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一百周年# 【#忠诚·百年百人# 】“大校村官”崔晓满
从正师级的大校军官到村支书，从脱下军装到戴上草帽，他身份的转变带来了一个村的转变。多年来，他心系家乡、捐资建校、率民致富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他是共产党员、泽州县犁川镇崔河村人——崔晓满。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2002年3月，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原政治委员崔晓满退伍了。怀着对八十多岁老母亲虔诚的孝心，他与老伴回到了久别的崔河村。当崔晓满发现村办小学栖身在一个阴暗潮湿、透风漏雨的旧仓库时，他的心里涌起一阵酸楚。“孩子是崔河村的未来，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学校建起来。”
军人的性格说干就干。为了筹集28万元修建一所能容纳上百名孩子就读的两层教学楼，崔晓满带头捐出3万元，并动员亲朋好友、村民和外出务工人员捐款了20余万元。崔晓满捐资建校一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市、县两级政府又资助5万元。在崔晓满的带领下，全村群众义务献工4700多名，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在2002年8月1日建起了一座占地1400平方米、使用面积570平方米的二层开放式教学楼。如今，校舍已配备了钢琴、电脑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成为全镇第一所高标准寄宿制小学，吸引了周边12个村、300多名孩子前来就学。
“山穷水穷志气不穷，路通人通心灵相通”
2003年春节刚过，远在长春的崔晓满就被乡亲们“召唤”。原来，家乡正在实施“村村通”公路建设，各级政府都有补贴，乡亲们请他回去主持修路。崔晓满毫不犹豫，不顾身体的病痛又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回到老家，崔晓满一连召开了5个座谈会，并拿出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道路很快开工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修路开支，崔晓满不仅向亲戚借来了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还与村民们一起到数公里外的废弃炼铁厂运来免费的炉渣来替代沙子和碎石。全村男女老少起早搭黑干得热火朝天，累计开挖土石方5700立方米，回填土石方4800立方米，历时88个日日夜夜，终于把祖祖辈辈走的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结束了村民“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日子，而修路的花费竟比预算节约资金25.5万元。
在崔晓满的带领下，村民们还完成了一万多平方米的街巷硬化任务，把一条臭水沟改造成了清粼粼的人工湖，又建起卫生室、健身广场、农家书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乡亲们想啥咱想啥，乡亲们盼啥咱干啥”
一天，回到村里的崔晓满走访村民崔立祥，一进他家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崔立祥祖孙三代8口人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一所老房子里，地板上堆满了粮食，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崔立祥噙着眼泪说：“哪能凑上这么多钱呢？就连宅基地都批不下来啊！”崔晓满详细了解后得知，二十年来村里没盖过一间新房子，类似崔立祥家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全村竟多达20余户。
崔晓满请人用摄像机把全村所有困难户的房子一一录制下来后，便揣着录像带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请求批复宅基地。市、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核查后，一次性给崔河村批了21户宅基地。受崔晓满的精神感动，晋城市建筑设计院还免费为崔河村搞了设计。
2004年初夏，村民住宅小区正式动工兴建。崔晓满不顾炎炎烈日，头戴一顶旧草帽，脚上穿着乡亲们赠送的布鞋，一整天盯在工地上。脚累肿了，仍坚持在一线。2004年秋，首批可安排18户的两层小楼胜利竣工，每平方米造价仅382元，乡亲们喜笑颜开。
老骥伏枥志千里 八村一体奔小康
由于崔河村山多、水少；荒地多、耕地少；人口多、自然资源少，缺乏技能的村民收入来源仍是个未知数。崔晓满带着村两委成员下河南、上山东，为群众寻找致富门路。他先后在晋城和郑州两地为村民联系到80多个就业岗位，与陕西一家运输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劳务关系，10多名会开车的村民到那里上了班。
“现在我们村近600口人，就有380多人在外打工，外出打工人员遍布全国8个省、16个市，有的甚至远赴南美、非洲务工，月收入有时可达上万元。”说起崔河人敢闯敢干、自强不息的精神，村委主任崔建勤十分自豪。
产业留人，兴业致富。在崔晓满的鼓励和支持下，村支部委员、县人大代表崔花林，带头搞起了种桑养蚕示范户，通过技术指导、联系蚕种、开展销售，帮助群众走共同增收致富之路。2008年，她组织村里7户养蚕户组建了蚕桑养殖合作社，目前已发展桑田300多亩。在养蚕的同时，崔花林还种植了15亩药材、1亩板蓝根。
她高兴地说：“养蚕年收入3万元，种药材年收入1万元，再加上自家开的小超市，每年大约有5万块的收入呢！”
看到崔花林致了富，一些村民也扬己所长，纷纷组建起合作社。现在崔河村的合作社已发展到5家，种植、养殖业兴旺，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700多元增加到上万元。
为了充分发挥崔河村先进党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2014年泽州县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崔河党总支”，由崔晓满任党总支书记，以崔河村为中心，带动周围的七个村做产业、共致富，“八村联建”奔小康。
眼看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崔晓满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夏，他腰椎发现肿瘤；2012年，患上严重的糖尿病；2016年初，因胃癌施行手术、化疗8次，须发皆白，身体极度消瘦如麻杆。但崔晓满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路上从未辍耕过。他的事迹先后被央视等国家级新闻媒体报道，被民政部和总政治部授予“全军优秀离退休干部”；被吉林省委、省军区授予“一心为民模范共产党员”；被总政治部授予“全军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7月1日，崔晓满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并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
https://t.cn/A6MfZDqK
从正师级的大校军官到村支书，从脱下军装到戴上草帽，他身份的转变带来了一个村的转变。多年来，他心系家乡、捐资建校、率民致富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他是共产党员、泽州县犁川镇崔河村人——崔晓满。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2002年3月，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原政治委员崔晓满退伍了。怀着对八十多岁老母亲虔诚的孝心，他与老伴回到了久别的崔河村。当崔晓满发现村办小学栖身在一个阴暗潮湿、透风漏雨的旧仓库时，他的心里涌起一阵酸楚。“孩子是崔河村的未来，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学校建起来。”
军人的性格说干就干。为了筹集28万元修建一所能容纳上百名孩子就读的两层教学楼，崔晓满带头捐出3万元，并动员亲朋好友、村民和外出务工人员捐款了20余万元。崔晓满捐资建校一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市、县两级政府又资助5万元。在崔晓满的带领下，全村群众义务献工4700多名，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在2002年8月1日建起了一座占地1400平方米、使用面积570平方米的二层开放式教学楼。如今，校舍已配备了钢琴、电脑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成为全镇第一所高标准寄宿制小学，吸引了周边12个村、300多名孩子前来就学。
“山穷水穷志气不穷，路通人通心灵相通”
2003年春节刚过，远在长春的崔晓满就被乡亲们“召唤”。原来，家乡正在实施“村村通”公路建设，各级政府都有补贴，乡亲们请他回去主持修路。崔晓满毫不犹豫，不顾身体的病痛又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回到老家，崔晓满一连召开了5个座谈会，并拿出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道路很快开工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修路开支，崔晓满不仅向亲戚借来了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还与村民们一起到数公里外的废弃炼铁厂运来免费的炉渣来替代沙子和碎石。全村男女老少起早搭黑干得热火朝天，累计开挖土石方5700立方米，回填土石方4800立方米，历时88个日日夜夜，终于把祖祖辈辈走的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结束了村民“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日子，而修路的花费竟比预算节约资金25.5万元。
在崔晓满的带领下，村民们还完成了一万多平方米的街巷硬化任务，把一条臭水沟改造成了清粼粼的人工湖，又建起卫生室、健身广场、农家书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乡亲们想啥咱想啥，乡亲们盼啥咱干啥”
一天，回到村里的崔晓满走访村民崔立祥，一进他家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崔立祥祖孙三代8口人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一所老房子里，地板上堆满了粮食，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崔立祥噙着眼泪说：“哪能凑上这么多钱呢？就连宅基地都批不下来啊！”崔晓满详细了解后得知，二十年来村里没盖过一间新房子，类似崔立祥家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全村竟多达20余户。
崔晓满请人用摄像机把全村所有困难户的房子一一录制下来后，便揣着录像带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请求批复宅基地。市、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核查后，一次性给崔河村批了21户宅基地。受崔晓满的精神感动，晋城市建筑设计院还免费为崔河村搞了设计。
2004年初夏，村民住宅小区正式动工兴建。崔晓满不顾炎炎烈日，头戴一顶旧草帽，脚上穿着乡亲们赠送的布鞋，一整天盯在工地上。脚累肿了，仍坚持在一线。2004年秋，首批可安排18户的两层小楼胜利竣工，每平方米造价仅382元，乡亲们喜笑颜开。
老骥伏枥志千里 八村一体奔小康
由于崔河村山多、水少；荒地多、耕地少；人口多、自然资源少，缺乏技能的村民收入来源仍是个未知数。崔晓满带着村两委成员下河南、上山东，为群众寻找致富门路。他先后在晋城和郑州两地为村民联系到80多个就业岗位，与陕西一家运输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劳务关系，10多名会开车的村民到那里上了班。
“现在我们村近600口人，就有380多人在外打工，外出打工人员遍布全国8个省、16个市，有的甚至远赴南美、非洲务工，月收入有时可达上万元。”说起崔河人敢闯敢干、自强不息的精神，村委主任崔建勤十分自豪。
产业留人，兴业致富。在崔晓满的鼓励和支持下，村支部委员、县人大代表崔花林，带头搞起了种桑养蚕示范户，通过技术指导、联系蚕种、开展销售，帮助群众走共同增收致富之路。2008年，她组织村里7户养蚕户组建了蚕桑养殖合作社，目前已发展桑田300多亩。在养蚕的同时，崔花林还种植了15亩药材、1亩板蓝根。
她高兴地说：“养蚕年收入3万元，种药材年收入1万元，再加上自家开的小超市，每年大约有5万块的收入呢！”
看到崔花林致了富，一些村民也扬己所长，纷纷组建起合作社。现在崔河村的合作社已发展到5家，种植、养殖业兴旺，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700多元增加到上万元。
为了充分发挥崔河村先进党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2014年泽州县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崔河党总支”，由崔晓满任党总支书记，以崔河村为中心，带动周围的七个村做产业、共致富，“八村联建”奔小康。
眼看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崔晓满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夏，他腰椎发现肿瘤；2012年，患上严重的糖尿病；2016年初，因胃癌施行手术、化疗8次，须发皆白，身体极度消瘦如麻杆。但崔晓满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路上从未辍耕过。他的事迹先后被央视等国家级新闻媒体报道，被民政部和总政治部授予“全军优秀离退休干部”；被吉林省委、省军区授予“一心为民模范共产党员”；被总政治部授予“全军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7月1日，崔晓满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并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
https://t.cn/A6MfZDqK
【声音】胡适：打破浪漫病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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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声音】胡适：打破浪漫病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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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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