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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会百人讲百年】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审时度势 服务开放型经济发展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山西对外经贸工作蓬勃发展，促进了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十三五’期间，山西积极搭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对外贸易稳步回升，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多项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会长王丽告诉记者，据统计，2020年全省外贸进出口达到1505.8亿元，同比增长4%，高于全国增速2.1个百分点。2021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额同比增长81.6%，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开展国内外商贸流通、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统计理论研究，为提高全省商务系统统计工作水平和发展商务事业服务。特别是近年来，学会围绕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山西商务事业展开中心工作，为加快构建山西对外经贸统计体系提供坚实智力支撑，为全省商务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传信息抓培训
植根全省商务系统
据官方资料显示，“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未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统计学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其应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有学者认为，“统计学是通过差异描述规律，透过现实走向理性，走出混沌，走向秩序的学科。”古代《管子》一书，提出计数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由此可见，统计在现代化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6年来，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为多方位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学会把及时向全省商务系统各级领导和各企业提供全国商务综合信息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学会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对外经贸统计》国家级信息平台资源，让省内各级领导和各企业及时了解国家各项商务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及时跟进国内外市场变化、发展趋势。
据了解，《对外经贸统计》发布的信息主要有：国务院颁发的重要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商务部领导和有关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各项政策措施、重要讲话；商务部和中央各部委制定的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采取的宏观调控举措、国内外经济专家和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评论和建议、高新技术知识和重大要闻等。
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秘书长崔静娥介绍，学会为充分运用这一国家信息资源，收到信息后及时胶印，传递下发省商务厅各领导、各有关处室各市商务局领导和联络员、有关商务企业和学会各常务理事等。近年来，汇编消息100余期，提供各类信息2000余条。
如何提高山西对外经贸统计人员素质、扩大统计人员的知识面、更好地做扎实统计工作？“学会多年来把举办统计人员培训班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来抓。”崔静娥告诉记者，学会在统计培训工作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进行培训，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外经贸统计学会举办的培训会议；另一方面根据全省实际需要组织本省统计人员培训。
记者了解到，学会组织培训班围绕为各级领导和主管业务部门提供信息和高质量的统计分析报告。培训内容有统计分析理论方法、典型调查与一般调查相结合的分析报告、外贸依存度、拉动度的计算与分析、国际国内商务服务贸易统计基本知识及我国服务贸易统计现状、国际收支统计、国际金融等方面基本知识。
据统计，2013年到2019年参加全国统计培训会议共10余次，派出统计培训人员计30余人次。组织全省培训会议共5次，参加培训人员100余人次。
出版学术并举
彰显统计学影响力
为使全省各级商务部门、各类商务企业及时掌握信息，学会每年均组织专人对统计资料进行收集和统计数据核实、加工整理、编写汇总，最终形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书籍出版发行。
近年来，由过去单一的对外经贸变为包含内外贸的全省商务统计信息完整汇编。汇编资料内容包括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经合作、经济开发区建设等项目。截至目前，共印刷出版历史资料1500余册。
此外，为便于了解全国商务事业发展全局，2006年以来又增加了全国各省商务信息主要资料、构成比重和中部六省商务统计主要数据及相互间的比较资料。出版资料除供给省商务领导和有关处室外，其余大部分都发往各市商务局、各类商务企业，同时还发给国家商务部、太原海关、省统计局等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学会工作水平，学会充分利用全国商务统计专业性综合刊物《对外经贸统计》杂志平台资源，在组稿和撰稿工作方面下大功夫，以此来推进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孜孜不倦，《对外经贸统计》杂志聘请前任会长张继棠为编委会委员，带动了学会参与办刊等工作，并确定专人负责、定期召开会议，学会的学术能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近年来，学会多次参加国家商务部综合司、计财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联合组织的全国性对外经贸、商务系统学术论文评选活动。其中，向《对外经贸统计》杂志编辑部投稿80余篇，发表论文30余篇。经全国评审委员会评审，获得一等奖2篇、纪念奖1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6篇，优秀奖8篇；引入国家《跨世纪经济论文集》1篇；学会连续6次被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书籍的出版为商务部门制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指导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文章的发表，不仅提高了山西商务统计人员的统计分析和写作能力，而且扩大了山西在全国商务系统的影响。”王丽表示。
科普大众化
提升统计工作水准
设置宣传台、悬挂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统计宣传资料，耐心讲解统计相关政策，解答过往群众关心的统计常识问题……2021年5月30日，在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学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山西省科技馆展厅举行统计科普活动，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统计部门工作职能以及统计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995年成立以来，学会一直与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学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该会历次换届大会、年会、专题研讨会、学术交流会、论文评选活动、“外贸500强俱乐部”活动等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2011年，学会前任会长张继棠当选为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学会副会长，2019年，学会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理事单位。
“联系广大统计工作者，组织统计科研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统计知识，是我们学会应尽的社会义务。”每年在“中国统计开放日”“全国科普周”“科技工作日”之际，学会都会举行科普统计宣传活动，将统计职能、统计职责、统计法律法规等宣传推向公众。王丽表示，这样不仅能检验学会服务水平、业务能力，而且会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统计法治意识，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一带一路”（祁县）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合作区是全国首个以“一带一路”命名的国家级中小企业中外合作区。今年以来，学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对该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实行统计走访制度等，多措并举强化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力度，对企业提出的各类填报问题给予详细解答。
责任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当前，山西开放平台发展质量节节提升，太原航空口岸高水平开放、大同和运城航空口岸正式开放。王丽表示，下一步，学会将继续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不断加强对外经贸统计科研工作，为统计事业科学发展和山西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奉献应有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山西对外经贸工作蓬勃发展，促进了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十三五’期间，山西积极搭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对外贸易稳步回升，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多项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会长王丽告诉记者，据统计，2020年全省外贸进出口达到1505.8亿元，同比增长4%，高于全国增速2.1个百分点。2021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额同比增长81.6%，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开展国内外商贸流通、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统计理论研究，为提高全省商务系统统计工作水平和发展商务事业服务。特别是近年来，学会围绕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山西商务事业展开中心工作，为加快构建山西对外经贸统计体系提供坚实智力支撑，为全省商务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传信息抓培训
植根全省商务系统
据官方资料显示，“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未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统计学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其应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有学者认为，“统计学是通过差异描述规律，透过现实走向理性，走出混沌，走向秩序的学科。”古代《管子》一书，提出计数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由此可见，统计在现代化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6年来，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为多方位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学会把及时向全省商务系统各级领导和各企业提供全国商务综合信息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学会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对外经贸统计》国家级信息平台资源，让省内各级领导和各企业及时了解国家各项商务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及时跟进国内外市场变化、发展趋势。
据了解，《对外经贸统计》发布的信息主要有：国务院颁发的重要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商务部领导和有关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各项政策措施、重要讲话；商务部和中央各部委制定的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采取的宏观调控举措、国内外经济专家和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评论和建议、高新技术知识和重大要闻等。
山西省对外经贸统计学会秘书长崔静娥介绍，学会为充分运用这一国家信息资源，收到信息后及时胶印，传递下发省商务厅各领导、各有关处室各市商务局领导和联络员、有关商务企业和学会各常务理事等。近年来，汇编消息100余期，提供各类信息2000余条。
如何提高山西对外经贸统计人员素质、扩大统计人员的知识面、更好地做扎实统计工作？“学会多年来把举办统计人员培训班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来抓。”崔静娥告诉记者，学会在统计培训工作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进行培训，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外经贸统计学会举办的培训会议；另一方面根据全省实际需要组织本省统计人员培训。
记者了解到，学会组织培训班围绕为各级领导和主管业务部门提供信息和高质量的统计分析报告。培训内容有统计分析理论方法、典型调查与一般调查相结合的分析报告、外贸依存度、拉动度的计算与分析、国际国内商务服务贸易统计基本知识及我国服务贸易统计现状、国际收支统计、国际金融等方面基本知识。
据统计，2013年到2019年参加全国统计培训会议共10余次，派出统计培训人员计30余人次。组织全省培训会议共5次，参加培训人员100余人次。
出版学术并举
彰显统计学影响力
为使全省各级商务部门、各类商务企业及时掌握信息，学会每年均组织专人对统计资料进行收集和统计数据核实、加工整理、编写汇总，最终形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书籍出版发行。
近年来，由过去单一的对外经贸变为包含内外贸的全省商务统计信息完整汇编。汇编资料内容包括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经合作、经济开发区建设等项目。截至目前，共印刷出版历史资料1500余册。
此外，为便于了解全国商务事业发展全局，2006年以来又增加了全国各省商务信息主要资料、构成比重和中部六省商务统计主要数据及相互间的比较资料。出版资料除供给省商务领导和有关处室外，其余大部分都发往各市商务局、各类商务企业，同时还发给国家商务部、太原海关、省统计局等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学会工作水平，学会充分利用全国商务统计专业性综合刊物《对外经贸统计》杂志平台资源，在组稿和撰稿工作方面下大功夫，以此来推进交流统计工作经验。孜孜不倦，《对外经贸统计》杂志聘请前任会长张继棠为编委会委员，带动了学会参与办刊等工作，并确定专人负责、定期召开会议，学会的学术能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近年来，学会多次参加国家商务部综合司、计财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联合组织的全国性对外经贸、商务系统学术论文评选活动。其中，向《对外经贸统计》杂志编辑部投稿80余篇，发表论文30余篇。经全国评审委员会评审，获得一等奖2篇、纪念奖1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6篇，优秀奖8篇；引入国家《跨世纪经济论文集》1篇；学会连续6次被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书籍的出版为商务部门制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指导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文章的发表，不仅提高了山西商务统计人员的统计分析和写作能力，而且扩大了山西在全国商务系统的影响。”王丽表示。
科普大众化
提升统计工作水准
设置宣传台、悬挂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统计宣传资料，耐心讲解统计相关政策，解答过往群众关心的统计常识问题……2021年5月30日，在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学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山西省科技馆展厅举行统计科普活动，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统计部门工作职能以及统计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995年成立以来，学会一直与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学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该会历次换届大会、年会、专题研讨会、学术交流会、论文评选活动、“外贸500强俱乐部”活动等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2011年，学会前任会长张继棠当选为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学会副会长，2019年，学会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理事单位。
“联系广大统计工作者，组织统计科研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统计知识，是我们学会应尽的社会义务。”每年在“中国统计开放日”“全国科普周”“科技工作日”之际，学会都会举行科普统计宣传活动，将统计职能、统计职责、统计法律法规等宣传推向公众。王丽表示，这样不仅能检验学会服务水平、业务能力，而且会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统计法治意识，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一带一路”（祁县）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合作区是全国首个以“一带一路”命名的国家级中小企业中外合作区。今年以来，学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对该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实行统计走访制度等，多措并举强化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力度，对企业提出的各类填报问题给予详细解答。
责任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当前，山西开放平台发展质量节节提升，太原航空口岸高水平开放、大同和运城航空口岸正式开放。王丽表示，下一步，学会将继续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不断加强对外经贸统计科研工作，为统计事业科学发展和山西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奉献应有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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