表演中的所谓尺寸的理解，依然存在差距。就拿他在番外相声里表演的那一段冷笑话来讲，明知道没有包袱，还用那么夸张的表情，那么缓慢的语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却无法满足观众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只有失望。
相比于尚九熙，杨九郎同样表演的是冷笑话，但是他用短而精的语言，快速展示完毕，反倒给观众一个措手不及，效果就比尚九熙好得多。
尚九熙的问题是悟性不够，也就是没有开窍，还需要在小剧场多加磨练，看得到希望。杨九郎的问题是很少有机会说相声了，未来只能在综艺舞台上混饭吃，上升空间很小。
周九良是一个让人越来越看不懂的人，和孟鹤堂搭档时可以光彩四溢，和其他人搭档时偶尔也有闪光之作，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展现不出最佳水平；似乎只有孟鹤堂才能够激发他的潜力，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点。
秦霄贤与何九华可能是《德云斗笑社》第二季中最为尴尬的一对演员，新赛制并不适合他们发挥。相声竞演部分的成绩，与现场观众的构成密切相关。从第一期邀请的观众可见，路人粉居多，平均年龄偏大，不是秦霄贤和何九华的目标受众，所以他俩可能要长期与冷板凳相伴。
如果在后面的录制中，能够邀请到年轻观众，那么秦霄贤肯定能够拿到好成绩；问题在于，队长会不会选他。一个队只有四个人，除去队长以外，选择秦霄贤可以收获一部分年轻观众的支持，但是同时选择秦霄贤与何九华俩人的概率会很低。所以，相对来说，秦霄贤比何九华的机会要多一些。
王九龙在和张九龄搭档的时候，也是中规中矩的风格，偶尔有出彩的表现；但是和秦霄贤、何九华搭档表演的《捉放曹》，他却是最亮眼的一位，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德云斗笑社》终归是相声综艺，导演组已经尽量做到了实力和流量的均衡，这一点非常难得，这一点比第一季进步了很多，值得一个大大的赞。
很多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在走出小剧场以后，都喜欢说“相声是我的根”，但是真正有多少人做到了呢？通过《德云斗笑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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