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抄读第1022天
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鬥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粮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代表的是战国朝合纵、暮连横的游谈辩士传统的回光返照。而汉道的拱顶石——天命皇权观念，就是要终结这种之重势力，而无视道义责任的反覆变乱根子。
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鬥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粮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代表的是战国朝合纵、暮连横的游谈辩士传统的回光返照。而汉道的拱顶石——天命皇权观念，就是要终结这种之重势力，而无视道义责任的反覆变乱根子。
《醉茶志怪》
天榜
邑先达邵君玉清，元旦梦有人牵一骑，状如骡，顶矗一角，促之骑。至一处，仿佛衙署。仰见悬榜，己名在第三，籍贯皆符。每名下均有批语，多不暇记，惟记己名下注“孝弟可嘉”四字。壁上有悬牌云：“二月初八日小直沽火。”视毕，其人复促之还。至家门，一惊而寤，乃粘条志之。至期，小直沽被灾，果如所梦。未几捷南宫，殿试鼎甲。
斩蛇将
武弁赵某，恶蛇，见辄杀之，众呼为斩蛇将。一日适野，丛薄间有大蛇粗盈握，赵击以刃，夭矫不驯，乃乘间断其首，蛇屈伸旋毙。弁归营，觉头目眩晕，体甚不快。因乘舆归家，夜卧觉有物如冰，横搭其腹，颇类蛇。急呼其母，取火照之，见有一无首大蛇，蜿蜒床褥间，血犹殷湿。母惊号，物忽不见。弁叹曰：“予不起矣！”因述其所为。母急延巫觋祈祷忏悔，巫作蛇语曰：“杀我抵命，谁惜汝饮食耶？”未几旋卒。
醉茶子曰：蛇虽毒物，苟无害于人，不必杀也。而蠢然之物，竟能报仇，可知素灵夜啼，青衣捣药，若非特出之人，焉能免于祸哉。
蓝怪
刘某，山左人，寄寓于津，夜卧吸烟，觉凉风飒然，肌肤起栗。怪而视床前，立一蓝面大鬼，冠服皆蓝，高几及屋，眉目悍怒可畏。张口向刘嘘气，便觉身冷如濯冰水，寒战不可耐。刘固武勇，拔佩刀逐之。鬼出寝室而没。归卧片刻，又觉身冷。视之，鬼又至，又逐之而没，已而复来，一夜不堪其扰，至天明始寂然。隔数日，复如前状，甚患之。或劝其移居他室，不从。不得已呼仆伴寝，鬼果不来。遣仆去，则鬼旋至。乃留仆越数日，鬼来如故，但仆无所见，惟觉冷耳。又招数人伴寝，而鬼仍至。刘形销骨立，委顿不复如前善斗矣。未几卧床不起，诸人亦惧而辞去。唯仆蒙被卧其侧；日渐危殆，无计可施。一夕，方撑拒时，见其亡母立床前，以身避蔽。而鬼高过其母，俯吹之，其虐益甚。自思遭此其祸，致忧及泉下老亲，不觉失声大痛，鬼退后三四步。已而复来，缠绕将半载，终以是殒命。
醉茶子曰：七尺之躯，意为鬼吹而殆，事亦罕闻。然太刚则折，势所必然。既无战胜之才，又无退避之意，其败也宜矣。而泉下慈亲犹来护庇，叹人之于子虽死不忘，为人子者当何如报其亲哉？顾孝念一萌，鬼即稍退，而终不能不索其命。得毋结怨已深，非小善所能抵者？非余之所知也。
魂归
邑陈姓从军南省，殁于战阵。家人得信，讳之，其妻某氏不知也。有友人并力归其柩，将至之夕。其妻与女寝，女忽梦其父浴血立其前，惊寤，呼其母。氏醒，仰见陈立窗上，浑身血污，片刻始不见。起唤其弟，诘之。弟不能隐，告之。举家悲哭。及天明，其友送柩至。噫！事亦奇矣。
醉茶子曰：慷慨从军，敢为身死，其英灵固不泯也。而魂随柩归，可见人之遗骨亦自郑重。故埋骨掩胔，仁人善政，是知通幽明之理者，其唯圣乎？
判官
邑绅某，性至孝，母殁已久，思念不忘。偶扶乩召仙，或焚以请城隍之符。乩书云：“吾城隍差役黄老也，奉命来问何事？”某云：“先母谢世多年，今在阴曹何处？得毋有所苦耶？”黄云：“不知，俟归查之。”遂退。越数日，又焚前符。忽窗外狂风骤起，屋中几案震响，沙盘飒飒，飞越作字，猛厉大书“判官到，索酒。”急供一大斗，须臾净尽。问何事见召，仍以母询。乩云：“已入转轮，可勿问也。”问：“黄公胡不来？”曰：“披奉公出差矣。速送。”众俱惊惧，焚符送之。遂罢扶乩之戏。
醉茶子曰：观此则轮回之说定非诬妄，而黄老之为神亦可信矣。予昔游武遂，有刘生能召仙。书符焚之，仙至。时有觋能走无常，亦在座。乩云：“诸君扶乩太劳，吾亦疲于作字，可遣彼口代予手可也。”觋乃作仙语。或问：“阴司信有之乎？”曰：“有。阴曹之赏罚必明，黜陟必当。凡负君之贼，败国之臣，当日受其爵、享其禄者，至此必罹其祸。昔日积善之家，修德之士，于世穷其身、厄其遇者，至此则蒙其福。阴曹所以补阳世之阙也。”问：“鬼犹念其尸身否？”曰：“人之生时，无尺寸之肤不爱，无尺寸之肤不养，岂魂既离壳，即不相关？无是理也。”问：“奢俭太过，皆有冥报。奢则宜矣，俭胡为然？”曰：“俭者廉，何罚之有？惟俭而刻薄待人，多生机械，贪婪取物，悭吝聚敛，鸟得不罚？”问：“宋儒无鬼之说固偏，释氏轮回之说非妄。然死即托生，往往见于载籍。顾此死彼生，转易之间耳，鬼安在？若云有鬼，必不托生而后可。若云无鬼，世之见鬼者比比，鬼之报怨报德者恒有，其故何也？”曰：“轮回之事，有当入不当入，与夫迟早先后之异。《传》云：新鬼大，故鬼小。非其验与？至旋死旋生者，不在此例。”问：“溺死缢死鬼皆求代，何也？”曰：“冥中恶人轻生，故不许速入轮回，非有代者不可，使知鬼趣之苦，所以警将来。”曰：“不离鬼趣，惟鬼知之，人未死，不知也。纵使鬼知悔惧，何以戒人不轻生？且缢或由己，若无意落水溺死者，非自轻生，何亦靳之不使托生耶？”曰：“天下无无弊之法，积重难返也。”问：“世之见鬼者，云多在墙阴厨间厨内，他处则少。然则鬼与人杂处于坐世矣。而何以死而复生者？有云路径生疏，或荒沙漠漠，又有云城郭衙署，是冥府矣。不知阴曹另有一世界不在尘寰耶？抻即在尘寰耶？然则即世之庙宇耶？”曰：“在虚无缥缈之间而已。”其所论近理，第云在虚无之间，必如蜃楼海市矣。惜予当日未之深究也。
天榜
邑先达邵君玉清，元旦梦有人牵一骑，状如骡，顶矗一角，促之骑。至一处，仿佛衙署。仰见悬榜，己名在第三，籍贯皆符。每名下均有批语，多不暇记，惟记己名下注“孝弟可嘉”四字。壁上有悬牌云：“二月初八日小直沽火。”视毕，其人复促之还。至家门，一惊而寤，乃粘条志之。至期，小直沽被灾，果如所梦。未几捷南宫，殿试鼎甲。
斩蛇将
武弁赵某，恶蛇，见辄杀之，众呼为斩蛇将。一日适野，丛薄间有大蛇粗盈握，赵击以刃，夭矫不驯，乃乘间断其首，蛇屈伸旋毙。弁归营，觉头目眩晕，体甚不快。因乘舆归家，夜卧觉有物如冰，横搭其腹，颇类蛇。急呼其母，取火照之，见有一无首大蛇，蜿蜒床褥间，血犹殷湿。母惊号，物忽不见。弁叹曰：“予不起矣！”因述其所为。母急延巫觋祈祷忏悔，巫作蛇语曰：“杀我抵命，谁惜汝饮食耶？”未几旋卒。
醉茶子曰：蛇虽毒物，苟无害于人，不必杀也。而蠢然之物，竟能报仇，可知素灵夜啼，青衣捣药，若非特出之人，焉能免于祸哉。
蓝怪
刘某，山左人，寄寓于津，夜卧吸烟，觉凉风飒然，肌肤起栗。怪而视床前，立一蓝面大鬼，冠服皆蓝，高几及屋，眉目悍怒可畏。张口向刘嘘气，便觉身冷如濯冰水，寒战不可耐。刘固武勇，拔佩刀逐之。鬼出寝室而没。归卧片刻，又觉身冷。视之，鬼又至，又逐之而没，已而复来，一夜不堪其扰，至天明始寂然。隔数日，复如前状，甚患之。或劝其移居他室，不从。不得已呼仆伴寝，鬼果不来。遣仆去，则鬼旋至。乃留仆越数日，鬼来如故，但仆无所见，惟觉冷耳。又招数人伴寝，而鬼仍至。刘形销骨立，委顿不复如前善斗矣。未几卧床不起，诸人亦惧而辞去。唯仆蒙被卧其侧；日渐危殆，无计可施。一夕，方撑拒时，见其亡母立床前，以身避蔽。而鬼高过其母，俯吹之，其虐益甚。自思遭此其祸，致忧及泉下老亲，不觉失声大痛，鬼退后三四步。已而复来，缠绕将半载，终以是殒命。
醉茶子曰：七尺之躯，意为鬼吹而殆，事亦罕闻。然太刚则折，势所必然。既无战胜之才，又无退避之意，其败也宜矣。而泉下慈亲犹来护庇，叹人之于子虽死不忘，为人子者当何如报其亲哉？顾孝念一萌，鬼即稍退，而终不能不索其命。得毋结怨已深，非小善所能抵者？非余之所知也。
魂归
邑陈姓从军南省，殁于战阵。家人得信，讳之，其妻某氏不知也。有友人并力归其柩，将至之夕。其妻与女寝，女忽梦其父浴血立其前，惊寤，呼其母。氏醒，仰见陈立窗上，浑身血污，片刻始不见。起唤其弟，诘之。弟不能隐，告之。举家悲哭。及天明，其友送柩至。噫！事亦奇矣。
醉茶子曰：慷慨从军，敢为身死，其英灵固不泯也。而魂随柩归，可见人之遗骨亦自郑重。故埋骨掩胔，仁人善政，是知通幽明之理者，其唯圣乎？
判官
邑绅某，性至孝，母殁已久，思念不忘。偶扶乩召仙，或焚以请城隍之符。乩书云：“吾城隍差役黄老也，奉命来问何事？”某云：“先母谢世多年，今在阴曹何处？得毋有所苦耶？”黄云：“不知，俟归查之。”遂退。越数日，又焚前符。忽窗外狂风骤起，屋中几案震响，沙盘飒飒，飞越作字，猛厉大书“判官到，索酒。”急供一大斗，须臾净尽。问何事见召，仍以母询。乩云：“已入转轮，可勿问也。”问：“黄公胡不来？”曰：“披奉公出差矣。速送。”众俱惊惧，焚符送之。遂罢扶乩之戏。
醉茶子曰：观此则轮回之说定非诬妄，而黄老之为神亦可信矣。予昔游武遂，有刘生能召仙。书符焚之，仙至。时有觋能走无常，亦在座。乩云：“诸君扶乩太劳，吾亦疲于作字，可遣彼口代予手可也。”觋乃作仙语。或问：“阴司信有之乎？”曰：“有。阴曹之赏罚必明，黜陟必当。凡负君之贼，败国之臣，当日受其爵、享其禄者，至此必罹其祸。昔日积善之家，修德之士，于世穷其身、厄其遇者，至此则蒙其福。阴曹所以补阳世之阙也。”问：“鬼犹念其尸身否？”曰：“人之生时，无尺寸之肤不爱，无尺寸之肤不养，岂魂既离壳，即不相关？无是理也。”问：“奢俭太过，皆有冥报。奢则宜矣，俭胡为然？”曰：“俭者廉，何罚之有？惟俭而刻薄待人，多生机械，贪婪取物，悭吝聚敛，鸟得不罚？”问：“宋儒无鬼之说固偏，释氏轮回之说非妄。然死即托生，往往见于载籍。顾此死彼生，转易之间耳，鬼安在？若云有鬼，必不托生而后可。若云无鬼，世之见鬼者比比，鬼之报怨报德者恒有，其故何也？”曰：“轮回之事，有当入不当入，与夫迟早先后之异。《传》云：新鬼大，故鬼小。非其验与？至旋死旋生者，不在此例。”问：“溺死缢死鬼皆求代，何也？”曰：“冥中恶人轻生，故不许速入轮回，非有代者不可，使知鬼趣之苦，所以警将来。”曰：“不离鬼趣，惟鬼知之，人未死，不知也。纵使鬼知悔惧，何以戒人不轻生？且缢或由己，若无意落水溺死者，非自轻生，何亦靳之不使托生耶？”曰：“天下无无弊之法，积重难返也。”问：“世之见鬼者，云多在墙阴厨间厨内，他处则少。然则鬼与人杂处于坐世矣。而何以死而复生者？有云路径生疏，或荒沙漠漠，又有云城郭衙署，是冥府矣。不知阴曹另有一世界不在尘寰耶？抻即在尘寰耶？然则即世之庙宇耶？”曰：“在虚无缥缈之间而已。”其所论近理，第云在虚无之间，必如蜃楼海市矣。惜予当日未之深究也。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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