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快凌晨的时候，“书店”来了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德国女人，问能否在这里过夜。肖恩后来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如何进来的……大家完全不知道她是谁，但我在店里给她安排了一张床，说欢迎她留宿。”
德国女人之后又造访了一次。我喜欢这个小插曲，还有肖恩为其他徒步者、背包客、一时间无处落脚之人敞开大门、腾出沙发和床铺的桥段。不仅因为它们表明了肖恩根本不是他自诩的那个“讨厌人类”的怪老板，它们是威格敦小镇之所以能吸引八方来客，甚至成为其中一些人精神故乡的魅力所在：既有强烈的社区感，同时对外部世界保持豁达和包容。
威格敦地方志上有一个小小的注脚，1712年以前，镇上的文法学校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镇议会颁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所有拥有马匹的居民从附近森林带一批木材回来帮助建造校舍。
众人取材，学校遂成。它也是威格敦郡最古老的一所小学。
今天的威格敦被称为苏格兰的“书城”，有人甚至觉得它已经可以跟举办海伊文学节（“思想界的伍德斯托克”）的海伊小镇摆在一起说说了。但与海伊不同的是，威格顿获得书城的地位并非水到渠成，而是当地人为了复兴一座已经萧条败落、不足1000人口的小镇，协力建构出来的。后来他们真的成功了，就像两百多年前他们建起那座学校。
威格敦地处盖洛威地区的偏远海岸，在萧索、散落着绵羊和盐沼的旷野中间一座遭人遗忘的小镇，“即便对于苏格兰游客来说，步行或者自驾进入盖勒韦都有一丝冒险的意味，因为苏格兰再没有哪个地方这么远离人们常走的道路”。19世纪的威格敦被形容为苏格兰最奇特的市镇，房屋建得千奇百怪不成章法，几乎没有两座一样的。当地经济支柱是一家乳品厂和一家威士忌酒厂，有一条铁路支线打这儿经过，后来铁路停运，直接导致了小镇的衰落。
1988年，18岁的肖恩回乡小住，第一次看到“书店”的时候，正值威格敦深陷经济低谷。《书店日记》说，一年后乳品厂倒闭，“143个人随之丢了工作；创立于1817年的酒厂也在1993年关门了”。
“书城”名片带动威格敦繁荣起来之后，书店在此麇集，书商安家落户，曾经钉了木板的窗户重见天日，后面是逐渐兴旺的一家家小商号，威士忌酒厂也恢复了生产。威格顿图书节在1999年首次举办，今天已发展成苏格兰第二大图书节。
肖恩和“书店”的人气，部分原因是他那种乖戾的魅力，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荒诞，总是精确瞄准，一击即中，随后利落抽身，又回去搬他的书，打理他的屋子和花园。虽然肖恩认为他已经变成厌恶人类逃避社交的坏脾气小老板，而且都是拜书商这一职业所赐，但他描述的威格敦社区分明人来人往，跟书店密切互动，在《书店日记》续篇《书店四季》里面，我们会遇见更多这片土地上的好邻居/讨厌鬼。
在他笔下有为人善良得不可思议，始终握着刷卡机询问你信用卡密码（以便礼貌地为您输入）的加油站老板；有坚信必须在盖勒韦住满二十五年，才能算是在此“安家落户”的剪毛匠，少一年都不行；肖恩的建材物料在门口堆了大半年，那堆垃圾终于从人行道上消失的时候，隔壁邻居前来恭喜，同时为这条街感到遗憾，因为那堆东西已经长出青草，是很好的街面装饰；卡勒姆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巨型南瓜，把这份天赐收获送给肖恩，店员妮基就在南瓜上画一副眼镜再戴上假发，说跟老板像爆了；古灵精怪的意大利女孩伊曼纽埃拉来书店打工，她在其他地方格格不入的怪癖，反而让她很好地融入了威格敦的生活，从肉贩到在慈善商店上班的退休妇女都认识她，她对这座镇子的体验则是“每个人都好好啊”……肖恩好像把自己活成了一部情境喜剧，全威格敦都是他随意调度的卡司，但谁又不想在这样一个小镇安居乐业呢。
《四季》这一年的肖恩在看店、找书、实时吐槽顾客、调侃邻居之余，似乎也更频繁地出门休假，提醒我这家店就开在绝美的苏格兰风景的入口，他和朋友们去蜿蜒的河边露营、垂钓，看野鸭飞过盐沼。就像《波特兰先驱报》有篇评论说的，他在这部续作中“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地方感，足以俘获飘忽不定的心灵，让人在他的炉火旁安顿下来”。
摘一段二月：
“哪怕对于一年中的这个时间来说，今天也算是冷清的，不过当我看到——都已经打烊半小时了——夜色渐浓的天空中依然透着些许白昼的光亮，我又一次感到未来充满希望。随着二月一天天过去，我们体验了走出黑暗深渊的振奋与欢欣，经历十二月悲苦而颓丧的绝望也几乎是值得的了。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同我妹露露聊天，她当时一直在旅行，便跟我谈起了她在厄瓜多尔还是秘鲁，也可能是智利北部度过的时光。我问她，她在那边过得开不开心，她的回答跟我的预期完全相反，她说那边靠近赤道，所以夏天里最难受的是白昼太短。她想念苏格兰夏天漫长的傍晚，六月里，晚上10点钟太阳才落山，不像在那些国家，一年大部分时候傍晚6点就没太阳了。我让她别忘了，在苏格兰的十二月，太阳是下午四点落山的，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坚信——对她而言——为了换来夏日无尽的傍晚时光，这番辛苦是值得的。”
德国女人之后又造访了一次。我喜欢这个小插曲，还有肖恩为其他徒步者、背包客、一时间无处落脚之人敞开大门、腾出沙发和床铺的桥段。不仅因为它们表明了肖恩根本不是他自诩的那个“讨厌人类”的怪老板，它们是威格敦小镇之所以能吸引八方来客，甚至成为其中一些人精神故乡的魅力所在：既有强烈的社区感，同时对外部世界保持豁达和包容。
威格敦地方志上有一个小小的注脚，1712年以前，镇上的文法学校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镇议会颁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所有拥有马匹的居民从附近森林带一批木材回来帮助建造校舍。
众人取材，学校遂成。它也是威格敦郡最古老的一所小学。
今天的威格敦被称为苏格兰的“书城”，有人甚至觉得它已经可以跟举办海伊文学节（“思想界的伍德斯托克”）的海伊小镇摆在一起说说了。但与海伊不同的是，威格顿获得书城的地位并非水到渠成，而是当地人为了复兴一座已经萧条败落、不足1000人口的小镇，协力建构出来的。后来他们真的成功了，就像两百多年前他们建起那座学校。
威格敦地处盖洛威地区的偏远海岸，在萧索、散落着绵羊和盐沼的旷野中间一座遭人遗忘的小镇，“即便对于苏格兰游客来说，步行或者自驾进入盖勒韦都有一丝冒险的意味，因为苏格兰再没有哪个地方这么远离人们常走的道路”。19世纪的威格敦被形容为苏格兰最奇特的市镇，房屋建得千奇百怪不成章法，几乎没有两座一样的。当地经济支柱是一家乳品厂和一家威士忌酒厂，有一条铁路支线打这儿经过，后来铁路停运，直接导致了小镇的衰落。
1988年，18岁的肖恩回乡小住，第一次看到“书店”的时候，正值威格敦深陷经济低谷。《书店日记》说，一年后乳品厂倒闭，“143个人随之丢了工作；创立于1817年的酒厂也在1993年关门了”。
“书城”名片带动威格敦繁荣起来之后，书店在此麇集，书商安家落户，曾经钉了木板的窗户重见天日，后面是逐渐兴旺的一家家小商号，威士忌酒厂也恢复了生产。威格顿图书节在1999年首次举办，今天已发展成苏格兰第二大图书节。
肖恩和“书店”的人气，部分原因是他那种乖戾的魅力，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荒诞，总是精确瞄准，一击即中，随后利落抽身，又回去搬他的书，打理他的屋子和花园。虽然肖恩认为他已经变成厌恶人类逃避社交的坏脾气小老板，而且都是拜书商这一职业所赐，但他描述的威格敦社区分明人来人往，跟书店密切互动，在《书店日记》续篇《书店四季》里面，我们会遇见更多这片土地上的好邻居/讨厌鬼。
在他笔下有为人善良得不可思议，始终握着刷卡机询问你信用卡密码（以便礼貌地为您输入）的加油站老板；有坚信必须在盖勒韦住满二十五年，才能算是在此“安家落户”的剪毛匠，少一年都不行；肖恩的建材物料在门口堆了大半年，那堆垃圾终于从人行道上消失的时候，隔壁邻居前来恭喜，同时为这条街感到遗憾，因为那堆东西已经长出青草，是很好的街面装饰；卡勒姆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巨型南瓜，把这份天赐收获送给肖恩，店员妮基就在南瓜上画一副眼镜再戴上假发，说跟老板像爆了；古灵精怪的意大利女孩伊曼纽埃拉来书店打工，她在其他地方格格不入的怪癖，反而让她很好地融入了威格敦的生活，从肉贩到在慈善商店上班的退休妇女都认识她，她对这座镇子的体验则是“每个人都好好啊”……肖恩好像把自己活成了一部情境喜剧，全威格敦都是他随意调度的卡司，但谁又不想在这样一个小镇安居乐业呢。
《四季》这一年的肖恩在看店、找书、实时吐槽顾客、调侃邻居之余，似乎也更频繁地出门休假，提醒我这家店就开在绝美的苏格兰风景的入口，他和朋友们去蜿蜒的河边露营、垂钓，看野鸭飞过盐沼。就像《波特兰先驱报》有篇评论说的，他在这部续作中“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地方感，足以俘获飘忽不定的心灵，让人在他的炉火旁安顿下来”。
摘一段二月：
“哪怕对于一年中的这个时间来说，今天也算是冷清的，不过当我看到——都已经打烊半小时了——夜色渐浓的天空中依然透着些许白昼的光亮，我又一次感到未来充满希望。随着二月一天天过去，我们体验了走出黑暗深渊的振奋与欢欣，经历十二月悲苦而颓丧的绝望也几乎是值得的了。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同我妹露露聊天，她当时一直在旅行，便跟我谈起了她在厄瓜多尔还是秘鲁，也可能是智利北部度过的时光。我问她，她在那边过得开不开心，她的回答跟我的预期完全相反，她说那边靠近赤道，所以夏天里最难受的是白昼太短。她想念苏格兰夏天漫长的傍晚，六月里，晚上10点钟太阳才落山，不像在那些国家，一年大部分时候傍晚6点就没太阳了。我让她别忘了，在苏格兰的十二月，太阳是下午四点落山的，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坚信——对她而言——为了换来夏日无尽的傍晚时光，这番辛苦是值得的。”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曾经，我很佩服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更佩服过孟子的“四十不动心”。如今，我开始解放自己。你孔子、孟子的年龄阶段跟我有什么关系？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生命的节律不一样。凭什么我必须“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呢？而且时代不一样，“天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知识领域是春秋战国时代没法比的。“学”的东西不一样，接触到的现象不一样。毛姆认为：“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觉得七十岁生日意义最为重大。”（《青年到此为止》）同样，这也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也不必当真。总之，凡是讲生命的节点之类的，都只可参考而不必一律执行。当然，在社会招聘工作中，年龄的节点确实重要，比如35岁就是一道门槛，很多单位招人卡得死死的。这自然值得重视，但是，谁又能说它就是生命的节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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