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钱颖一：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
一、新比较经济学
我研究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很多人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确实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约束。但倘若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还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想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在其他国家或者是正在经历或者是曾经经历。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过多年，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由美国实业家利兰·斯坦福夫妇成立于1891年。斯坦福本人曾经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同时还经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斯坦福赚了不少钱，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其间也相当腐败。他从联邦政府拿到了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补贴，但这些钱没有用于铁路工程，基本上进了自己的公司。他把债务放进一家公司，把盈利放进另一家公司，并且让放债务的那家公司破产。这样的事在当今美国可能不多，但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能也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所谓的“进步运动”，对垄断的限制等。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并不特殊。
第二，中国的经济现在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因此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与其他国家相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
比较经济学有旧比较经济学与新比较经济学之分。旧比较经济学是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因为现在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了，新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研究的是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比较。
以下试举10个例子来具体理解新比较经济学。
第一，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经济学家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了研究，经验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开放政策可以使一国经济增长提高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意味着每35年翻一番。
第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济效率较低。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平均而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效率比较低。当然，这并不排除可能有很好的国有企业，比如空客与波音的竞争非常激烈。
第三，新生的私营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我们往往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大公司、几百强企业上，因为它们引人瞩目，也容易获得数据。但是经验证据表明，新生的小企业、小的私营企业才是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们也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抑或秘鲁、印度，正是这些小的新生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大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
第四，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二战”以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它们认为这样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很多证据表明这种制度是难以为继的。例如，北欧国家发现，福利制度刚开始实行的几年很好，但是它对激励的影响以及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是难以承受的。
第五，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一些有力的证据来自于，电信、航空、电力行业在过去几十年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管制，至少放松了管制。
第六，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在很多国家，连私营企业都不能随便解雇工人，比如印度的《劳资争议法》规定，凡是雇工50人以上的企业，解雇工人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经济学家对印度各邦进行了详尽的经验研究，发现实行这一法律的地区，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第七，政府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快。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包括金融学家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把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量化，如信息披露到什么程度，多少股东可以召开董事会，有多大的权利，信息披露的形式到底是邮寄还是通知等，从中获得不少发现。政府的监管，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是不一样的，它对金融、资本融资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对股权的分散程度也有很大影响。转轨国家也一样，波兰和捷克监管不力，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就非常低。
第八，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不能繁荣。一些国家，比如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战争或种族冲突状态，或者像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政府功能失调使黑社会猖獗，都直接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九，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跨国回归分析发现，法治和产权保护对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第十，土地所有权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经常讲分配与效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难找，因为这两者经常是同时决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为什么北美（加拿大和美国）的发展比南美快得多？有意思的是，南美事实上资源比北美更丰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南美的土地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这极大地阻碍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阻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
二、如何造就好的市场经济
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视野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
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government）；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government） 或 “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government），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把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
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
那么怎样实现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谈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样一个市场和政府。
三、经济学家论说法治
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产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界定、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
这一学术上的演进过程恰与我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进程非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讨论经济问题时，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认为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后。到了80年代末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从那时开始诺斯（DouglassNorth）、科斯（RonaldCoase）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的认识又深化了，从产权扩展到整个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我们的认识则已经深入到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环境了。
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问题。
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在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对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的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四、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当住房由过去的公房变为私房，人们就对物业公司有需求，又进一步对保护房产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老百姓买了上市公司的股票，就会对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有需求，希望对媒体曝光公司恶劣行为的权利提供法律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不断扩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对法治和对政府约束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有了建设法制所需的经费，因为供给也会增加。
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促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
第二种推动法制建设的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加入WTO后，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WTO的规则就是法治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整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部压力不仅对小国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同样重要。虽然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在国际事务中回旋余地较大，但是违反规则带来的损失也大。所以外部压力是推动法治建设的一种力量。
第三种推动法制建设的力量来自知识，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学者和媒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两者是互动的。媒体传递信息，但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因此，学者和媒体共同推动知识的发展。
虽然利益是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说，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20余年。而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带来了随后40多年的经济繁荣。现在，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重要经济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类似的，法治也是一个想法，与之相连的关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又比如说，人们通常会以为法治约束自己（包括政府）总是对自己不利的。其实不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会告诉人们，这种约束从长远来看对经济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离不开知识。
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https://t.cn/A6x6I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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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比较经济学
我研究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很多人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确实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约束。但倘若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还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想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在其他国家或者是正在经历或者是曾经经历。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过多年，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由美国实业家利兰·斯坦福夫妇成立于1891年。斯坦福本人曾经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同时还经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斯坦福赚了不少钱，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其间也相当腐败。他从联邦政府拿到了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补贴，但这些钱没有用于铁路工程，基本上进了自己的公司。他把债务放进一家公司，把盈利放进另一家公司，并且让放债务的那家公司破产。这样的事在当今美国可能不多，但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能也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所谓的“进步运动”，对垄断的限制等。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并不特殊。
第二，中国的经济现在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因此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与其他国家相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
比较经济学有旧比较经济学与新比较经济学之分。旧比较经济学是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因为现在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了，新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研究的是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比较。
以下试举10个例子来具体理解新比较经济学。
第一，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经济学家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了研究，经验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开放政策可以使一国经济增长提高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意味着每35年翻一番。
第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济效率较低。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平均而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效率比较低。当然，这并不排除可能有很好的国有企业，比如空客与波音的竞争非常激烈。
第三，新生的私营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我们往往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大公司、几百强企业上，因为它们引人瞩目，也容易获得数据。但是经验证据表明，新生的小企业、小的私营企业才是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们也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抑或秘鲁、印度，正是这些小的新生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大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
第四，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二战”以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它们认为这样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很多证据表明这种制度是难以为继的。例如，北欧国家发现，福利制度刚开始实行的几年很好，但是它对激励的影响以及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是难以承受的。
第五，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一些有力的证据来自于，电信、航空、电力行业在过去几十年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管制，至少放松了管制。
第六，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在很多国家，连私营企业都不能随便解雇工人，比如印度的《劳资争议法》规定，凡是雇工50人以上的企业，解雇工人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经济学家对印度各邦进行了详尽的经验研究，发现实行这一法律的地区，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第七，政府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快。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包括金融学家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把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量化，如信息披露到什么程度，多少股东可以召开董事会，有多大的权利，信息披露的形式到底是邮寄还是通知等，从中获得不少发现。政府的监管，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是不一样的，它对金融、资本融资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对股权的分散程度也有很大影响。转轨国家也一样，波兰和捷克监管不力，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就非常低。
第八，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不能繁荣。一些国家，比如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战争或种族冲突状态，或者像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政府功能失调使黑社会猖獗，都直接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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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土地所有权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经常讲分配与效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难找，因为这两者经常是同时决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为什么北美（加拿大和美国）的发展比南美快得多？有意思的是，南美事实上资源比北美更丰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南美的土地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这极大地阻碍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阻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
二、如何造就好的市场经济
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视野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
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government）；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government） 或 “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government），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把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
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
那么怎样实现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谈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样一个市场和政府。
三、经济学家论说法治
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产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界定、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
这一学术上的演进过程恰与我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进程非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讨论经济问题时，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认为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后。到了80年代末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从那时开始诺斯（DouglassNorth）、科斯（RonaldCoase）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的认识又深化了，从产权扩展到整个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我们的认识则已经深入到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环境了。
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问题。
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在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对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的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四、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当住房由过去的公房变为私房，人们就对物业公司有需求，又进一步对保护房产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老百姓买了上市公司的股票，就会对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有需求，希望对媒体曝光公司恶劣行为的权利提供法律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不断扩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对法治和对政府约束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有了建设法制所需的经费，因为供给也会增加。
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促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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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保姆”走俏西府大地
日前，第一场雪后的陕西宝鸡，天气终于放晴。早早卖完了猕猴桃的李保定，脸上也是阳光遍洒：“今年我家的9亩徐香、海沃德，经你伺候才算是抱上‘金娃娃’。由于果园是复垦低凹地，每年黄化严重，果子品质差，产量低下。加入维军水肥一体化后，通过技术服务指导，测土配肥，制订个性化施肥方案，逐年黄化减少，树体健壮，品质提高。”说着伸出手在大家眼前一晃神秘道：“这几年，亩均产量8000一9000斤，价钱好得很！”
忙着维修施肥车的张维军，放下手中活笑着说：“老李,我们合作社既然代管你的果园,就要对你负责。托管户中卖价3块5的农户稀松平常，我有信心让你明年的产量翻跟头给上长。”
这是记者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金渠镇金渠村采访时,听到眉县猕乡缘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大当家”张维军和金渠村一组果农李保定的对话。猕乡缘是一家专业从事猕猴桃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的专业机构，拥有西北唯一一家金象云检测中心。他们首创液体施肥车滴灌模式，为农民提供猕猴桃全程营养解决方案和一站式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
把技术带到田间，把服务落到实处
张维军脑瓜子活、爱折腾，在眉县金渠镇可是出了名的。“承包土地栽辣椒，跟着蜂农学养蜂，啥能赚钱就干啥。2005年前后，猕猴桃成为这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当看到年轻人进城务工，留守老人接受新事物缓慢，生产观念落后，猕猴桃品质不稳等问题日益凸显。我就有了把‘没人干、不会干、不愿干’的猕猴桃果园从果农手中接管过来的想法，收取一点的费用，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增加乡亲收入，为年轻人寻找一条产业振兴的路子。”
图片1
说干就干，张维军从眉县“乡土专家”中选拔46名猕猴桃管理科技人才，用16年时间，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进行300多次实验，积累和丰富了猕猴桃管理作务的宝贵经验。从2017年开始，陆续投资1200多万元购买改装液体施肥车、技术服务车，轻卡配送车等61台。组成4个专业团队，在全省首家推出新型水肥一体化惠农工程。为果农提供土壤检测、植保、修剪等水肥一体化的单环节、多环节和全程生产托管服务。
张维军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服务体系，类似于‘植物医院’。我们由专业团队滴灌精准施肥，专人指导一园一方案，直观的是节省了劳动力，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本，标准化管理可复制。可以说好处多多，打造了农业服务新模式。”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签订托管协议后，果农就是甩手掌柜，我们就是‘金牌店小二’和‘五星级服务员’的角色。从冬剪到施肥浇地、植保园艺、果园技术均由我们专业团队搞定。”张维军信心十足：“一律实行一园一方案，建立档案，跟踪服务。”
眉县首善镇王家庄一组果农高小兵，为作务好两亩半徐香果园大伤脑筋，能人请遍了，法子想完了，树体没有多大起色。“治不好，死不了，务的桃子也卖不上价。钱没少花，力没少出，一年到头盆扣不住瓮。”高小兵坦言，“由于生长管理技术贫乏，一度想把树挖掉，不再费神了。”
张维军得知高小兵要毁园子的事，便和技术团队到他的果园对树体进行诊断，测土取样，现场开具治病“处方”。“使用维军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后，果个大、色泽好、果型美、产量高，收购价3.5/斤，一下子赚了过去3年的钱。”高小兵高兴得合不拢嘴。
眉县齐镇西凉阁村八组果农车卫国，是位装修工人，由于平时工作忙，做务猕猴桃果树，有时不能按时施肥，果园管理上技术不成熟，果树枝条细弱，产量低。加入了维军水肥一体化托管和技术指导服务后，解决了农户施肥问题，也能按时技术指导服务。这两年树体健壮，产量增加，也卖了好价钱。
……
高小兵、车卫国这样的受益果农不胜枚举。记者从档案中获悉，眉县37个行政村的2200户果农、6720亩果园，都认定了张维军这个猕猴桃“保姆”。
从“三指一掏”到“二指一点”，再到“一签二分”搞定农活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让果农种出好猕猴桃，卖上好价钱，过上好日子，吸引更多新农人返乡创业，施展抱负。”张维军成竹在胸地说，目前，他们已经托管眉县和毗邻县3340户果农、1.2万多亩果园。其中，亩均增产20%，节约资金600元，助力果农年增收1450万元。
对此，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张旭锋表示，陕西作为最早开展农业生产托管的省份，在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通过多层次搭建政策支持体系、多举措推进生产托管项目、多元化培育服务主体，多模式积极推进，全省托管服务面积4570万亩次，培育各类服务组织2.6万个，服务小农户等222.7万个，覆盖玉米、小麦、油菜、水稻、苹果、猕猴桃、中药材托管等，涌现出许多典型案例。
“生产托管是‘保姆’，合作社为你当‘长工’，农民在城里当‘地主’。全程托管，使小农户粮食生产由‘三指一掏’（对农机手一指这是我家的地收割，二指这是我家把粮拉回去，三指这是我老婆，老婆把钱给农机手一掏）的产品性生产，变为‘二指一点’（一指这是我家的地收割，二指这是我家的粮，粮食收购商付钱老婆一点够不够）的商品性生产，到现在的‘一签二分’（和农户把‘保底分红’托管合同协议一签，收割前给农户预分一半保底收益，年底前把粮食销售或加工增值后扣除费用分配另一半保底收益和决分二次分红剩余受益）的产业性生产，让农民‘一份地获三份利（土地保底、务工工资、二次返利）’。”张旭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金句频出，令人直呼“上头”。
“目前，各地也在积极尝试果园托管、茶园托管、中药材托管以及畜禽代养托管等，非常有必要逐步改变农业生产支持方式，把扶持项目的补实物、购设备转变为补生产服务，让小农户种粮、务果、种菜只出力不掏钱，让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服务主体，在为小农户开展生产托管等全程社会化、规模化服务中，实现规模经营，做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减少农机空耗、减少收运贮损失，逐步实现对小农户生产经营的全覆盖。”他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托管，是农户自种、土地流转之后的又一种生产经营方式，较为适合“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
编后语：真正做到“用户至上，服务至上”，一切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归依，这种有担当的企业家是这个奋斗时代里最燃的发光体。眉县猕乡缘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在农服上的极致赤心，将成为它“照亮自己的光”。中国农服的未来，或将由猕乡缘这样的一众合作社撑起，也蕴含着中国农业的“将来时态”。
猕乡缘猕猴桃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的模式虽已初现棱角，但依旧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的更多的目光聚焦和助力。
日前，第一场雪后的陕西宝鸡，天气终于放晴。早早卖完了猕猴桃的李保定，脸上也是阳光遍洒：“今年我家的9亩徐香、海沃德，经你伺候才算是抱上‘金娃娃’。由于果园是复垦低凹地，每年黄化严重，果子品质差，产量低下。加入维军水肥一体化后，通过技术服务指导，测土配肥，制订个性化施肥方案，逐年黄化减少，树体健壮，品质提高。”说着伸出手在大家眼前一晃神秘道：“这几年，亩均产量8000一9000斤，价钱好得很！”
忙着维修施肥车的张维军，放下手中活笑着说：“老李,我们合作社既然代管你的果园,就要对你负责。托管户中卖价3块5的农户稀松平常，我有信心让你明年的产量翻跟头给上长。”
这是记者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金渠镇金渠村采访时,听到眉县猕乡缘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大当家”张维军和金渠村一组果农李保定的对话。猕乡缘是一家专业从事猕猴桃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的专业机构，拥有西北唯一一家金象云检测中心。他们首创液体施肥车滴灌模式，为农民提供猕猴桃全程营养解决方案和一站式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
把技术带到田间，把服务落到实处
张维军脑瓜子活、爱折腾，在眉县金渠镇可是出了名的。“承包土地栽辣椒，跟着蜂农学养蜂，啥能赚钱就干啥。2005年前后，猕猴桃成为这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当看到年轻人进城务工，留守老人接受新事物缓慢，生产观念落后，猕猴桃品质不稳等问题日益凸显。我就有了把‘没人干、不会干、不愿干’的猕猴桃果园从果农手中接管过来的想法，收取一点的费用，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增加乡亲收入，为年轻人寻找一条产业振兴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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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张维军从眉县“乡土专家”中选拔46名猕猴桃管理科技人才，用16年时间，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进行300多次实验，积累和丰富了猕猴桃管理作务的宝贵经验。从2017年开始，陆续投资1200多万元购买改装液体施肥车、技术服务车，轻卡配送车等61台。组成4个专业团队，在全省首家推出新型水肥一体化惠农工程。为果农提供土壤检测、植保、修剪等水肥一体化的单环节、多环节和全程生产托管服务。
张维军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服务体系，类似于‘植物医院’。我们由专业团队滴灌精准施肥，专人指导一园一方案，直观的是节省了劳动力，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本，标准化管理可复制。可以说好处多多，打造了农业服务新模式。”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签订托管协议后，果农就是甩手掌柜，我们就是‘金牌店小二’和‘五星级服务员’的角色。从冬剪到施肥浇地、植保园艺、果园技术均由我们专业团队搞定。”张维军信心十足：“一律实行一园一方案，建立档案，跟踪服务。”
眉县首善镇王家庄一组果农高小兵，为作务好两亩半徐香果园大伤脑筋，能人请遍了，法子想完了，树体没有多大起色。“治不好，死不了，务的桃子也卖不上价。钱没少花，力没少出，一年到头盆扣不住瓮。”高小兵坦言，“由于生长管理技术贫乏，一度想把树挖掉，不再费神了。”
张维军得知高小兵要毁园子的事，便和技术团队到他的果园对树体进行诊断，测土取样，现场开具治病“处方”。“使用维军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后，果个大、色泽好、果型美、产量高，收购价3.5/斤，一下子赚了过去3年的钱。”高小兵高兴得合不拢嘴。
眉县齐镇西凉阁村八组果农车卫国，是位装修工人，由于平时工作忙，做务猕猴桃果树，有时不能按时施肥，果园管理上技术不成熟，果树枝条细弱，产量低。加入了维军水肥一体化托管和技术指导服务后，解决了农户施肥问题，也能按时技术指导服务。这两年树体健壮，产量增加，也卖了好价钱。
……
高小兵、车卫国这样的受益果农不胜枚举。记者从档案中获悉，眉县37个行政村的2200户果农、6720亩果园，都认定了张维军这个猕猴桃“保姆”。
从“三指一掏”到“二指一点”，再到“一签二分”搞定农活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让果农种出好猕猴桃，卖上好价钱，过上好日子，吸引更多新农人返乡创业，施展抱负。”张维军成竹在胸地说，目前，他们已经托管眉县和毗邻县3340户果农、1.2万多亩果园。其中，亩均增产20%，节约资金600元，助力果农年增收1450万元。
对此，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张旭锋表示，陕西作为最早开展农业生产托管的省份，在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通过多层次搭建政策支持体系、多举措推进生产托管项目、多元化培育服务主体，多模式积极推进，全省托管服务面积4570万亩次，培育各类服务组织2.6万个，服务小农户等222.7万个，覆盖玉米、小麦、油菜、水稻、苹果、猕猴桃、中药材托管等，涌现出许多典型案例。
“生产托管是‘保姆’，合作社为你当‘长工’，农民在城里当‘地主’。全程托管，使小农户粮食生产由‘三指一掏’（对农机手一指这是我家的地收割，二指这是我家把粮拉回去，三指这是我老婆，老婆把钱给农机手一掏）的产品性生产，变为‘二指一点’（一指这是我家的地收割，二指这是我家的粮，粮食收购商付钱老婆一点够不够）的商品性生产，到现在的‘一签二分’（和农户把‘保底分红’托管合同协议一签，收割前给农户预分一半保底收益，年底前把粮食销售或加工增值后扣除费用分配另一半保底收益和决分二次分红剩余受益）的产业性生产，让农民‘一份地获三份利（土地保底、务工工资、二次返利）’。”张旭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金句频出，令人直呼“上头”。
“目前，各地也在积极尝试果园托管、茶园托管、中药材托管以及畜禽代养托管等，非常有必要逐步改变农业生产支持方式，把扶持项目的补实物、购设备转变为补生产服务，让小农户种粮、务果、种菜只出力不掏钱，让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服务主体，在为小农户开展生产托管等全程社会化、规模化服务中，实现规模经营，做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减少农机空耗、减少收运贮损失，逐步实现对小农户生产经营的全覆盖。”他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托管，是农户自种、土地流转之后的又一种生产经营方式，较为适合“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
编后语：真正做到“用户至上，服务至上”，一切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归依，这种有担当的企业家是这个奋斗时代里最燃的发光体。眉县猕乡缘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在农服上的极致赤心，将成为它“照亮自己的光”。中国农服的未来，或将由猕乡缘这样的一众合作社撑起，也蕴含着中国农业的“将来时态”。
猕乡缘猕猴桃水肥一体化托管服务的模式虽已初现棱角，但依旧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的更多的目光聚焦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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