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在《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一文中，针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 著入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提出质疑:
“《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出版就看到了，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当时很喜欢他的文字， 倒不是因为他的文学见解而是因为其中杂揉了大量掌故，又收入许多清末民初传诵一时的文章诗词的缘故。即使如此，也有几个问题当时就奇怪，到现在还是弄不懂的:第一，他心目 中的现代文学，以王闿运开头，可又对此毫无解释，只有开宗明义第一句:‘方民国之肇造 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一部大书就用这样一句很够‘古文笔法’韵 味的话开头，实在令人无法索解。第二，他分新文学为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类。而以 章士钊自称其文为逻辑文之故，把章士钊推为逻辑文之创始人。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想弄清楚 什么叫逻辑文，因为看章士钊的文章实在看不出有多少特别讲究逻辑的地方。他也毫无解释， 只说了一句‘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这个道理几十年无法使 我信服。第三，他在‘白话文’中独推胡适为主帅，而翼之以鲁迅与徐志摩。其实，一部三 十万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涉及胡适、鲁迅、徐志摩兼及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蒋光 赤等白话文作家的不过七人，文长总共不过五六百字，而对鲁迅的评断则是‘树人颓废不适 于斗争’，‘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他还居然提到左翼作家联盟，而竟不知 鲁迅是左联的领袖。他年纪小于鲁迅七岁，而持论怪异如此，真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不久后就看到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提到《大晩报》上有人向他介绍钱基博的‘鲁 迅论’为‘独具只眼’。鲁迅也只好表示自己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 的。’”
李先生还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趣”，“但是看得多了，觉得钱氏本非历史学家， 其所说清末民初的掌故，很可能与他的鲁迅论差不多，是为他的古文笔法服务的，不过我也 不是专家，不能一一指证而已。”——应该说，李先生此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 献疑是很坦率的，也道出了区区当初草草浏览钱著时心中的疑惑(尤其是李先生提到的论中 国现代文学的那段)，不过，李先生对王闿运古文章法“无法索解”应源于他没有细读此书。 其实，钱著对王闿运的文章是有过具体论述的:“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 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体组比功夫，隐而不现，浮枝 既削，古艳自生。”另，对于李先生谓钱著“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一语之 “怪异”判词，亦当稍作辨析。从表面看，鲁迅与徐志摩均为躬逢新文学运动之盛的先锋健 将，身体力行之际锐气十足，均以白话文之启蒙思想向“旧文学”阵营开炮，何来“右倾” 一说?但钱氏在他们“右倾”姿态前加一“新文艺”之范畴，则有深意:乃是着眼于他们整 体显得激进的表象中某些不为人注意的“右倾”(实为保守的同义词)姿态。此当为卓见。 事实上，鲁迅推崇《史记》，肯定墨家、法家、兵家，表面上反儒但实际上又继承，编校整 理古籍碑帖，心仪魏晋反抗风骨，引其为精神支援，处处证明其“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只是 其批判性继承的策略之实施。而徐志摩一身潇洒的西装下掩盖的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儒家 的中庸契合着其对西洋绅士文化趣味的选择，“横移”西方自由分行形式的背后，“纵承”的 还是传统古典的精神，追求传统的意境与格律，讲究音节的匀称与押韵，而且还同情“早年 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徐志摩:《守 旧与“玩”旧》)，以至于当时以保守著称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竟将之引为同道，谓其 以新瓶装旧酒与自己旧瓶装新酒殊途同归:“顾念徐君之作新诗，盖取法英国浪漫诗人，而 予常拟以新材料(感情思想事实典故)入旧格律，其所取与徐君实同。虽彼此途径有殊，体 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吴宓:《论诗之创作》) ——由此可见，时人谓钱氏的“鲁迅之论”(包括徐志摩)“独具只眼”，正因其洞察到了他 们表面激进的姿态下类似的“倾向传统”之“右倾”(保守)立场。而李慎之先生于此不察， 视为“怪异”之论，实为不明其里的“一叶障目”。（转）
“《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出版就看到了，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当时很喜欢他的文字， 倒不是因为他的文学见解而是因为其中杂揉了大量掌故，又收入许多清末民初传诵一时的文章诗词的缘故。即使如此，也有几个问题当时就奇怪，到现在还是弄不懂的:第一，他心目 中的现代文学，以王闿运开头，可又对此毫无解释，只有开宗明义第一句:‘方民国之肇造 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一部大书就用这样一句很够‘古文笔法’韵 味的话开头，实在令人无法索解。第二，他分新文学为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类。而以 章士钊自称其文为逻辑文之故，把章士钊推为逻辑文之创始人。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想弄清楚 什么叫逻辑文，因为看章士钊的文章实在看不出有多少特别讲究逻辑的地方。他也毫无解释， 只说了一句‘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这个道理几十年无法使 我信服。第三，他在‘白话文’中独推胡适为主帅，而翼之以鲁迅与徐志摩。其实，一部三 十万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涉及胡适、鲁迅、徐志摩兼及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蒋光 赤等白话文作家的不过七人，文长总共不过五六百字，而对鲁迅的评断则是‘树人颓废不适 于斗争’，‘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他还居然提到左翼作家联盟，而竟不知 鲁迅是左联的领袖。他年纪小于鲁迅七岁，而持论怪异如此，真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不久后就看到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提到《大晩报》上有人向他介绍钱基博的‘鲁 迅论’为‘独具只眼’。鲁迅也只好表示自己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 的。’”
李先生还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趣”，“但是看得多了，觉得钱氏本非历史学家， 其所说清末民初的掌故，很可能与他的鲁迅论差不多，是为他的古文笔法服务的，不过我也 不是专家，不能一一指证而已。”——应该说，李先生此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 献疑是很坦率的，也道出了区区当初草草浏览钱著时心中的疑惑(尤其是李先生提到的论中 国现代文学的那段)，不过，李先生对王闿运古文章法“无法索解”应源于他没有细读此书。 其实，钱著对王闿运的文章是有过具体论述的:“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 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体组比功夫，隐而不现，浮枝 既削，古艳自生。”另，对于李先生谓钱著“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一语之 “怪异”判词，亦当稍作辨析。从表面看，鲁迅与徐志摩均为躬逢新文学运动之盛的先锋健 将，身体力行之际锐气十足，均以白话文之启蒙思想向“旧文学”阵营开炮，何来“右倾” 一说?但钱氏在他们“右倾”姿态前加一“新文艺”之范畴，则有深意:乃是着眼于他们整 体显得激进的表象中某些不为人注意的“右倾”(实为保守的同义词)姿态。此当为卓见。 事实上，鲁迅推崇《史记》，肯定墨家、法家、兵家，表面上反儒但实际上又继承，编校整 理古籍碑帖，心仪魏晋反抗风骨，引其为精神支援，处处证明其“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只是 其批判性继承的策略之实施。而徐志摩一身潇洒的西装下掩盖的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儒家 的中庸契合着其对西洋绅士文化趣味的选择，“横移”西方自由分行形式的背后，“纵承”的 还是传统古典的精神，追求传统的意境与格律，讲究音节的匀称与押韵，而且还同情“早年 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徐志摩:《守 旧与“玩”旧》)，以至于当时以保守著称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竟将之引为同道，谓其 以新瓶装旧酒与自己旧瓶装新酒殊途同归:“顾念徐君之作新诗，盖取法英国浪漫诗人，而 予常拟以新材料(感情思想事实典故)入旧格律，其所取与徐君实同。虽彼此途径有殊，体 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吴宓:《论诗之创作》) ——由此可见，时人谓钱氏的“鲁迅之论”(包括徐志摩)“独具只眼”，正因其洞察到了他 们表面激进的姿态下类似的“倾向传统”之“右倾”(保守)立场。而李慎之先生于此不察， 视为“怪异”之论，实为不明其里的“一叶障目”。（转）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三联美食# 桃似乎一直都深得文人骚客的偏爱，《诗经》里有唯美浪漫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陶渊明笔下有“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四大名著里的几大名场面，也都跟桃子也有不解之缘，譬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蟠桃会，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虽典故中都涉及桃子，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桃子的类别，实在是太丰富了。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桃，当属黄桃。作为一个东北孩子，从小儿就跟黄桃打交道，但凡是发烧感冒，家长要是问起想吃点儿啥，准保说要吃黄桃罐头，满满一大罐子，汤汤水水，甜口为主，间或有点儿酸味，用勺蒯着吃，连带喝汤，吃完了，感觉病也就好了一半。
到了冬天，还能与黄桃打照面，冻得梆硬的黄桃垒在室外的车斗里，裹着冰霜，散着丰收的意味。这是为数不多的北国越冬水果，回家用凉水缓一缓，冰碴裂开口，黄桃“破壳而出”，入口微凉，吃起来酸甜皆具，在室内温度极高的东北，简直是消热利器。黄桃赏味期短，易腐坏，且身娇体嫩，受不得运输途中的磕碰，所以常常以罐头和冷冻的方式出现，尽管这样，它也有着不少忠实拥趸。
与黄桃一样柔弱的，是水蜜桃。一颗上乘的水蜜桃，是卖相与口感兼得的。外观上，它颜色鲜丽，通身粉白，外皮遍布着细密茸毛。口味上，它讲求的是沁甜与爆汁感的结合，这是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值得拿捏的美食尺度。刚熟透的蜜桃硬而甜，但汁水不够充裕，熟透的则软而多汁，想追求脆实口感，又失了几分意趣。
所以能找到一枚介于二者之间的蜜桃，是件幸事。那种感觉，无需言语赘述，入口便知一二，果肉软但不烂，在唇舌间缠绵，一种软溶质的绵密细致在口腔内尽情释放，令人陶醉。汁水也不甘示弱，也想着锋芒毕露，自从咬下第一口，它就源源不断地从蜜桃体内汨汨而出，征服唇舌。就好似桃子是个泉眼，而汁水是沁人脾胃的甘泉似的，接续不断的清甜，但不教人腻烦，吮一口汁，吃一口肉，二者相融的一瞬间，口中生光辉，心内绽芳菲。
凭心说，好吃的水蜜桃，都在南方。不过北方也有宝地，像河北深州，就能长出品质较高的蜜桃，但其余各地的蜜桃都差了点意味，它们就像个偏科的学生，总有短板之处。而南方，江苏的阳山、浙江的慈溪都是名声在外的水蜜桃产地，再过一段儿，等桃子大规模上市时，如果听到这几处的桃，无需犹豫，品味就是了。
油桃，是桃中的硬汉，也是桃子茸毛过敏的人的夏日福音。之所以它能拥有健朗的皮肉，是因为它对环境的敏感度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抗旱属性强，所以只有“饿其筋骨，劳其体肤”才能对抗育植上的恶劣。不过，过惯了苦日子，冷不丁让它到南方，还真就承接不了充足的雨水，雨一浇灌，它保不齐就“苦其心志”了，丧失掉桃子应有的甜美。所以在它身上，也难以逃遁出“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规律。
这也就决定了，好吃的油桃，得在北方寻摸。由于油桃的适应性实在太强了，所以想说个绝佳产地，还是很难的，说哪儿都有失公允的，说哪儿都藏匿私心，既然如此，那不就不如随缘吃桃，吃好了夸两句，吃得不大畅意，随口埋怨几句，也都是合情合理。那什么油桃好吃呢？不管它是红心还是黄心，答案都难离两字，脆和甜。
如果这桃脆生生的，咬起来发出嘎嘣声响，那它就符合了第一标准。当咀嚼肌还在不依不饶地和果肉缠斗之时，甜味开始蔓延，起初是一丝丝，到后来，充盈整个口腔，这时，吃油桃的乐趣就生发了。手中攥着光溜溜的油桃，一口接一口，心里的甜美和爽意也就这么累积起来了。
另外一种桃，自从出世，就带着些许神话的意味，每每吃它的时候，就好像必须得有烟雾缭绕和锦衣玉食的陪衬，才得体似的。它是王母娘娘的钟爱——蟠桃。蟠桃，从形貌上看，就像桃中的叛逆者，它像个压缩过的毛桃，扁扁的一只，中间还有个凹陷的小窝窝，比起浑圆的同类，它能一眼被人认出，让人留下深刻的初印象。
蟠桃的优质产地，在新疆。这并不出乎意料，毕竟知道点儿地理知识的，都能张口就来：新疆昼夜温差大，对于水果的好处就是，能够得到足够的糖分积累，所以甜是这儿水果的共性。蟠桃也不例外。但在享用甜美之前，还需历经一番波折，那就是处理蟠桃的茸毛。蟠桃的茸毛威力可不小，粘在身上，能痒痒好长时间。
不过，真正会吃蟠桃的朋友讲，选蟠桃就毛多的，毛多，证明长得好，光多还不行，还得挺立，这样才新鲜。遴选出的蟠桃用活水冲洗，冲洗完毕，方显真容。之后，轻启果皮，吸咬上去，顿觉其肉质细腻，汁液丰美，那简直是人间版的琼浆玉液。入了口，肉化成渣，汁润了喉，二者携带的甜味都浓郁，都霸道地占领味蕾，而味蕾也心甘情愿，钦享每口负载的日光、风霜、莺歌和花香。
空口吃桃，享受其本真滋味，这是吃桃的政治正确，不过作为甜味的输出者，桃子少不了入馔的命运。水蜜桃是饮品和甜点的天选之子，一来，其颜值高，吸引宾客，二来，它芳香甜美，是天然的甜美制造者，蜜桃派、蜜桃果茶等等，哪样都少不了它的踪迹。
黄桃，除了罐头和冷冻，还有个东北味十足的归属，即是黄桃锅包肉。在这里，锅包肉的调味依仗的就是黄桃，黄桃适时地呈奉酸甜口味，助力食客开胃，另一方面，它又逼出果酸，将焦溜的肉片软化，中和后的肉片吃起来饶有新式滋味。油桃也不甘落单，与山药同做，甜软香糯，作为前菜的冷餐，有创意，又好吃。蟠桃么，不着急入馔，先处理完它身上的毛毛再说。
桃的价值不止于果肉的甜美，它浑身上下都找到出用途。譬如树干上析出的桃胶，它与奶是知心伴侣，二者同炖，简直天作之合。就和着奶香，嚼几颗弹牙的桃胶，既有口舌之快，还有营养的摄取，一石二鸟，两全其美。桃子孕育最初阶段所盛开的桃花，更是酿酒的良剂。制备齐全的桃花酒，酒色粉嫩，不艳，不妖，自有一种温婉的气质存于其中，让人垂涎不绝。一杯下肚，更是芳甜润口，清冽醇香，淡淡的果香袭入腔内，酒香在舌尖萦绕不绝，回味时是冰糖的甘香，甜得适度，也不喧宾夺主。一杯一杯下去，说是微醺，其实早就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翘首以待了许久，应季的桃终于要上市了，想问下爱这口的人：吃桃么？甜甜的那种。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桃，当属黄桃。作为一个东北孩子，从小儿就跟黄桃打交道，但凡是发烧感冒，家长要是问起想吃点儿啥，准保说要吃黄桃罐头，满满一大罐子，汤汤水水，甜口为主，间或有点儿酸味，用勺蒯着吃，连带喝汤，吃完了，感觉病也就好了一半。
到了冬天，还能与黄桃打照面，冻得梆硬的黄桃垒在室外的车斗里，裹着冰霜，散着丰收的意味。这是为数不多的北国越冬水果，回家用凉水缓一缓，冰碴裂开口，黄桃“破壳而出”，入口微凉，吃起来酸甜皆具，在室内温度极高的东北，简直是消热利器。黄桃赏味期短，易腐坏，且身娇体嫩，受不得运输途中的磕碰，所以常常以罐头和冷冻的方式出现，尽管这样，它也有着不少忠实拥趸。
与黄桃一样柔弱的，是水蜜桃。一颗上乘的水蜜桃，是卖相与口感兼得的。外观上，它颜色鲜丽，通身粉白，外皮遍布着细密茸毛。口味上，它讲求的是沁甜与爆汁感的结合，这是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值得拿捏的美食尺度。刚熟透的蜜桃硬而甜，但汁水不够充裕，熟透的则软而多汁，想追求脆实口感，又失了几分意趣。
所以能找到一枚介于二者之间的蜜桃，是件幸事。那种感觉，无需言语赘述，入口便知一二，果肉软但不烂，在唇舌间缠绵，一种软溶质的绵密细致在口腔内尽情释放，令人陶醉。汁水也不甘示弱，也想着锋芒毕露，自从咬下第一口，它就源源不断地从蜜桃体内汨汨而出，征服唇舌。就好似桃子是个泉眼，而汁水是沁人脾胃的甘泉似的，接续不断的清甜，但不教人腻烦，吮一口汁，吃一口肉，二者相融的一瞬间，口中生光辉，心内绽芳菲。
凭心说，好吃的水蜜桃，都在南方。不过北方也有宝地，像河北深州，就能长出品质较高的蜜桃，但其余各地的蜜桃都差了点意味，它们就像个偏科的学生，总有短板之处。而南方，江苏的阳山、浙江的慈溪都是名声在外的水蜜桃产地，再过一段儿，等桃子大规模上市时，如果听到这几处的桃，无需犹豫，品味就是了。
油桃，是桃中的硬汉，也是桃子茸毛过敏的人的夏日福音。之所以它能拥有健朗的皮肉，是因为它对环境的敏感度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抗旱属性强，所以只有“饿其筋骨，劳其体肤”才能对抗育植上的恶劣。不过，过惯了苦日子，冷不丁让它到南方，还真就承接不了充足的雨水，雨一浇灌，它保不齐就“苦其心志”了，丧失掉桃子应有的甜美。所以在它身上，也难以逃遁出“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规律。
这也就决定了，好吃的油桃，得在北方寻摸。由于油桃的适应性实在太强了，所以想说个绝佳产地，还是很难的，说哪儿都有失公允的，说哪儿都藏匿私心，既然如此，那不就不如随缘吃桃，吃好了夸两句，吃得不大畅意，随口埋怨几句，也都是合情合理。那什么油桃好吃呢？不管它是红心还是黄心，答案都难离两字，脆和甜。
如果这桃脆生生的，咬起来发出嘎嘣声响，那它就符合了第一标准。当咀嚼肌还在不依不饶地和果肉缠斗之时，甜味开始蔓延，起初是一丝丝，到后来，充盈整个口腔，这时，吃油桃的乐趣就生发了。手中攥着光溜溜的油桃，一口接一口，心里的甜美和爽意也就这么累积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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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桃的优质产地，在新疆。这并不出乎意料，毕竟知道点儿地理知识的，都能张口就来：新疆昼夜温差大，对于水果的好处就是，能够得到足够的糖分积累，所以甜是这儿水果的共性。蟠桃也不例外。但在享用甜美之前，还需历经一番波折，那就是处理蟠桃的茸毛。蟠桃的茸毛威力可不小，粘在身上，能痒痒好长时间。
不过，真正会吃蟠桃的朋友讲，选蟠桃就毛多的，毛多，证明长得好，光多还不行，还得挺立，这样才新鲜。遴选出的蟠桃用活水冲洗，冲洗完毕，方显真容。之后，轻启果皮，吸咬上去，顿觉其肉质细腻，汁液丰美，那简直是人间版的琼浆玉液。入了口，肉化成渣，汁润了喉，二者携带的甜味都浓郁，都霸道地占领味蕾，而味蕾也心甘情愿，钦享每口负载的日光、风霜、莺歌和花香。
空口吃桃，享受其本真滋味，这是吃桃的政治正确，不过作为甜味的输出者，桃子少不了入馔的命运。水蜜桃是饮品和甜点的天选之子，一来，其颜值高，吸引宾客，二来，它芳香甜美，是天然的甜美制造者，蜜桃派、蜜桃果茶等等，哪样都少不了它的踪迹。
黄桃，除了罐头和冷冻，还有个东北味十足的归属，即是黄桃锅包肉。在这里，锅包肉的调味依仗的就是黄桃，黄桃适时地呈奉酸甜口味，助力食客开胃，另一方面，它又逼出果酸，将焦溜的肉片软化，中和后的肉片吃起来饶有新式滋味。油桃也不甘落单，与山药同做，甜软香糯，作为前菜的冷餐，有创意，又好吃。蟠桃么，不着急入馔，先处理完它身上的毛毛再说。
桃的价值不止于果肉的甜美，它浑身上下都找到出用途。譬如树干上析出的桃胶，它与奶是知心伴侣，二者同炖，简直天作之合。就和着奶香，嚼几颗弹牙的桃胶，既有口舌之快，还有营养的摄取，一石二鸟，两全其美。桃子孕育最初阶段所盛开的桃花，更是酿酒的良剂。制备齐全的桃花酒，酒色粉嫩，不艳，不妖，自有一种温婉的气质存于其中，让人垂涎不绝。一杯下肚，更是芳甜润口，清冽醇香，淡淡的果香袭入腔内，酒香在舌尖萦绕不绝，回味时是冰糖的甘香，甜得适度，也不喧宾夺主。一杯一杯下去，说是微醺，其实早就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翘首以待了许久，应季的桃终于要上市了，想问下爱这口的人：吃桃么？甜甜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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