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草临床用意
究其用意，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缓和峻烈
中医学治法虽多，总的来说，不外补、泻两个大类。虚实为察病之纲要，补泻为施治之大法。补者补虚，即所谓“虚者补之”；实者祛邪，即所谓“实者泻之”。实证当用泻法，即祛邪之法，药多猛峻。
一般地说，猛峻之药虽利于病，但正气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何在不妨碍祛邪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药物对正气的损害？仲景选取了甘草。
如伤寒太阳表实证，为风寒之邪束表，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咳嗽、脉浮紧，当用辛温解表，所以选用了麻黄、桂枝，以解散在表之风寒，佐之以杏仁，和之以甘草。
甘草在这里主要起缓和麻、桂峻烈之性的作用，虽非汗解不可，但要尽量做到“汗而毋伤”。
又如寒邪直中，即寒邪不经三阳(太阳、阳明、少阳)而直接侵入三阴(太阴、少阴、厥阴)，或伤寒之邪，在表不解，由于邪气重、体质弱、治疗又不当(如早用大剂清热药或泻下药)而传入三阴，证见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不止，脉沉微欲绝，这是少阴证的里阳衰微，急当回阳救逆，用四逆汤。
方用干姜、附子，大辛大热，以消阴寒，而挽欲亡之阳，但姜附之性，非常峻烈，所以和之以甘草，使之成为“有制之师”，尽量减少姜附辛热伤阴的副作用(真的伤阴就要加人参，即四逆加人参汤)。
再如白虎汤，主治阳明里热，证见身大热、口大渴、汗大出、脉洪大者，即用甘草、粳米来缓和大剂石膏、知母的寒凉，以顾护胃气。
当然，仲景有时也用与甘草药性相近之药大枣来代替甘草的，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葶苈之猛峻；十枣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甘遂、大戟、芫花之峻烈，但大多数处方还是用甘草作缓和之用。
2
协调诸药
甘草有调和百药的作用。当病情需要，一张处方中有寒、热两种不同药之时，就要用甘草来协调。
如桂枝汤治营卫失调，发热畏风，汗出脉缓，既要用桂枝、生姜激发卫阳，又要用芍药、大枣滋养营阴，再用炙甘草，桂枝得甘草辛甘化阳，芍药得甘草酸甘化阴，两组不同作用的药物，因此而协调起来了，营卫既调，阴阳自和，则其病可愈。
3
缓解急迫
虽然和上述缓和之“缓”同是一个“缓”字，但用意不同。前者是缓和峻猛药的药性，这里是缓解急迫的症状使之舒缓的意思。
例如芍药甘草汤，治疗汗后阴伤之“脚挛急”，不可屈伸，就是取芍药、甘草缓急止痛的协同作用。后人用此方治疗头痛、胃痛、呃逆、痢疾，也都是取其缓急之功。
《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则用甘草合大枣、小麦甘润缓急，治疗“脏躁”，证见悲伤欲哭，数欠伸(频打呵欠)、忧郁恍惚或烦躁不安者。
4
逗留药性
甘草之性缓和，所以有时用它来与干姜等药物配伍，逗留其药性，使之不至速下，而徐徐发生作用。
例如甘草干姜汤，药仅二味，治疗泛吐清冷水，寒证胃痛、腹痛、遗尿、小便数，病属中寒，即用干姜大辛大热温其中，而用甘草缓以留之。
四逆汤中用甘草，也有这样的意思。《伤寒汇要分析》指出：四逆汤用甘草，即寓“重剂缓投”之意，“其目的为使药力相继，缓缓振奋其阳气，而驱散阴寒，譬如春临大地，冰雪自然溶解。”
当然，甘草本身也有“补中气、通经脉、利血气”的作用，在四逆汤以及炙甘草汤中则兼取它这样的功效。
5
补益中气
甘草又有补益之功，补益用炙甘草则补力增强。《神农本草经》说它“长肌肉”、“倍力”、“坚筋骨”，李东垣说它“补脾胃、润肺”。
《金匮要略》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即上方加黄芪），治疗虚劳腹痛，腹中拘急，气血阴阳不足，即以炙甘草配芍药、桂枝、生姜、大枣、饴糖、黄芪，今人用以治疗虚寒性胃痛、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甚效。
又如仲景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炙甘草汤，也是取炙甘草、大枣、人参补中气而充血脉，配伍生地、麦冬、阿胶、麻仁滋补阴血，再用桂枝、生姜、清酒行血气、通经脉。今用治病毒性心肌炎、冠心病、风心病，而见心悸、短气、早搏，每收捷效。
又如甘草泻心汤适用于中虚、寒热错杂，证见乏力、干呕、胃部痞满、肠鸣、大便稀溏者，即用炙甘草、人参、大枣补胃之虚，黄芩、黄连之苦降与半夏、干姜之辛开以除痞。
再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之桂枝、茯苓同用，有通阳化饮之功，甘草、白术同用，则意在崇土制水，这也是甘草用于正邪兼顾，补泻兼施处方中的例子。
6
解百药毒
甘草“解毒”之说见于《神农本草经》，后世认为甘草所解之毒，一是“百药之毒”，如《千金要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
仲景治疗痹证、历节病，用附子、乌头者，必用甘草，如著名的太阳风湿三方(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白术附子汤)，以及桂枝芍药知母汤等方。
用甘草既以缓痛，又可以留恋乌附之性，使其缓和持久地发挥作用，也寓有解毒之意在内。二是用于中毒，如《金匮要略·杂疗方》即用甘草解食牛肉中毒。后世更广泛地用甘草来作解毒之用。
7
泻火利咽
生甘草有泻火之功，而“诸疮疡毒，皆属于心(火)”，故用于疮痈肿毒，咽喉肿痛，有利咽止痛之效。如半夏散及汤(半夏、桂枝、甘草)治疗“少阴病，咽中痛”，此外还有甘草汤及甘草配桔梗的桔梗汤。
后世治风热上攻所致之咽痛，多以桔梗汤为基础方。临床常用于急性咽喉炎、急性扁桃体炎。此外，甘草也用于治茎中痛，如后世方导赤散(生地、木通、淡竹叶、甘草)。
8
止咳祛痰
《本经》并没有甘草“止咳”、“祛痰”的记载，仲景治咳嗽方多用之，但随寒热不同配伍，如痰热咳嗽用甘草与麻黄、石膏、杏仁配伍(麻杏石甘汤)，寒饮咳嗽用甘草与茯苓、五味、干姜、细辛配伍(苓甘五味姜辛汤)，即并不用它作咳嗽专药。
后世始有意识地多用甘草治咳，今人更有甘草片、棕色合剂“中药西用”，用了几十年，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说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不可不察，单味药的作用不可能取代中医理法指导下产生的复方。
事实上，痰湿壅盛之咳嗽多痰，胸闷苔腻，用甘草反而不好。上海就有人用平陈汤(平胃散合二陈汤)，去甘草，效果不错。
从上述可知，仲景是最善用甘草的。而仲景处方中不用甘草者，却更耐人寻味。纵观仲景全书，凡是痰、食、气、虫、水、湿、瘀，急需攻逐而正气抗邪尚有力者，都不用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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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用意，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缓和峻烈
中医学治法虽多，总的来说，不外补、泻两个大类。虚实为察病之纲要，补泻为施治之大法。补者补虚，即所谓“虚者补之”；实者祛邪，即所谓“实者泻之”。实证当用泻法，即祛邪之法，药多猛峻。
一般地说，猛峻之药虽利于病，但正气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何在不妨碍祛邪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药物对正气的损害？仲景选取了甘草。
如伤寒太阳表实证，为风寒之邪束表，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咳嗽、脉浮紧，当用辛温解表，所以选用了麻黄、桂枝，以解散在表之风寒，佐之以杏仁，和之以甘草。
甘草在这里主要起缓和麻、桂峻烈之性的作用，虽非汗解不可，但要尽量做到“汗而毋伤”。
又如寒邪直中，即寒邪不经三阳(太阳、阳明、少阳)而直接侵入三阴(太阴、少阴、厥阴)，或伤寒之邪，在表不解，由于邪气重、体质弱、治疗又不当(如早用大剂清热药或泻下药)而传入三阴，证见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不止，脉沉微欲绝，这是少阴证的里阳衰微，急当回阳救逆，用四逆汤。
方用干姜、附子，大辛大热，以消阴寒，而挽欲亡之阳，但姜附之性，非常峻烈，所以和之以甘草，使之成为“有制之师”，尽量减少姜附辛热伤阴的副作用(真的伤阴就要加人参，即四逆加人参汤)。
再如白虎汤，主治阳明里热，证见身大热、口大渴、汗大出、脉洪大者，即用甘草、粳米来缓和大剂石膏、知母的寒凉，以顾护胃气。
当然，仲景有时也用与甘草药性相近之药大枣来代替甘草的，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葶苈之猛峻；十枣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甘遂、大戟、芫花之峻烈，但大多数处方还是用甘草作缓和之用。
2
协调诸药
甘草有调和百药的作用。当病情需要，一张处方中有寒、热两种不同药之时，就要用甘草来协调。
如桂枝汤治营卫失调，发热畏风，汗出脉缓，既要用桂枝、生姜激发卫阳，又要用芍药、大枣滋养营阴，再用炙甘草，桂枝得甘草辛甘化阳，芍药得甘草酸甘化阴，两组不同作用的药物，因此而协调起来了，营卫既调，阴阳自和，则其病可愈。
3
缓解急迫
虽然和上述缓和之“缓”同是一个“缓”字，但用意不同。前者是缓和峻猛药的药性，这里是缓解急迫的症状使之舒缓的意思。
例如芍药甘草汤，治疗汗后阴伤之“脚挛急”，不可屈伸，就是取芍药、甘草缓急止痛的协同作用。后人用此方治疗头痛、胃痛、呃逆、痢疾，也都是取其缓急之功。
《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则用甘草合大枣、小麦甘润缓急，治疗“脏躁”，证见悲伤欲哭，数欠伸(频打呵欠)、忧郁恍惚或烦躁不安者。
4
逗留药性
甘草之性缓和，所以有时用它来与干姜等药物配伍，逗留其药性，使之不至速下，而徐徐发生作用。
例如甘草干姜汤，药仅二味，治疗泛吐清冷水，寒证胃痛、腹痛、遗尿、小便数，病属中寒，即用干姜大辛大热温其中，而用甘草缓以留之。
四逆汤中用甘草，也有这样的意思。《伤寒汇要分析》指出：四逆汤用甘草，即寓“重剂缓投”之意，“其目的为使药力相继，缓缓振奋其阳气，而驱散阴寒，譬如春临大地，冰雪自然溶解。”
当然，甘草本身也有“补中气、通经脉、利血气”的作用，在四逆汤以及炙甘草汤中则兼取它这样的功效。
5
补益中气
甘草又有补益之功，补益用炙甘草则补力增强。《神农本草经》说它“长肌肉”、“倍力”、“坚筋骨”，李东垣说它“补脾胃、润肺”。
《金匮要略》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即上方加黄芪），治疗虚劳腹痛，腹中拘急，气血阴阳不足，即以炙甘草配芍药、桂枝、生姜、大枣、饴糖、黄芪，今人用以治疗虚寒性胃痛、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甚效。
又如仲景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炙甘草汤，也是取炙甘草、大枣、人参补中气而充血脉，配伍生地、麦冬、阿胶、麻仁滋补阴血，再用桂枝、生姜、清酒行血气、通经脉。今用治病毒性心肌炎、冠心病、风心病，而见心悸、短气、早搏，每收捷效。
又如甘草泻心汤适用于中虚、寒热错杂，证见乏力、干呕、胃部痞满、肠鸣、大便稀溏者，即用炙甘草、人参、大枣补胃之虚，黄芩、黄连之苦降与半夏、干姜之辛开以除痞。
再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之桂枝、茯苓同用，有通阳化饮之功，甘草、白术同用，则意在崇土制水，这也是甘草用于正邪兼顾，补泻兼施处方中的例子。
6
解百药毒
甘草“解毒”之说见于《神农本草经》，后世认为甘草所解之毒，一是“百药之毒”，如《千金要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
仲景治疗痹证、历节病，用附子、乌头者，必用甘草，如著名的太阳风湿三方(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白术附子汤)，以及桂枝芍药知母汤等方。
用甘草既以缓痛，又可以留恋乌附之性，使其缓和持久地发挥作用，也寓有解毒之意在内。二是用于中毒，如《金匮要略·杂疗方》即用甘草解食牛肉中毒。后世更广泛地用甘草来作解毒之用。
7
泻火利咽
生甘草有泻火之功，而“诸疮疡毒，皆属于心(火)”，故用于疮痈肿毒，咽喉肿痛，有利咽止痛之效。如半夏散及汤(半夏、桂枝、甘草)治疗“少阴病，咽中痛”，此外还有甘草汤及甘草配桔梗的桔梗汤。
后世治风热上攻所致之咽痛，多以桔梗汤为基础方。临床常用于急性咽喉炎、急性扁桃体炎。此外，甘草也用于治茎中痛，如后世方导赤散(生地、木通、淡竹叶、甘草)。
8
止咳祛痰
《本经》并没有甘草“止咳”、“祛痰”的记载，仲景治咳嗽方多用之，但随寒热不同配伍，如痰热咳嗽用甘草与麻黄、石膏、杏仁配伍(麻杏石甘汤)，寒饮咳嗽用甘草与茯苓、五味、干姜、细辛配伍(苓甘五味姜辛汤)，即并不用它作咳嗽专药。
后世始有意识地多用甘草治咳，今人更有甘草片、棕色合剂“中药西用”，用了几十年，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说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不可不察，单味药的作用不可能取代中医理法指导下产生的复方。
事实上，痰湿壅盛之咳嗽多痰，胸闷苔腻，用甘草反而不好。上海就有人用平陈汤(平胃散合二陈汤)，去甘草，效果不错。
从上述可知，仲景是最善用甘草的。而仲景处方中不用甘草者，却更耐人寻味。纵观仲景全书，凡是痰、食、气、虫、水、湿、瘀，急需攻逐而正气抗邪尚有力者，都不用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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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老子经典名言，句句道尽人生真谛！#道学百科#
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译文：最高的善德，像水一样。水乃万物之源，可它却利养万物而于世无争，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它安处于众人不喜欢的卑下之地，所以接近于道。
感悟：老子用水来比喻有高尚品行的人，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人争。人的至柔至刚全在一念之间，生活中刚柔并济方显英雄本色。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通向胜利的彼岸。具有“强者”的资本而保持“弱者”的姿态，这是岁月积淀的人生智慧。
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译文：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那是由于有丑陋的存在。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
感悟：天下事物，在表观上总是分为真、善、美和假、恶、丑两个对立的方面。自古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看到得东西不同，所有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凡事都有两面，有的人行善的善果，有的人行善不一定就得到善果。行善不能总挂在心理面你做了多少善事，多么多么的伟大，这样的善是虚伪的也是无有功德的，一切随缘。
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译文：合抱的粗木，是从细如针毫时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一筐土一筐土筑起来的；千里的行程，是一步又一步迈出来的。
感悟：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做事情也应是从头做起，逐步进行。再艰难的事情，只要持续不懈的行动，必能有所成。万事起于忽微，量变才能引起质变。
四、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道德经》第十三章
译文：“宠”来了，就很高兴；“宠”走了，就很失落；“辱”来了，就很伤心；“辱”走了，就如释重负。一颗心随着外界的毁誉飘来荡去，再不能有片刻的安宁清净。喜怒无常，悲欢不定，就象生了大病一样。
感悟：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注重自己的成败得失了。我们的心里装满了很多我们以为应该非常在乎的东西：钱财、名誉、地位、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对这些外在的东西执着的越多，我们的心就越不能自由。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有”这个层次上，说到头都是“镜花水月”、“电光石火”、“梦幻泡影”一类的东西，是不值得我们过分重视的。
五、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译文：我有三宝，我一直都在持守着它。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节俭，一个是不出人头地。
感悟：这里所列出的三“宝”其实是接近“道”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种“宝”，叫慈爱。慈爱就是对宇宙里所有的众生无差别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感情，能产生出宇宙里最伟大的动力，甘愿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的不二法门。
第二种“宝”，叫克制。克制就是在明白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前提下，坚决不去做那些违反“道”的、不能做的事情。
第三种“宝”，叫“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就是自觉、自愿地去“处下”、“处后”，为了造就最后共同的大利。
六、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六章
译文：罪过没有比行私纵欲更为严重的，祸患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为严重的，灾难没有比贪欲必得更为惨痛的。所以说懂的知足知止而心无贪求，才能经常适可而满足。
感悟：人生在世，贵在懂得知足常乐。拥有一颗豁达开朗平淡的心，在缤纷多变、物欲横流的生活中，拒绝各种诱惑，心境变得恬适，生活自然就愉悦了。
七、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译文：人们做事往往在快要成功时失败了，如果能始终如一、持之以恒、慎终如始，事情就不会失败了。成语“功败垂成”就出自这里。
感悟：人们从事事业，经常在即将成功时却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能遵循自然规律，心存轻忽。如果做事情都能有始有终，坚持不懈，那就不会失败了。
八、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五章
译文：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似有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辩才，好似不善言辞一样。
感悟：事物达到最高的境界，其表现形式将归于自然。
九、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译文：愈是让人喜爱的东西，想获得它就必须付出很多；珍贵的东西收藏得越多，在失去的时候也会让人感到愈难过。因此人要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如此方可长久。
感悟：愈是让人喜爱的东西，想获得它就必须付出很多；珍贵的东西收藏得越多，在失去的时候也会感到愈难过。所以，知足的人比较不会受到屈辱， 凡事适可而止的人比较不会招致危险， 生活得更长久。 https://t.cn/Evk4evd
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译文：最高的善德，像水一样。水乃万物之源，可它却利养万物而于世无争，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它安处于众人不喜欢的卑下之地，所以接近于道。
感悟：老子用水来比喻有高尚品行的人，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人争。人的至柔至刚全在一念之间，生活中刚柔并济方显英雄本色。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通向胜利的彼岸。具有“强者”的资本而保持“弱者”的姿态，这是岁月积淀的人生智慧。
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译文：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那是由于有丑陋的存在。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
感悟：天下事物，在表观上总是分为真、善、美和假、恶、丑两个对立的方面。自古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看到得东西不同，所有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凡事都有两面，有的人行善的善果，有的人行善不一定就得到善果。行善不能总挂在心理面你做了多少善事，多么多么的伟大，这样的善是虚伪的也是无有功德的，一切随缘。
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译文：合抱的粗木，是从细如针毫时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一筐土一筐土筑起来的；千里的行程，是一步又一步迈出来的。
感悟：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做事情也应是从头做起，逐步进行。再艰难的事情，只要持续不懈的行动，必能有所成。万事起于忽微，量变才能引起质变。
四、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道德经》第十三章
译文：“宠”来了，就很高兴；“宠”走了，就很失落；“辱”来了，就很伤心；“辱”走了，就如释重负。一颗心随着外界的毁誉飘来荡去，再不能有片刻的安宁清净。喜怒无常，悲欢不定，就象生了大病一样。
感悟：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注重自己的成败得失了。我们的心里装满了很多我们以为应该非常在乎的东西：钱财、名誉、地位、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对这些外在的东西执着的越多，我们的心就越不能自由。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有”这个层次上，说到头都是“镜花水月”、“电光石火”、“梦幻泡影”一类的东西，是不值得我们过分重视的。
五、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译文：我有三宝，我一直都在持守着它。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节俭，一个是不出人头地。
感悟：这里所列出的三“宝”其实是接近“道”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种“宝”，叫慈爱。慈爱就是对宇宙里所有的众生无差别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感情，能产生出宇宙里最伟大的动力，甘愿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的不二法门。
第二种“宝”，叫克制。克制就是在明白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前提下，坚决不去做那些违反“道”的、不能做的事情。
第三种“宝”，叫“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就是自觉、自愿地去“处下”、“处后”，为了造就最后共同的大利。
六、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六章
译文：罪过没有比行私纵欲更为严重的，祸患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为严重的，灾难没有比贪欲必得更为惨痛的。所以说懂的知足知止而心无贪求，才能经常适可而满足。
感悟：人生在世，贵在懂得知足常乐。拥有一颗豁达开朗平淡的心，在缤纷多变、物欲横流的生活中，拒绝各种诱惑，心境变得恬适，生活自然就愉悦了。
七、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译文：人们做事往往在快要成功时失败了，如果能始终如一、持之以恒、慎终如始，事情就不会失败了。成语“功败垂成”就出自这里。
感悟：人们从事事业，经常在即将成功时却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能遵循自然规律，心存轻忽。如果做事情都能有始有终，坚持不懈，那就不会失败了。
八、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五章
译文：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似有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辩才，好似不善言辞一样。
感悟：事物达到最高的境界，其表现形式将归于自然。
九、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译文：愈是让人喜爱的东西，想获得它就必须付出很多；珍贵的东西收藏得越多，在失去的时候也会让人感到愈难过。因此人要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如此方可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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